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北京早年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侯隽同志组织撰写了《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一书。她来看我时,恳请我为这本书作序,我无法拒绝她的要求。侯隽同志是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生前一直关心的一位下乡知青,因为工作关系我们早就认识,后来又成为朋友,几十年来往不断。她的这本书稿,浸透了那一代知识青年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厚感情,也使我想起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当年对知识青年关心的一些往事。 其实,国家有计划地组织城镇知识青年下乡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开始了。那时候,在河北省的宝坻县有3个出了名的姑娘,其中就有我所熟的侯隽同志。侯隽下乡的1962年正是我们国家遇到3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她当时插队既非组织安排,又在农村举目无亲,一个不到20岁的小姑娘独自在乡下生活,自然困难很多。除了生活中的困难,一些人的冷嘲热讽也给侯隽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因为那时候下乡的知青寥寥无几,因此她的苦闷可想而知。恰在这时候,周恩来总理知道了北京女知青在河北农村落户的事。他马上对知识青年下乡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支持和鼓励。周总理说:这是一个方向,青年一代就是要下乡。随即,他派专人去了侯隽落户的河北省宝坻县窦家桥大队过问她的具体情况,还要求当地各级组织帮助这个城市姑娘在农村锻炼成长。周总理的关心,不但令侯隽十分感动,也使我们这些在西花厅工作的同志备受教育。而侯隽同志也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后来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面旗帜。
![]()
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批北京、上海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奔赴新疆、宁夏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作为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周恩来同志对这些远离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十分关心。1965年7月5日,周恩来总理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视察,在这里,他专门接见了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鼓励大家扎根边疆,努力搞好农业生产。周恩来同志详细询问了青年们的思想、文化、工作和家庭等情况,特别鼓励那些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的青年们说: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要看他们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就会有光明磊落的前途。周总理的话,温暖了很多知识青年的心,使他们日后成为建设新疆的骨干力量。1980年邓颖超同志出访法国回来到新疆时,也特意去了石河子。2005年,我曾经到新疆的石河子市参观,见到不少当年的上海知青,他们至今未忘周总理当年叮嘱过的六句话,把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当成了自己终生为之努力的目标。在石河子市的垦区展览室,见到了周总理当年给知青们的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 1968年12月22日,结合当时形势,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接着全国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学生争先恐后走向农村或者生产建设兵团。 由于没有经验,在大批知青上山下乡后逐渐暴露出不少问题,国务院信访部门不断收到知青的来信,反映他们上山下乡后的实际困难,比如生活环境恶劣,生产关系落后,极“左”思潮泛滥等等。对于这类信件,我们也呈报周总理,总理看过后十分重视,批示有关部门调查,并将调查意见直接反馈给他。周总理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存在的问题不少,他们在艰苦的环境里生活非常不容易。”他要求国务院统一解决知青问题,制定出相关的政策和方法,切实解决知青的实际困难,把这件关系到千家万户百姓利益的事情处理好。事实上,正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建议下,经中央研究,国务院专门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负责知青的管理并统筹解决他们的具体困难。多年来,正是因为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存在,才使无数上山下乡知青及家庭感到了宽慰。 周总理工作很重,有时为了稍事休息一下脑子,他就会写写毛笔字。一次,他看到一位知青填的一首词,认为写得不错,就提笔抄了下来:“壮志今酬,农村显身手。哪怕汗浸衣衫透,春种又秋收。担起千辛万苦,风狂雨骤何愁?!看来日麦香禾壮,把生活织成锦绣。”一位国家总理抄录一个不知名的中学生因参加农业生产而填出的新词,本来就令人感动,而周总理之所以抄录这首词,也说明他老人家确实是从心底表露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关心与厚望。 40多年过去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成为一页翻过的历史。但是,我们无法否认,正是那段坎坷经历,才使许许多多当年的知青成了今日共和国的栋梁之材。数数看,如今,在为数不多的高级领导、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企业家和众多事业有成的各界名流中,有许多都是上过山下过乡的知识青年;在千百万平凡劳作,为共和国繁荣富强无私奉献的普通人中,更有许多都是上过山下过乡的知识青年,那段历史留在他们身上的烙印已经成为一笔宝贵的历练财富。 侯隽等同志怀着深厚的感情记录了那段难忘的岁月,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这本书不仅可以使读者了解到周恩来总理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高度关怀农村的建设,关心知识青年的成长,而且可以从这个角度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感谢侯隽同志及本书所有的作者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赵炜原为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的秘书,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