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井之井（摄于2009年10月4日）

 
       当年我插队的那个村子，叫后井。

 
      村里有一口井，就在大队部门口的左边，大约一米见方，井沿与地面齐，四周地面铺有水泥，并无围栏。井有多深，我不知晓，只是终年都看得见那清澈的井底。井里有几株和水波一起荡漾着的水草，高低不平且挺拔着的。不论是严寒，不论是酷暑，一眼望去，它总是那么苍翠碧绿的。这么一来，井水也多少增添了些许蕴涵，也时时给人以遐思。

      这口井出的水，供着全村老小几百号的饮用。井水自然是冬暖夏凉的。说它“暖”，是在那雪花飘飞的冬季晨练之后，俯首掬一把井水洗漱，顿觉浑身上下热气腾腾；说它“凉”，盛夏“双抢”收工，稍事歇息，再打它一桶井水冲凉，那是怎一个“爽”字了得！什么暑热啦，体乏啦，早就随着这清凉的井水不知冲到哪个旮旯去了。我很是高兴，在那远离故乡的一个小小的山村，有这样的一口井，能让我们享用。

      为了我的这份高兴劲，早我一年插队的徐兄跟我讲起这样一件事情：也是一位陈姓福州老知青，据说人高马大的，人称“大老陈”。他自恃身强力壮，一个酷暑难当的劳动日收工之后，不经休息，即用那大桶大桶的井水冲澡，结果立马倒地，被送往医院救治。现今是否留有什么后遗症，也就不得而知了。

 

      后井的得名是否缘于这口井，我无从知道。

      我到后井插队，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的事情。

      18岁那年，我高中毕业。那时，“文革”尚未结束。按照政策规定，凡城镇居民，每户只能有一个子女留城。此时，大哥和姐姐经“广阔天地”的多年锻炼已回到福州；二哥在街道一个小小的工厂做工。为出路计，也因为当年在学校里所受教育的影响，我选择了“不在城里吃闲饭”而“上山下乡干革命”去了。

 

      6月底，我办理户粮关系转移手续的那几天，母亲整天心神不宁，忧心忡忡。一家人都比平日少了言语。独有不谙世事的我，却一天到晚忙着去和同学告别，全然不解全家人此时的心情。我清楚地记得：行前的头天晚上，母亲一边叮嘱着我，一边噙着泪花，在姐姐传给我的一件旧军棉衣的内里，为我缝上30元的钱。在那个时候，这30元可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了。那时，我只是默默地看着母亲为我做的这一切。

      第二天一早，我带上母亲为我打点好的行装（两个麻布袋：内装衣服及其他物品），由姐姐陪我搭乘火车到南平市，然后自己转乘汽车到建阳县城。在南平市，姐弟俩却与老林不期而遇。这样，汽车上就自然由老林来照顾我了。

      下午六点左右，我们到达建阳县城，当晚在老林家歇息，受到老林和他夫人的热情款待。

 

      次日早上，老林带我上了车站。在这里，他碰上一位朋友，老林就把我交代给这位朋友了。一个小时的车程，到了我插队所在的水吉公社（现在改称为镇），这位朋友把我接到他的家里，吃过午饭，稍事休息，然后送我到车站，前往后井。由公社到后井，还有五公里的路程。下车后，又提着行李，走了一公里左右的“板车路”，下午四点多，我终于到达后井——距离我的故乡和亲人300多公里。

      这里是个知青点。当天，我就见到了来自各地的十几名知青。

      我的知青生活从此开始。闽北十七年也就此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