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代知青，我对知青题材的作品分外留意，那是非常自然的。我的知青岁月在内蒙古大漠中磨砺，对包含着黄河落日、大漠孤烟气概的作品多一分关注，大概是免不了的。一旦当年身边的战友写出作品来了，我总要油然而生先睹为快的念头，也算得上人之常情吧。龚晓村是当年内蒙古建设兵团三团的女知青，我所在的一团与之相邻，我很早知道她的名字，但像眼下读《红牌坊》那样一口气读完她描写上一代“青年典型”的合集，还是第一次，而且对“知青著作”有了若许新的感想。

　　“知青”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群体的名称，现据专家研究，总数达两千万之众。以“知青”为主体的“上山下乡”运动，起于50年代中期，盛于“文革”，其中有许多典型人物涌现，在当时远远超过“万众瞩目”的程度。龚晓村著作的意义，在于当这些人物驾生命之舟在时光长河上渐渐远去，渐多背影的时候，她飞奔向前，请她们留步，和作者一道拂去曾经过于亮闪的光环，心态转向从容，语言变得朴实，叙述追求真实，结果刻录下她们曲折的脚步和更为完整的人生。

　　书中的主人公都是女性，作者也是女性，而且是知青。因此作者在刻画她们时笔下的自信潺潺流淌，飞珠溅玉，谁也挡不住。老知青吕玉兰、“插队”时嫁给当地农民的大学生白启娴、山西杜家山的女知青蔡立坚，还有身残志坚的戴碧蓉。在她们声名远播的时候，龚晓村是茫茫大漠一小丫，于劳作之余灯下自学。她不会忘记这些人物对一代“知青”的引领，于是她追上去，和这些主人公一道，用火热的文字，竖起《红牌坊》，留给时代一个完整的记忆。

　   何以这样说？因为《红牌坊》中的首篇文章写的是流散在青海、甘肃的红军西路军女战士，她们悲壮的身世，使读者可以由此触摸共和国在血海中诞生时滚烫的身躯。在她们身上，一个知青的思路延伸了，向历史延伸；一个知青作家的思维深化着，向生活深处开掘。我，作为龚晓村的战友，则更理解她付出的努力和艰辛。

 

作者心里话:记住她们，记住她们！

      在“韬奋奖”得主、著名出版家刘硕良先生的精心策划和打磨下，尘封已久的女性命运特写集《红牌坊》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我愿意做这本书的第一推荐者，因为准确地讲这本书的实际作者不是我，而是饱蘸生命赤诚书写人生的她们。

      书中最早的发表稿距今已有十八年之久，因为版面限制留下了诸多未了情。这些题材在心中蕴藏的时间愈久，对她们的感悟便愈发深刻，总觉得这是我们中华女性的一笔宝贵财富，应该为后来的年轻人所知道。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无从知道，因为这些已属人生旧闻，谁人肯为其开发布会呢？此外与之擦肩而过的一代人宁可忘掉她们，因为在那特殊年代都每个人都曾有过痛彻心脾的伤心。时代演进，萦回推荡，光阴一直推到了今天她们的故事依旧动人，这便应了《庄子》一句话：“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我是个幸运者，当年不仅采访了她们而且大家很知心。我也是一个执著者，这些年常常用心灵与她们“交谈”，始终被她们震撼得有种不吐不快的感觉。终于，她们如今又回到了更多人的脑际！

     真想您们啊，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又用血肉之躯续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西征，之后流落在大西北荒山野岭在清贫中度过一生的西路军女军人：带领战士们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营长方金莲阿奶，誓死决不低头的连长黄家力阿奶，从万人坑里爬出来要寻找队伍的姚自珍阿奶，把敌人搅和得惶惶不安的“小虼蚤”何芝芳阿奶，已经听不懂汉语异化为撒拉人的苏贵莲阿奶……

 

     我15岁当知青时很激昂，那是因为前面有榜样：15岁在出任农业合作社社长的回乡知青吕玉兰大姐和“文革”中上山下乡先驱者北京知青蔡立坚大姐。

     直到采访时我才理解了曾为中国第一位正职女省委书记的吕玉兰喜欢荷花、善画荷花的生活态度。由于赤诚和耿直，她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政治生命四次大起大落。一生都在吃苦、吃屈、吃亏中度过，但她始终是那么坚定顽强地向前走着。即便在她高官生活中曾有的拮据也让今人瞠目：省级干部窘困得在家里吃老父亲从街上捡回来的菜帮子！

      立坚大姐见我的第一句话则是：“你们恨我吗？”我说：“不恨。”我们都哭了。我知道她说的“你们”指的是我们这一代知青，在那个年轻人上学无路就业无门的年代，上山下乡投入农业建设是多少有志青年的主动选择。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她、凝听她，她那侠肝义胆的生和死的壮烈故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作为白启娴命运的最早追访者，我对这位女大学生嫁给农民的情感波澜、人生态度有了更深一层理解。人们对爱情的起哄嫁秧、乐于窥测私生活、乐于对他人家庭事务的说长道短自始至终折磨着这对为人忠厚的夫妇，对将其树为“反潮流”英雄的造假新闻行为也更加令人痛恶。

 

     书中唯一健在的就是我们共和国英雄谱上最年轻的小英雄戴碧蓉。10岁的小姑娘从铁轨急速行进的车轮下救出3个小朋友是新闻，曾被医生判了死刑、在左臂左骨盆截掉后勇敢活过来是新闻，但当常年忍受着一切难以忍受的各种人间痛苦自理自立以后，却被人们遗忘了——结识小戴后，我始终被她习以为常的一个个大故事和小细节震撼着。至今她依旧是中国残疾人自强自立的一面旗帜，我觉得她的刚强、豁达、清贫中依旧实实在在要为人民做事情的善良，也应该是绽放在所有公民心中的一碧芙蓉。

       ……

     哲人说，一个人不了解生下来以前的事，那他始终只是一个孩子；历史为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提供了最好的培训。我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敢于堂而皇之、坦坦荡荡地忘却曾经不惜用自己血肉之躯为其奠基的人们，无疑将是她的最大悲剧。我想这也是硕良老先生竭力做这本书的初衷。

     牌坊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我愿意把这些女性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染红的鲜红牌坊展示给大家。因为我从来就不认为盲目效仿用钞票堆砌的各类明星是当代青年的奋斗出路，更不认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雷锋和她们都没有做过将军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