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间有两个阿城。一个是以小说家身份名世的阿城。1984年4月，阿城的《棋王》发表于《上海文学》，凭借传奇故事与古典白话小说的笔墨震惊文坛。随后的《树王》《孩子王》与之合称“三王”，在当代文学史中被描述为“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三王”也成为阿城最著名的标签，锚定着他在当代文化版图中的位置。但熟悉阿城其人的都知道，他当然不是一位职业小说家，“他既能画画、拍照，也擅写小说、随笔、编电影剧本，还有烹调、修护家具、组装汽车等好手艺。”如斯全才，仿佛过着多重人生，被盛赞为“难以被化约的文艺复兴人”或“坐拥世俗却清明谦冲的智人”，乃是当代文化界传说般的存在。
不管是被简化为“三王”的作者，还是被传奇化为杂家与智者，若拥有一番知人论世的耐心，便会发现双重形象下，阿城的核心追求始终如一。如他所说，“我最感兴趣的永远是常识”，“我们共通的财富是世俗经验”。无论是讲故事，还是“游于艺”，牵动阿城身心的，无外乎日常经验与凡人俗事。在他眼中，生活可谓“遍地风流”。台湾作家唐诺回忆说，阿城在台湾旅居期间，导演侯孝贤安排他住在山里，事后阿城提出异议，下回能否住在永和豆浆楼上？只因为他无比热衷于那个“更火杂杂、更热闹有人的世界”。
 而在所有世俗经验中，阿城对于“吃”的描写与体认，可谓浓墨重彩且寄托遥深。他在《棋王》和许多随笔中，有着不少精到论断。汪曾祺在对《棋王》的评论中认为，文学作品里写吃得很少，而“阿城是一个认识吃的意义，并且把吃当作小说的重要情节的作家”。相应的，汪曾祺把《棋王》视作“关于吃和下棋的故事。”学者赵园也曾指出，阿城是少见的“赤裸裸地写吃”的作家。《棋王》中有两处“赤裸裸写吃”的情节：一处是“棋呆子”王一生在火车上虔诚、精细地吃饭，不放过任何一个米粒，甚至连油花儿都要呷净。这段描写的是作为生存需求的“吃”。另一处则是知青们一起蒸蛇吃，“两大条蛇肉亮晶晶地盘在碗里，粉粉地冒鲜气”。用汪曾祺的话说，这写的是“吃的快乐——一种神圣的快乐。写得那样精细深刻，不厌其烦，以至读了之后，会引起读者肠胃的生理感觉。正面写吃，我以为是阿城对生活的极其现实的态度。”《棋王》确实代表了阿城对“吃”的基本态度，他尤其注重饥饿状态下对“吃”的渴求，从生存的意义上看待“吃”，拒绝过度浪漫化和抽象化“吃”的行为。他在最朴素的意义上指出，“生道”和“棋道”，物质与精神，都是人之为人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也就区别于文人谈吃的传统。虽然阿城身上也有很强的文人趣味，但他并非精致化地“雅舍谈吃”，而是能在饥馑中忍受，在人群里观察，从而游走于大俗与大雅之间，通达生存智慧与文化传统。随笔集《闲话闲说》里，他追溯“吃”的远古基因：“中国对吃的讲究，古代时是为祭祀，天和在天上的祖宗要闻到飘上来的味儿，才知道俗世搞了些什么名堂，是否有诚意，所以供品要做出香味，味要分得出级别与种类，所谓‘味道’。远古的‘燎祭’，其中就包括送味道上天。《诗经》、《礼记》里这类郑重描写不在少数”。“吃”中有“道统”，有“传统”，塑造了绵延千年的中国胃。而《有些食品需要重吃》一文，好似一部粥的文化史，既要从周代讲起渊源，也不忘在不同地域间比较粥的文化。“曹雪芹晚年贫困，说他常‘啜粥’，可见曹雪芹是江南人，以粥为贫”。由“吃”见人，颇得“唯物”之法，可谓透辟。
在《思乡与蛋白酶》里，阿城写出了作为中国人“活法”的“吃”。冬日翻书，涮羊肉一节最易进入：“涮时选北京人称的‘后脑’，也就是羊脖子上的肉，肥瘦相间，好像有沁色的羊脂玉，用筷子夹入微滚的水中（开水会致肉滞），一涮，再一涮，挂血丝，夹出蘸料，入口即化。”蘸料成分被逐一罗列，每一味都有精准要求。至于更加挖空心思的吃法，诸如云南的“狗肠糯米”和“烤鹅掌”，已经由“活法”升至“兵法”级别了。
 “吃”不仅关联文化史、地域史，更是贯穿个体的生命史。在笔记小说集《遍地风流》中，有不少关于“吃”的生命故事。《抻面》里，抻得一手好面的铁良在手艺活里行仁义，当初借钱给他学手艺的恩人，在去刑场的路上，吃到了铁良做的龙须面。铁良道：“他就是要我抻头发丝儿面，我也得抻出来。”《豆腐》里，孙福做过一战的俘虏，给德国兵和法国兵做过豆腐，回国后正逢五四运动，继续做他的豆腐。任凭风云变幻，豆腐才是永恒的主角。“家里人最后一次听懂孙福说的话是，给我弄口豆腐渣。”《大胃》里，放牛人因为连续吃了二十四碗面条被戏谑为“大胃”，却拒绝了城里管粮库的好差事，原因是离不开他的牛。“吃”与生存，与仁义互相撕扯，生活里的诸般命题，由此显山露水、延展万端。
说到底，不管写多少“吃”的故事，阿城都是从最具体的吃穿用度去理解人，同时也能在其中感受到超越性的、人之为人的精神追求。《棋王》一语道破：“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于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食物不仅抵达肠胃，也关乎头脑与心灵，阿城最关心的是什么在喂养我们的头脑？
阿城自述要“老老实实地面对人生，在中国诚实地生活”。这些关于“吃”的丰富展开，大抵便是诚实生活的结果。从具体的“吃”，到抽象地摄取文化，舌尖上的故事涉及个人生存，亦关乎文化道统。以“吃”为关注点，可以打碎玄虚概念的藩篱，深深地浸润于人间烟火。唐诺说：“他（阿城）总要把抽象的学问拿回来，放入他趣味盎然的世界好好涮过。”跟着阿城涮过一遭，舌尖况味应当会丰富许多，细腻许多吧！
阿城，原名钟阿城，1949年于清明节出生在北京，籍贯为四川江津，中国当代作家。
据说阿城十二三岁时就遍览了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雨果等中外名家的著作。中学还未结束文革便开始，高一时学业中断，下放山西插队，并开始学画。为到草原写生，到内蒙古插队，后去云南建设兵团农场落户。在云南期间，结识画家范曾并成莫逆之交。文革结束后经范曾推荐，《世界图书》破格录用阿城为编辑。1979年回到北京后，曾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东方造型艺术中心、中华国际技术开发总公司工作（现旅居国外）。1979年后，阿城曾协助父亲钟惦棐先生撰写《电影美学》。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美学》到中国的《 易经》、儒学、道家、禅宗，古今中外、天文地理，阿城在与父亲的切磋研讨、耳濡目染中，博古通今，为其此后创作风格的形成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1984年发表处女作《棋王》，引发关注，震惊文坛，并获1984年福建《中短篇小说选刊》评选优秀作品奖和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此后又有作品接连问世，并写有杂论《文化制约着人类》。发表的小说集《棋王》，包括《棋王》、《树王》、《孩子王》和六短篇小说《会餐》、《树桩》、《周转》、《卧铺》、《傻子》、《迷路》。1985年发表理论文章《文化制约着人类》，1990年代后移居美国，继续有作品发表。
 阿城的作品以白描淡彩的手法，渲染民俗文化的氛围，透露出浓厚隽永的人生逸趣，寄寓了关于宇宙、生命、自然和人的哲学玄思，关心人类的生存方式，表现传统文化的现时积淀。
《棋王》表现出阿城的哲学观念：“普遍认为很苦的知青生活，在生活水准低下的贫民阶层看来，也许是物质上升了一级呢！另外就是普通人的‘英雄’行为常常是历史的缩影。那些普通人在一种被迫的情况下，焕发出一定的光彩。之后，普通人又复归为普通人，并且常常被自己有过的行为所惊吓，因此，从个人来说，常常是从零开始，复归为零，而历史由此便进一步。”
 《棋王》小说中，以远赴云南边境“上山下乡”的一群“知青”为主人公，勾画了他们在非常环境里的人生经历。主人公王一生是其中的一员。他天性柔弱，面对粗糙喧嚣的社会环境，其惟一的“定力”只能来自自身内部精神的平衡。这是一个典型的“隐于市”的“大隐”之人：既不远离世俗生活，又不沉溺于俗世环境。在作品中，政治事件和社会矛盾被淡化了，“知青生活”和“文革背景 ”或许并不是小说中人物生存和活动的全部环境和依，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才真正影响到了王一生们的为人处世乃至精神世界：老庄哲学中的淡泊宁静、 无为而为、身处俗世、不耻世俗的“超脱境界”，或许正是王一生们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也是小说所要建立的文化立场。
《棋王》对人的理解，体现出的是形神兼备的审美理想。从哲学的高度来说，作品中表现的是身心平衡的传统观念。在故事层面上，本文主要叙述的是“吃”和“弈”。作为小说的基本内容，“吃 ”写的是身，“弈”写的是心，这两者的关系在本文的第一层表现是“身先而心后”。第一节，作品写“我”在火车上遇到王一生，交谈离开城市到农场插队的目的，就离开了当时的世俗定见而直插生命层次的需要：王一生不是受时代思潮影响去接受再教育，他去农场插队，说到底是为了谋生。因为他没有了父母，中学毕业后又没有工作，在城里混饭吃不容易。在这个叙事层面上的王一生去农场插队主要是为了“吃”。因此作品里关于吃的描写和议论，都显得十分精彩。当知青们认出了王一生，把外边的传言说给他听：“ 据说你下棋可以不吃饭？”王一生摇摇头，回答他们：“我可不是这样。”“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这说明了王一生所认识的求生的重要性。
作品评论: 《棋王》是立足于以庄禅为代表的古典本体论哲学的文化视角，借知青生活这一具体的生命现象为媒介，来探讨特殊年代里的理想人格与人生境界。作品以中国传统文化所体 现出来的那种内在精神自由的描写，达到了对一个造成物质贫困的痛苦时代的超越，在肯定精神存在的永恒价值的同时，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作品体现出的是一种自然之道的冲淡之美，恬淡无为和心神玄远的审美感受，从审美创造主体的角度说，《棋王》追求的哲学意识、人生态度与审美情趣暗含一体的表现模式，可谓是古代庄禅美学精神在当代小说创作中的成功再现。 在理解方式上，作品体现出的是一种形神兼具、天人合一的叙事建构。从本质上讲，人们对世界的观照和理解，不可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只能是一个从有到结构的把握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观照方式都是在观照前就存在的。西方理论家把此视为人的认识的“前结构”,也即主体能 动地观察认识世界的条件特征。在审美活动和认识活动中之 所以存在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其原因就在于这种 先在的文化心理和认知结构的不同。大到一个民族、一个群体，小到一个派别、一个个体，这种文化心理结构都存在着相对的独立性。它是认识的先在条件而又对人的审美过程起 到直接的制约作用。 （注：作家阿城简介是编者综合材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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