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五年前的4月11日，作家王小波突然离去。他生前并不很有名，死后作品却风靡全国，影响了一大批读者，直到今天仍如是。为什么他会有众多的追随者？因为他有趣。因为他纯粹。 我第一次看见王小波的名字，是在海淀中坞村的简易租书点里——如今这样的租书点已经看不见了——《黄金时代》和武侠小说混在一起，还是盗版的，足以说明王小波身后哀荣。王小波到农村插队时，带去一本《变形记》 ，结果真的变了形：“像一卷海带。” 后来他赶上了“比较好时代” ，可以读到更多的书和写书，虽然写完了还要放在自行车上，到处推销。假如王小波还活着，他考虑的将是别的问题，比如某个网站又来烦人了，要不然开个微博，就在那儿撂着，不说话。我觉得这种可能很大，他也不会打名人口水仗，例证是，他常收到谩骂性的退稿信时“总善意地想，写信人准是挨了领导的骂，找我撒气。” 我这么说话似乎有些轻佻，在他去世十五周年的时候，行文应该沉重，但我想，王小波于地下，他一定赞同我，他说过“不管什么书（文章） ，我都希望它不太严肃” 之类的话，他的文章亦如此。为人为文，他追求智慧与趣味。这两样，大致上，中国人都不缺乏，奇怪的是一旦计较起来，就觉得中国人的智慧与趣味好像跑偏了。 在《智慧与国学》里，他把源于西方的智慧比喻为驴，驴来到中国的草原上，就将中国的马群“惊炸”了。限于那篇文章的主旨，王小波重点谈了西方科技智慧（思想） ，也说到了兴趣，西方智者有个毛病，“总要把自己往聪明里弄的劲头儿” ，即“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干” 。 但在“比较好时代” ，又有什么与利益无干呢？一个社会，过分计较A，那么C、B就不会太上心。王小波推崇罗素，今天的中国，也说得上是“参差多态” ，但是不是幸福本源就不大好说了。平心而论，这参差，是基于物质的参差；多态，我看快变态了。这么说肯定有人不高兴，就像当初有人读王小波一样。但我绝非暗自与王小波等量齐观，实际上，我视其为老师。王小波的杂文，按照他模仿罗素说话的方式就是：一，人长脑袋不是为了戴帽子，二，告诉别人，你长了脑袋。 我明白长脑袋不是为了戴帽子的道理很多年，但从来没像王小波想得那样细致。 也有些人以为王小波的小说不够好，杂文虽好但算不上有思想深度，他是文学家，但算不上思想家。王小波生前有志于小说，但人们记得最多的还是他的杂文。这恐怕是反驳那些人的最好例子。他说过这样的话，“假如在七十年代，我能说出罗素先生那样充满了智慧的话语，那我对自己的智力状况就很满意，不再抱怨什么。实际上，我除了活着怪没劲之外，什么都说不出来。” 认为王小波只说了一些常识的人，其实还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况且，这些常识就是一班王小波们的启蒙，才在今天成为常识，又何况，中国人德性是这样：道理上好容易弄明白，做事时又难得糊涂起来了。 王小波举过一个例子，七十年代，有知青为捞被水冲走的电线杆淹死了，人们讨论的结果是，“国家的一根稻草落下水也要追” 。八十年代，人们的反应就有些变化了，大学生为救老农牺牲，个别人就认为不值。又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就女性遭遇强暴，为保命而放弃反抗对不对争论过一阵子。这些事归根结底是一回事：生命的价值究竟如何体现？王小波的杂文，其实写的就是这么一档子事。这事无论写多少字都不嫌多，古往今来的多少书、多少艺术，都在变着法琢磨这事。据说有的先贤彻悟了。我读王小波，没觉得他琢磨透了，但他琢磨出一条，就是做人做事要“智慧、有趣” 。“我活在世上，无非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王小波杂文里的那些趣事，他未必真的觉得有趣，乃至相反，甚或悲凉。此等境遇，远的不说，民国那时候的一些文人就已经历过了。如此说来，王小波的一生并未成功。 我对王小波抱有天然的好感。他大大咧咧的样子，乱七八糟的头发，皆是我心目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外貌。凡事计较，却以平和的态度；讲大道理，但让人读着不累。这迥乎我年少时的经验，和我计较讲道理的不是老师就是父母，却极少态度和蔼，有趣就压根没有。以至于后来形成了有趣是我读书的第一标准。我喜欢连岳、刀尔登、李海鹏和刘瑜的杂文，他们即使不是王小波的学生，也属一脉相承。 王小波所论，不一定都正确，他说那是他的一些恳求而已。他认为中国不乏明理的人，为自身清白计，不愿发声。而另外的沉默的大多数，很大一部分是在装傻。如今装傻的人越来越少了，这是“比较好时代”的一个现象，同时，只谈事、不针对具体人的态度愈加稀缺了。有个广告语，“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说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比较好” 而非“更好” ，是因为“比较好” 的比较对象可以选取任何时代和社会。王小波批判的那个时代，是他身体和思想都需要健康成长，而并没提供相应环境的那个时代。今天我们再去和那个时代比较，只能说明我们没出息。那么我们去和谁比较呢？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追求、实现怎样的一个时代呢？它的衡量标准恰好又散落在王小波的杂文里。你若读不出来，找不到，我给你出个主意，买顶帽子戴上试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