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2008年春节过去了。

    记得小时候特别盼着过年，因为日子过得清苦。过年能吃上肉，能吃上白面馒头，能吃上爸爸炒的菜；能穿上妈妈亲手做的一件新衣服和一双新鞋子。

    那时在我们这个小院子里，住着6户人家，我们家是最穷的。但穷也得过年，穷有穷的过法。我们不放爆竹，因为没有钱买，都是捂着耳朵看人家放，同样觉得很快乐。我们一齐动手，扫扫房，刷刷白，重新糊糊窗户，买张红纸，写几个福字，贴一副春联，屋里的白墙上贴一张新的年画。

    我11岁那年，快过年了，妈妈给了我一毛三分钱，让我去买一张年画。那时候，在南门外大街往南不远路西，快到大舞台路口那儿有一家书店，离我们家有两站地。我出了大水沟，过南马路顺着便道往东走，边走边玩，大概走了20分钟才到。

    书店里上上下下挂满了年画。那时的年画基本上是对开彩色胶印，纸张不厚，以擦笔水彩和工笔画为主。画的大都是胖娃娃，最著名的横幅有张大昕的《穿木珠》，金梅生的竖幅《冬瓜上高楼》。除了对开版之外，还有四扇屏，表现历史故事，英雄人物，花鸟山水，较为著名的有王叔晖的《西厢记》和刘继卣的走兽图。也有摄影作品，表现的是电影和戏剧的剧照。那时年画的畅销比现在的挂历要火十分，每年都有许多新作品问世，年画家也如雨后春笋，新人辈出。

    在花花绿绿，琳琅满目的年画中我挑花了眼，手里的一毛三分钱都攥出了汗，也拿不定主意。后来，我选中了一个竖副《满江红》，是一副工笔画，画面上的岳飞穿一身白袍，手扶宝剑，凝视前方。上方是岳飞手书“还我河山”。小时候听妈妈讲过岳飞传，对他忠勇悲壮而又短暂的一生充满敬佩。营业员收了钱，把画卷成一个卷，包上一张纸，用小绳系好递在我手里，我就兴冲冲往家跑。

    谁知，回到家打开画让妈妈一看，坏事了！妈妈把脸一沉，斥责说，“大过年的，谁让你买这么一个穿孝袍的回来？”我说：“妈，您看清楚了，这是岳飞！”妈妈说：“我还不知道是岳飞？你赶快去换！谁家过年不是红红火火的，你把个倒霉短命的人往家弄！太不吉利了！”我一听，问题严重了，必须去换----可人家给换吗？妈妈说：“不给换也得换，换不了你别回来！”看到妈妈气坏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又去退换。

    我想了一路，不知怎么说。结果到那以后，女营业员态度非常坚决，指着墙上的一张纸，说：“你上学了吗？你是学生吧？你认识字吗？这上头写的嘛？年画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这完全在我意料之中。但我不能回来，我知道妈妈给我这一毛三分钱是过年经费的一部分，是计划了很长时间的。我不走，一个劲说好话，求人家。然而，任凭我怎么求，人家理都不理我。书店里买画的人特别多，营业员也忙得不可开交。我还在那里嘟囔，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信心，急得直掉眼泪。

    这时，忽然身边一个白头发的老爷爷笑眯眯地对我说；“这张满江红挺好嘛，怎么非要换呢？”我说：“我妈非让我换，要张红火的。”老人慈眉善目的，穿戴非常整洁，逮着副金丝眼镜，很像一位老教授。老人说；“我看你半天了，这样吧，你再挑一张吧，我付钱，这张满江红归我。”哎呀，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真的。”老爷爷拿过画，从怀里掏出一毛三给了营业员。“谢谢您了！谢谢您了！”我也不会说别的了，一个劲给老人鞠躬。老人说了句“不用谢”就笑笑走了。

    回到家，我把一副连年有余的喜庆娃娃展现在妈妈面前，妈妈布满阴云的脸上才绽放出了灿烂阳光。当她听我讲完退换的过程时，连连说：“这是贵人啊！你遇到贵人了，你遇到贵人了。”看得出来，如果这张年画没换成，这个年都过不好。老人们常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我虽不是什么英雄，今天却饱尝了没钱的尴尬。

    这件事过去快五十年了，我的母亲已去世二十三年，可亲可敬的白发老人肯定也早已不在人世。但每每想起此事，就好像发生在昨天。几十年来，我常常想，我们太穷了！感谢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让中国人冲破了思想桎梏，使他们的生存方式有了初步的选择，生活得到初步改善。但是腐败分子借改革之机侵吞了人民的无数财富，使得中国人民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富足。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再次冲破桎梏，思想进一步解放，一切让人民自己做主，像发达国家一样。

    人生苦短，我们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