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农民付育华的身世
33岁的付育华是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的一位农民。1973年，刚刚出生两个月的付育华被送给了延川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那时，他的亲生父母没有结婚，他们的身份是北京知青。
三年后的l976年．在这个中国历史永远也无法淡忘的年代，付育华的亲生父母结束了8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活，回到了北京。公开的资料显示，在1968年底，有2.8万名北京知青乘坐“东方红号”专列来到延安。
付育华的养父母告诉他身世的同时，曾十分大度地对他说，他可以到北京寻找亲生父母。但付育华没有这样做，他不愿离开养父母。
“谁不愿意认自己的亲生父母呢?”付育华说。不去北京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回北京后是否结婚了，“如果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家庭，我的出现只会给他们惹来麻烦。”
从至今依然留守在延安市的部分北京知青那里，付育华了解到亲生父母当年的一些事情。
他的父亲因为出身不好，插队后经常被作为“活靶子”——“斗私批修”的对象。有一次，几位一同插队的知青嘴馋，怂恿他的父亲偷来老百姓家里养的一只狗，杀了吃肉。等大家吃完了，又以此为由对其进行“斗私批修”。付育华的母亲看不过眼，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
1973年初，当地知青统一检查身体时，付育华母亲肚子里的秘密再也藏不住了。管理知青的干部找到她，轮流做工作，要她告付育华的父亲强奸罪，并允诺她可以提前调回北京。但母亲始终坚称那是她自愿的。
“那时候的男女关系抓得很紧，好多人因此进了监狱。”在延安市黄陵县插队的北京知青于光云对记者说。
于光云曾有过类似痛心的经历。一位同来插队的知青和他谈了两年多的恋爱后，肚子慢慢大了起来。在怀孕已经八个多月再也无法拖下去的情况下，于光云回到北京提亲．结果被对方的父母一顿臭骂，赶出了家门。在父母的陪同下那位知青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1975年，于光云和黄陵县的一位女子结婚。这一决定，让他返城的愿望彻底破灭，成了一名真正的陕北人。唯一显示他身份的，是他那一口纯正的北京话。
于光云家里的炉子上，经常炖着肉，香气四溢。
“周围的人常说，我们北京人光为嘴活着。在这里，一个礼拜吃一次肉就有人说闲话。”于光云说。
一句玩笑促成的婚姻
留守黄陵县的北京知青汪桂兰的婚姻是一句玩笑。
1972年的一天．有干部问汪桂兰，这么多知青都搞对象，你怎么也不谈一下?要不给你介绍一个老陕?
汪桂兰笑了笑说，只要有人要就行。没想到第二天，对方竟然真领来一个小伙子。
1974年1月，汪桂兰结婚。但因为双方工作单位相距百余公里，两人分居17年。在1979年知青大返城的时候，汪桂兰也动过回京的心思。汪桂兰是北京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北京市教育局当时连续给她来过四封信，希望她能回京执教。但汪桂兰犹豫了好长时间后还是放弃了。
因为工作努力，汪桂兰于2000年被评为延安市劳动模范。2005年初，汪桂兰从黄陵县幼儿园党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转而被聘为该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宣讲员。不论是从家庭还是工作来说，汪桂兰在留守知青里，很受大家的羡慕。
“你不要结婚!”
上小学以前．袁京红一直把自己的奶奶叫妈妈。该上学时。奶奶让她改了口。
有一次，袁京红和同学吵起架来，同学说她没有妈妈。她哭着跑回去问奶奶， “我为什么没有妈妈?”
奶奶告诉她，她的妈妈在她八个月大的时候去了北京。
“那时候，我就开始恨我的妈妈，她怎么不管我，为什么非要走?”袁京红说。为此，她自作主张，改掉了妈妈给她起的“京红”这个名字。
袁京红的母亲是当年插队宜川县的一名北京知青。在和当地的一位农民结婚生下袁京红不久后，她得到了一个返城的指标。
1995年，袁京红收到北京的外公来信，得知她的妈妈在回京一年后就精神失常。
随后，袁京红去北京．见到神情呆滞的母亲。
外公告诉她，母亲回到北京后，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压力很大，另外，自己的娃娃被丢在了陕北，对她的打击也很大。
两年后，袁京红结婚的前一个月，和男朋友一起再次去了一次北京．她想让母亲看一看自己的对象，没想到，母亲告诉她——“你不要结婚!""
从北京到延安 路途是多么遥远
赵纯慧生于1949年，北京99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 “文革”开始不久后，她的父
亲因“反革命”罪被抓进监狱，母亲因此发疯。l968年底，在街道干部和学校领导的再三动员下，赵纯慧以“反革命分子”子女的身份来到延安市宜川县寿丰公社插队落户。
插队第一年的春节．大部分知青都回北京探亲了，但赵纯慧没有路费回不去。家人给她寄来30块钱，让在当地过年。赵纯慧舍不得花，把钱藏在席子底下。有一天，她仅有的30块钱突然不见了。赵纯慧步行近百里到县上给管理知青的干部反映了情况，但还是没有找到。那件事发生后不久，赵纯慧就精神失常。
为了照顾赵纯慧的生活，在几级党委的批准下，赵纯慧被组织安排嫁给了当地的残疾农民李根管。李根管大赵纯慧很多，是一名以放羊为生的老光棍。1986年，按照有关政策，李根管被安排到乡政府种菜．，由一位放羊娃转为正式职工。
“能吃上皇粮，这是我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李根管坦言， “我们这里很流行寻知青当婆姨，有个顺口溜就是‘纸烟不好是大前门!老婆不好是北京人!’ ”
赵纯慧结婚后，生了三男一女四个孩子，生活极其艰难。后来，长期关注知青生活的著名纪实摄影师黑明对留守知青赵纯慧的生活进行了报道，引起社会关注，赵因此得到一些资助。
据一些至今还留守在宜川县的北京知青介绍，赵纯慧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工程师，她小时候曾受过良好的教育，“能歌善舞”。
对于记者的采访，赵纯慧只是傻傻地笑，只有提到北京或者一些她所熟悉的知青的名字时，她的眼神才会流露出些许光亮。
精神失常后，赵纯慧再也没有离开过寿丰乡。
《嘹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52期 孙春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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