超主权货币的概念由来已久。知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上世纪40年代就提出世界性中央银行的思路。但自金融诞生，就有观点认为，货币权和主权是难以割裂的。马克思曾提出，货币附带主权的色彩，货币的版图就是政治的版图。如今，当一个关于货币和主权关系的突破性实践在当代历史中遭遇危机的时候，欧元，这个寄托着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大一统梦想的流通货币，显然遇到了关卡。

　　即将举行的G20峰会上，欧债危机将作为重点讨论议题，但各方都清楚，不会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明确方案。欧债危机不单是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一批欧元区国家的债务问题，也不单是世界或者欧洲经济低迷的问题，解决问题从根本看需要拉动经济、控制支出，而从技术上，欧元区政治和财政、货币政策需要有效治理。简言之，欧元机制经过这些年的运行，已经出现病灶，而诊治的方式、力度和效果，将决定欧债危机的出路。

　　诊断欧元，我们试着从欧元的最初的理念和框架设计去探寻。

　　法国前外长舒曼1950年曾有一次非常著名的讲话，当时欧洲才从世界大战的阴影中脱生，百废待兴。舒曼说：希望一个经济的联盟，一个对战略资源的共享，使得国与国的战争不再可能。基于战争的原因和教训，这一理想有着合理的成分。在国家在资源、财政、货币、市场等方面紧密地一体化地联结，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候，相互就为战争的发生设置了内因性的制动装置。

　　一体化，是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多层面全面互动融合的过程，反映在经济层面，以财政联盟和货币联盟为核心体现，是一体化发展的高度成熟阶段，欧元，则是欧洲一体化这一阶段的体征。

　　欧元的好处是明显的。欧元启动以后，统一货币与统一市场的共同促进无疑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并提高了欧洲共同体的竞争力；能够减少欧洲内部矛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更具体的，欧元的使用，不仅简化了手续、节省了时间、加快了商品与资金流通的速度，而且还会减少数百亿美元的兑换和佣金损失，降低了成本，增强了活力。

　　从政策设计上,目前的欧元机制显然还是夹生的。欧元区的货币政策交由统一的超越成员国的欧洲央行制定。欧洲央行在政治上保持独立，负有维持价格稳定的职责，但不负责、不干预财政政策。各国银行业的运营和金融市场监管的职责和权限也交给了各国政府。在这样的政策设计下，欧元的诞生其实只是初级货币联盟的形成，不仅欧元区在货币政策和权限上还需要完善，财政联盟更被留待以后处理。

　　这样便产生了担忧，认为在货币和财政与欧元区层面脱节的情况下，会产生消极的结果，比如，当成员国财政出现问题，货币机制将左右为难。为此，一些防范措施得以建立，首先是《稳定与增长公约》的产生，设立了各国控制财政赤字在GDP3%之下、债务水平控制在GDP60%的硬性规定；确立了欧洲央行的独立性，禁止其为各国财政赤字融资；同时确定“无救援”条款，要求各国政府为各自财政负责。看起来不错，但过去十年多的情况怎样呢？首先也是要害的是《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失效，即便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希腊一直没有遵守3%的限额，其他国家包括意大利、葡萄牙甚至德国、法国，也都出现犯规。债务水平的控制更是无法贯彻。更要命的是，当犯规成为流行，没有黄牌警告，更没有红牌罚下。

　　就像一只江中的龙舟，在平稳快速运行时，团队是容易协调的，每个人都或者用力或者偷懒，和着节拍往前划行；但如果龙舟失速，或者发生偏向，打乱的节奏便很难协调，而且每一个划手难以独善其身，既不能独自前行，也无法跳船而去。当下的欧元区，就像那只失去速度和方向的龙舟。

　　现在需要关注两个国家。在即将举行的G20峰会上，德国将成为众矢之的，包括美国在内，都希望柏林决心大点，步子大点，但默克尔的态度明确，先把既有的欧元政策做好，再谈政策和措施的改动。本周末将举行的希腊议会选举，看支持和反对救助协议的政治联盟谁会获胜组阁，其实选举结果顶多是一剂镇痛药，无论怎样，都无关希腊和欧元的最终前途了。正如日内瓦经济学家鲍德温所言，习惯了懒散的希腊不该睡到欧元的行军床上。如今，登记了编号的行军床难以撤除，“病孩子”希腊也坏梦连连，苦熬暗夜，不知晨曦在何时。

        本文作者夏文辉系国际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