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中国发展的理论尚未被国际经济学界科学冠名之时,一般粗略地认为,中国走的就是“中国道路”,或曰“中国模式”。但仅仅从纯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辉煌是有局限性的,它值得我们从更广阔的时空角度深深回味。 一是独特历史文化底蕴呈现的张力。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经历过无数王朝的盛消兴替。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治国、促进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有辉煌也有曲折。特别是十年内乱时期经济面临崩溃,与西方世界长期未有往来,但动乱十年并没有泯灭亿万民众自强不息的价值精神。一种面向发展的巨大能量反而不断积累,一遇适当机遇可以爆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做出之后,这种爆发终于发生。恩格斯曾言:“没有哪一种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也契合“祸兮福之所倚”的东方哲学。对中国而言,更是真实写照。中国过去遭遇过巨大的动荡,更深知稳定与和谐之可贵;经历过长期的贫穷落后,更明白需要永续发展的真谛。 二是上善若水,以德报怨,有容乃大的思想境界。近代屈辱的历史遭遇并没有改变中国人良善的思想境界。中国曾是残酷的丛林法则的受害者,但并没有对旧敌宿怨充满敌视。开放前后中国即全方位显示战略善意。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有坚守,也有调适,以寻求向前的节奏。即使西方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心怀警惕,搞些遏制与围堵,但中国不出一时之气,不逞一时之能,一直抓住历史发展的战略机遇改善人民生活这个要务不动摇。比如,中美关系风风雨雨,但双边经贸关系却一直向前发展,两国人民均受惠于此。斗不为破,而为转圜。坚持原则,不失灵活。中国面对别人叫板时也是如此,而灵活性不能视为“缺钙”的代名词,中国不想偏离发展的主线。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勇气。 三是强大的制度优势及与时俱进的发展模式。“集中力量干大事”这句话很难过时。尽管西方对中国体制横竖看不上眼,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常见常新,与时俱进,充满活力。集中力量搞建设,不折腾,实现共同富裕在中国是举国共识。中国民众心态上也逐步接受市场经济安排,这其中,政府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措施有效调控收入分配,使发展成果更能广泛惠及人民。虽然不乏亿万富翁者和被边缘化人群,但政府强调公平正义、社会管理,和谐发展等,将逐步推动中国普通民众收入稳步提高,过去一般民众何曾奢想购房、买车等,但在今天,已成为普遍现象。 四是更早、更实地抓住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中国在20世纪后期全球化到来之前即已热身,做足了预习。在全球化展开之际,中国已有先农村后城市,先农业后工业,先沿海后内地的尝试经历,继而可以乘势顺推大范围、高层次与宽领域的改革开放,使发展具有渐次推升的不息动力。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决策者能充分依据国情,坚持以我为主渐行开放。在走出去谋求发展的外部依托方面,中国强调国家利益,也尊重别国利益,故能互利共赢,共生发展。 由此可见,中国模式并不仅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也包含了更多文化、历史、思想、制度等多方面的内容。美国著名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在后欧洲中心的全球现代性的诸多竞争性模式中,受到关注最大的是中国模式”。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模式在当今世界将日益显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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