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文思远回到自己插队的位于枣园后沟十几里的小山村已经2天了，到目前为止，本村的北京知青只有和自己和一起回来的王磊二个人。 女同学是北京女十四中的，本来也没什么联系。怎么走陇海线：经郑州、西安、铜川到延安的几个男同学还没有到呢？这条路线应该比自己：经太原、曲沃、河津、禹门口、韩城、宜川到延安的路线好走呀？难道他们比自己经历的“风雪韩城”还要困难吗？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村里没有电，更没有电话，毫无办法，只有等…… 大概下午4、5点钟（没有表，太阳在天空运行路线的某个点就代表某个时间），文思远和王磊在窑洞前闲坐着，眼睛一刻不停地注视着村前的小路。无论走哪条路线回来，这条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都是回村的最后行程；无论乘坐何种交通工具，这个时间也是外出的村民回村的时间。 有人回来了！两个人。 过了一会，是北京知青，太远，看不清是谁？ 又过了一会，看清了，是陆明明和赵青。高兴！……就是说全回来了。另外几个同学肯定回自己插队的村子了。 不对，怎么俩个人都驻着拐棍，走路还一晃一晃的？ 文思远和王磊，一边高喊着：“喂，陆明明、赵青，我们来啦。”一边连蹦带跳地冲下山坡…… 他们俩个人是在打晃。跑近才看清：两个人极为消瘦、面色苍白、双手驻着一根木棍，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摇摇晃晃地迎面而来。来不及多想文思远和王磊跑上前，接过他们肩上的行李，扶着他们慢慢地往回走。 “怎么回事？”文思远关切地问。 “一言难尽，回去再说。”陆明明有气无力地回答。 走进窑洞，陆、赵二人如释重负，一头倒在炕上，再也不愿意起来。真不知道这十几里山路他们是怎么走回来的？ 幸好才从北京回来，还有少量没吃完的食品，赶紧煮了一锅挂面，还卧了几个鸡蛋，要知道：这可是下乡知青最高级的美味佳肴了。 几个人吃完饭，又烧了一锅热水，让他们简单地洗了洗，天已经黑了。赵、陆两人是一队的，窑洞在山上，窑洞几个月没住人，冰锅冷灶的，何况它二人还生着病，四个人先凑合着挤在一个炕上吧。 没有电的日子里，知青们也习惯了老乡的作息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四个人爬在土炕上，点着一根烟。陆、赵二人才慢慢地讲起他们的这段经历。要知道他们从北京出发，回到村里整整用了20天…… 一（收容所） 通过陆、赵二人的介绍我们才知道：其实他们从北京到西安，还是很顺利的，除了赵青半路被轰下车以外，其他人都按时抵达西安。为了等赵青，他们在西安住了一天，当然不可能住旅馆了，就在车站的候车室凑合了一晚。第二天赵青也到了，他们计划第三天出发去铜川。然后就可以从铜川乘汽车回延安了。 谁料问题就出在当天的晚上。 晚上十二点左右，他们还蜷缩在车站的候车室睡觉，突然几个警察和一些车站工作人员，不知道什么原因到候车室突击检查。刚开始还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谁料检查到他们时警察格外的认真。 听说他们是北京知青回延安，警察问：“车票呢？” 赵青回答：“还没有买呢。”既然准备蹭车，当然不可能买票。 “为什么不住旅馆？”警察问。 “没钱。” “介绍信？”那个年代出门在外都要带各级政府或单位的介绍信。 可知青们回家探亲，谁也想不到还要村里开介绍信。 “没有介绍信？昨天就看你们在候车室住了一晚上。不走、不住旅馆、不买票、也没有介绍信，跟我们走一趟。”看来他们早就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被盯上了。 无论他们怎样解释：在等一个同学，明早就走，不住旅馆实在因为是穷知青，干一年挣不了回家的车票钱，哪有钱住旅馆？警察不由分说押着他们出了候车室，轰上一辆卡车。 车上还有几个不知道是什么人？有的像知青、有的像农民、有的破衣拉撒，简直就是要饭的。 卡车驶向西安郊外，停在被高墙围绕的一个院落，大家隐约看到大门旁挂着一个牌子写着：西安市XXX收容所。 文思远在保定有过类似的经历，知道事情严重了。 车上的人被押进院落内的一个大房间，带他们来的警察命令：所有人一律面向墙壁一溜站好。然后与看守所的警察办好交接手续，完成任务扬长而去。 大家歪七扭八地面墙而立，此时，一个警察走到大家身后命令道：“站好、站好，怎么回事？不会站直吗？”话音未落，冲着一个知青的腿就是一脚，把那个知青踹了一个趔趄。 赵青见状“噗嗤”一笑，那个警察走到赵青跟前，抬手就是一巴掌。口中骂道：“你xx笑什么？欠揍是吧？”此时大家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谁也不敢吭声了，赶紧站好。 本来陆明明等几个北京知青没有把这当回事，以为：自己又没犯什么错误，问清楚还不就放了。 谁知道人家只是一个个问清姓名、身份，把身上的东西掏净，登记，别的一概不管，然后就分别押往不同的牢房。 所谓牢房就是一个个比较大的房间，每个房间关押着几十号人，地铺上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看来各地的收容所都是一个模式。 比较有经验的“犯人”（应该不是犯人，被判刑的才算犯人）告诉赵青他们：这是收容所，关的都是些盲流、乞丐等，北京知青是最近才出现的“新品种”。可能是因为有一伙从新疆的劳改农场跑出来的劳改犯，号称：“疆里”的，流窜在陇海线偷盗，他们也是北京人，所以连累了北京知青。 由于大家没有关在一个房间，所以只有在每天早晚放两次风，让大家上厕所时可以互相看见，但是根本没有机会交谈。其他时间就在地铺上干坐着。 每天除去放风，就是盼望三顿饭（如果算是饭的话）：早饭是一大桶清得可以照出人影的玉米面糊糊，每人能喝多少比的是喝糊糊的速度，当然首先要不怕烫，在这方面，北京知青先天地处于劣势。所以自己一碗糊糊还没有喝完，糊糊桶已经见底了。午饭和晚饭每人发一个小窝头，再就是一碗没有一点油星的白菜或萝卜汤。 最初二天还无所谓，赵青甚至把分给自己的窝头送给了其他“犯人”。很快知青们也和大家一样了，饿得见到窝头比见到亲娘老子都亲。要知道真正的犯人一旦送去劳动改造，虽然伙食质量差，但基本上可以吃饱。而收容所关押的人，每天的定量是6两粮食，加之没有副食，只是勉强维持生命。十几岁的大小伙子，一顿饭6两粮食都不够，何况是一天6两粮食。 记得60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很多人。现在的知青当时也就8、9岁，虽然也体会过吃不饱的滋味，但毕竟大人们宁可自己少吃，也要尽量多给孩子们吃一点。北京由于是首都，比外地又好很多，起码没有饿死人。因此虽然记得那个年代，但毕竟体会不深。 插队后由于劳动强度大，每月44斤的定量，女知青还可以维持，男知青基本都吃不饱，但是毕竟还可以想别的办法。现在“饿”得昏天黑地，恨不得把皮带都咬碎了当肉吃。关押在牢房里，面对的是一群同样饥饿难耐的“犯人”，赵青、陆明明们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饿”？失去自由是什么滋味？ 随着后续人员的到来，号子里的人越来越多，每天也有先来的人员被带走，再没有回来。 这天陆明明、赵青被叫出号子，来到他们刚被送来时的那间房子。工作人员取出他们被没收的物品和行李还给他们。 一个警察走过来，说：“背上行李，跟我走。” 出了看守所大门，又被押上来时的那辆大卡车。车上还有其他“犯人”和警察，一会汽车到了西安火车站。陆明明心中一阵狂喜：要释放我们了！ 然而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警察一直把他们押上开往铜川的火车，原来这个警察要“陪同”他们进行下一步的行程。 火车上人很多，根本没有座位，警察让陆、赵接解下裤带，蹲在洗漱池前的地板上，自己站在过道里。 陆明明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把挎包放在旁边，刚直起腰。 警察严厉地说：“把挎包背上。” 陆明明不情愿地把挎包抱在怀里，警察一扭头，他又把挎包放在了地上。 谁料，警察正好回头看见，马上勃然大怒：“看来你小子不老实。”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手铐，不由分说地铐住了陆明明的双手。 陆明明低下头，眼泪夺眶而出…… 在学校时，陆明明绝对是个老实学生，由于家境好，比较娇气，别看 知青们插队前，谁也没见过戴着手铐的犯人被警察押着在街上走。下乡后有时看见警察押送带手铐的犯人，和老百姓一起乘汽车、火车，感到很惊奇！后来见多了也就 “ 见怪不怪了”。但从内心深处总认为被警察押送的肯定是坏人。 陆明明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也有今天，而且被警察像对待坏人一样呵斥！在收容所里，毕竟不是针对自己一个人，还可以承受。现在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戴上手铐，压抑在心头的痛苦、委屈、不平再也无法控制，顿时泪流满面…… 仅短短的一瞬，陆明明本能地意识到：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别人看到自己居然哭了。不就是戴个手铐吗？有什么了不起？赶快擦干泪水，若无其事地抬起头，对旁观的旅客盯上一眼！旁观者马上扭转头不敢再看。 陆明明心中居然有了一丝满足感！看来当一回“坏人”也挺好。 当天陆明明、赵青被转送到铜川的收容所。 由于多天的大雪，铜川到延安的公路交通全部中断（那时铜川至延安不通火车）。收容所里关满了人，其中也有北京知青。 还是重复在西安收容所的日子，除去失去自由，最痛苦的就是“饥饿”！有的被关押人员被饿得竟掏出被子里的棉花吃！…… 在此期间有一个北京知青在放风时想逃跑，才跑出没几步，就被警察鸣枪示警吓得屁滚尿流。由于时间久远，此知青姓甚名谁？在哪里插队已经记不起来了。 真盼望赶快通车！ 不知道又过了多少天？（刚进来时还记得日子，时间一长，已经记不清了。）陆、赵二人又被押送到延安收容所。在延安收容所随便询问一下，就被释放了。 二（伤寒） 听完陆、赵二人的经历，文思远暗自庆幸：自己的“风雪韩城”之旅还算顺利。毕竟自己没有像他们那样失去自由、忍饥挨饿！ 看到他们虚弱的样子，一摸陆明明的头，烧得像火炭，赶快拿出体温计一量：可了不得！陆明明高烧39度！赶快拿出从家里带来的感冒药、消炎药、退烧药给他服下，又用凉毛巾放在头上给他降温……折腾了一晚上也不见好转。 天刚亮，就向队里借了一辆架子车、铺上棉被，拉上陆明明到公社卫生院看病。赶到枣园公社卫生院，经医生检查诊断是斑疹伤寒，要立即送延安县医院治疗。好在枣园到延安是柏油路，文思远等人不敢怠慢，拉上架子车一路小跑，中午时分赶到延安县医院。经医生进一步诊断：确实是斑疹伤寒。 这种病主要是由虱子传染的，咬过病人的虱子，再咬到其他人，很有可能就会被传染。可能是收容所条件太差，有的“犯人”得了伤寒，通过虱子传染了陆明明。否则刚从北京回来，怎么会得伤寒呢？ 对于斑疹伤寒和“虱子”知青们即陌生又熟悉。 说陌生：是因为插队前，谁也没有见过这种小生命。 说熟悉：是因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中：“保尔”和共青团员们，在工地上饥寒交迫，又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很多人患上了斑疹伤寒，并因此失去了生命。“保尔”和共青团员们在与敌人、与饥寒交迫的斗争中也和“虱子”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插队的头一年，他们很快就结识了这种与贫穷、肮脏为伍的新朋友。刚发现自己身上也长出了老乡们在晒太阳时，脱下棉袄认真清理的这种小寄生虫时，知青们还惊恐不安。晚上脱下衣服，又是洗、又是烫，谁想没过几天“虱子”的伙伴们又顽强地回到了知青们的身上。 文思远曾经为了消灭“虱子”，把敌敌畏洒在内裤上，把“虱子”杀死的同时，自己的档里也被烧起了好几个大水泡，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弄得一个星期不仅不能下地干活，连到灶房吃饭都不敢去，怕女知青看见自己“卡巴”着腿走路，无法解释（幸好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否则恐怕以后连媳妇都娶不了。）。 后来知青们还是无奈地接纳了“虱子”这个新伙伴，连女知青也没能幸免。并且给“虱子”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革命虫”！ 不幸中的万幸是到医院就医还算及时，而且延安县医院有专门治疗伤寒的药物（此种药物大城市的医院根本没有，当然大城市的人也不会得这种病。）。 住院吧。好在那时的医院是先治病，后收费。如果放到现在：先缴费，后治病，知青们还真拿不出住院治病的钱。不知道还要引起什么风波呢？ 随着村里的知青陆续返回，大家轮流在医院陪护，陆明明的病情也渐渐地好转。谁知道因为没有注意隔离，又有其他知青被传染上斑疹伤寒，陆明明出院了，周铁和王磊又住进了医院。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 住院容易出院难，出院时也就是该缴纳住院费的时候了。经过这样反反复复地折腾，谁兜里还能拿出这笔额外开支呢？陆明明出院就是大家七拼八凑缴的住院费。总不能变卖粮食吧？那今年吃什么？…… 那天文思远正在住院处外边发愁，偶然听到一个老乡正在被医生训斥：“怎么又回来了？为了不缴钱，连命都不要了？”原来前几天这个老乡因为阑尾炎住院手术，刚拆完线，没等好利落，就不辞而别。谁想到回家后伤口发炎，又回来看病。经询问才知道其实此种情况在陕北老乡中非常普遍。跑了再回来，回来了再跑，反正医生不能把病人扔下不管。 简直不可思议：现在国家经济比那时发达了，但看病、拿药没有钱，医院真敢把病人推出去不管。“革命的人道主义”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老乡的做法不正好解决了我们当前的困境吗？“看来知识青年绝对应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很有必要！”！ 还客气什么？跑吧。在掌握了几个住院的同学已经基本康复，不会再“二进宫”后，周铁和王磊也来了个“金蝉脱壳、不辞而别”，告别了我们可爱的“白衣天使”和延安县医院，回到我们插队的小山村。 至今这笔住院费还没有偿还，只能在这里说一声：“感谢您们！白衣天使，对不起！” 1970年的春天，就在这样的日子中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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