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明

　　1964年生于陕西延川。天津工艺美术学院毕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在中国美术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等地举办过多次影展。出版过多部摄影集。现在中国石油文联工作。
　　1994年，黑明动了拍摄《走过青春》百名知青报告摄影集的念头，1995年1月他去了陕北，在曾经有过近3万名北京知青的延安地区开始首次采访拍摄。此后的节假日，他几乎都是和知青一起度过。将近3年时间，耗费3万多元，黑明用100张技艺精湛的黑白照片，100个人的悲欢故事，令我们为之动容。

　　孙居勇  北京69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姊妹7人中5个先后上山下乡。他随哥哥到陕西甘泉县王坪公社插队。第二年，村里推荐他到延安食品厂接受工人再教育，从此吃上商品粮，还认识了北京68中学七零届初中毕业生、“反革命”的女儿方露璐，不顾一切与她结婚。由于出身问题，多次招工方露璐都没走成。1975年底她终于回到北京，在大栅栏纸品加工厂工作。5年后，孙居勇调回河北，又5年后辞掉工作来北京，贩西瓜，当小工，倒垃圾，糊信封，1994年，买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在前门大街接送游人。“吃喝没问题。”

　　韩天佑  北京长辛店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到陕西洛川县土基公社南太刘庄插队。1971年底招工进延安丝绸厂，抽丝10年后，烧锅炉至今。1985年落实政策，当地政府为他妻子和两个孩子办理了城市户口，半年后妻子另有所爱，带走了小儿子。第二个妻子比他小10岁，婚后有了一个女儿，在当地政府给她和孩子办理了城市户口后，带着家里仅有的2000元存款和女儿，跟别的男人走了。

　　周德生  北京清河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父母参加过“一贯道”组织，因此他在学校备受歧视。1969年他主动要求到陕西延安县永坪公社插队，两年后到县陶瓷厂当了土工，攒了近百元回京探亲，钱花完了，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用了7天时间回到延川。1974年，老厂长给他介绍了一个怀抱女孩的妇女，婚后不久，陶瓷厂倒闭，他进了县水泥厂。女儿降生时，水泥厂又倒闭，县里照顾他到县政府烧锅炉。1994年提前退休，带着一家回到北京，住进父亲留给他的不足10平米的平房，用仅有的800元买了一辆三轮车给人拉蜂窝煤。

　　刘啸清  北京138中学六六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他和弟弟被分配到延安县柳林公社廿里铺大队，1972年招工进了延安粮油加工厂，在那里干了22年，1994年加工厂停产，厂领导照顾他到家属院当“保安”，工资127元。他的农村妻子无业，在农贸市场摆摊卖馒头，他平时没事就去给妻子帮忙。

　　赵纯慧（右二）  北京99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父亲是工程师，“文革”开始便被抓进监狱，母亲发了疯。弟妹年幼无人看管，她想留下照顾家人，却被街道干部和学校领导天天上门动员插队，没几天就去了陕西宜川县寿丰公社落户，第二年患了精神病，当地干部安排她同本村残疾农民李根管结婚，婚后有3男1女。“6口人每月300元，很困难。”

　　龚凤海  北京垂杨柳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到陕西黄陵县侯庄公社插队。1979年调回北京一家建筑公司开车，因为不习惯，又申请调回返城前的工作单位——某劳改农场。十多年后，又想回京，在仅有的一次转干考试中名落孙山，妻子也与他离了婚。现在他在监狱门口当看守员，因为寂寞，发工资后，买了6本美人挂历，撕开了，一张张全部贴在墙上，无聊的时候独自欣赏。

　　蔡玉珠  北京57中学六八届高中毕业生。在她的召唤下，当时全班15名团员中的13位去了陕西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插队落户。她跟村民上山送粪，挑得最多，跑得最快，扁担连续压断了两根。平时她早晨带领知青做广播操，晚上组织学习“老三篇”，1970年被县委招收为妇女干部，随后任县妇联副主任，1979年底被任命为宜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81年3月，她去医院开了一份“克山病”的证明，回京成为一名待业青年，后进入阜外街道办事处工作。

　　王桂生  北京80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自愿去陕西黄陵县隆纺公社接受再教育。1971年抽调到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1975年底，托熟人进了延安丝绸厂，两年后和恋爱8年的黄陵县百货公司女知青王桂芳结婚，婚后调回黄陵县文化馆从事文艺指导工作并兼搞摄影。1983年，他和王桂芳将回城手续报到朝阳区知青办，知青办说他们本是兄妹，冒充夫妻。1988年调到老家河北新城县文化局，第二年将妻子转回北京，1991年他也在京城落了户。曾被北京长城机电科技生产公司聘为宣传部长、高级副总裁，一年后公司倒闭。他办了一个摄影服务部，边照相，边卖冰棍。

　　韩荣宪  北京西颐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初插队到陕西延川县禹居公社驮家岔大队。在一个冬天上山砍柴中不幸掉入30多米深的“天窖”窟窿里，致使大脑严重损伤，经过一年治疗，还是失去了正常的思维，住在延川县政府一间堆满垃圾的小屋里。

　　林岚  北京77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1969年初自愿来陕西延安县黑家堡村插队，很快与一名女知青相爱，为此，被扣上破坏上山下乡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判刑10年，8年后释放，后平反，1981年被分配到县外贸公司工作，后调到延安油矿管理局工作。他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恋爱谈得太早，浪费了10年的青春。要不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