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中曾提到过白塔寺附近宗帽胡同的一个院子。1924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闹学潮，曾租赁这个院子为临时校舍。鲁迅与许多爱国人士曾在此义务教课。
这个院子非常大，它横跨两条胡同。前门在宗帽胡同，后门属前秀才胡同。
我从四岁到十六岁在这个院子里生活了十二年,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这个院子前门有几棵老槐树,院子里也有许多树。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紧靠奶奶屋子西边那棵老桑树。这棵桑树不知为什么,从没结过桑葚儿。奶奶说它是“公的”。而且经常说:“这棵桑树多亏是‘公的’,不然我这房子早让这帮孩子踩塌了。”
我小时候喜欢养蚕,也是因为这棵桑树,因为采桑叶方便。但那棵树很高,树干又很光滑,我爬不上去。所以每次采桑叶,都要先爬到奶奶房顶上,再跳到树上去。奶奶只要一听到房顶上有动静,就知道我又上树了。赶紧跑出屋,跺着那“四寸金莲”的小脚,大声喊:“快下来!小祖宗。采点就行了,别摔着。”
说是我养蚕,其实是给奶奶找了个活儿。我从房上下来,把叶子往奶奶面前一放,说:“奶奶,您帮我喂吧。我还有作业呢。”奶奶总会说:“赶紧做作业去。好好写,小心晚上你爸‘鞋底子’。”其实奶奶知道,我放下叶子,就不知又跑哪“疯”去了。
奶奶总是把我摘来的每片叶子,用干净的布擦一遍。把放蚕的纸盒子清理干净,再把新叶子放进去。我从外边回来，要先到奶奶屋里看我的蚕。这时奶奶总会提醒我：“你爸可快回来了，作业做完了吗？”这时我才想起作业还没做呢。
我上小学的时候，寒暑假经常去景山少年宫参加活动。我曾参加过一个制作“矿石收音机”的学习小组，后来我自己也做了一台。因为这种收音机要架很高的室外天线，我就看中了奶奶屋旁的那棵高高老桑树。我爬到了树的最高枝杈上，把天线绑在上边。因为电线不够长，我就把收音机放到了奶奶屋里。
当奶奶戴上耳机听到里边有声音时，一下“年轻”了五十多岁,兴奋得手舞足蹈起来。那几天逢人就说：“我孙子会装‘话匣子'。”弄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从这以后，这“话匣子”就归了奶奶。无论是盘腿在床上做针线活，还是休息，总要带上耳机,也不知在听什么。有时可能是里边唱戏，奶奶也跟着哼哼。但五音不全，家里人见了偷偷地乐。如果让奶奶看到，总会摘下耳机问：“你们乐什么呢？”
父亲见奶奶这么爱听收音机。就让我一位会装“半导体”的表叔，给奶奶做了一台。拿给奶奶时，奶奶看都没看一眼说：“你拿走，我不听你这个。我就听‘二林’(我的小名)这个。”父亲这才叫“拍马屁”拍错了地方。
父亲在家里只怕奶奶。奶奶那时候是我们家的“定海神针”。父亲脾气大，在家发脾气时，只要听见屋外那“四寸金莲”的脚步声，立刻“老实”了。现在我理解了父亲，父亲有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官的背景，当时三天一个“斗争”,五天一个“运动”，在单位里日子肯定不好过，心情肯定总是处在压抑之中。
 也是长大了以后才知道，奶奶这辈子过得非常不容易。
奶奶是父亲后母。父亲三岁亲母去世，奶奶来到父亲身边。到父亲七岁时爷爷在武汉突然去世。爷爷当时在湖北督军本署和长江上游司令部陆军第八师供职。卒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当时只有二十六岁。奶奶带着父亲扶灵回了河北原藉。(这是最近在老家一位王氏家族中偶然发现的一本<王氏家谱>中得知的,但没有说明爷爷去世原因。)奶奶与爷爷没有子女，所以奶奶视父亲为己出。孤儿寡母，靠爷爷留下的土地，供父亲读书，倍受艰辛。奶奶生性刚强，我小时候从没听奶奶讲过爷爷的事。我只是在奶奶屋里发现过一张手扶指挥刀，一身戎装的男人照片，当时也不敢问奶奶这位是谁。长大一点才从母亲那得知是爷爷。因为父母去世前也没问过爷爷的事，爷爷二十六就在武汉去世，也就成了我们心中一个解不开的迷。
父亲做事后一直在外奔波,直到在傅作义部队做军需主任时，算是父亲最“风光”的时候。但奶奶从不追随，总以不习惯城市生活为由，孤身一人在老家,守着那几间老屋，几亩土地。直到解放以后，父亲在北京转业，奶奶也是不来北京。父亲见奶奶岁数大了，怕她一人孤单，把哥哥留在她身边。直到哥哥要上中学了，奶奶怕耽误哥哥学业，才同意来京。
奶奶在家里最疼爱哥哥。一是因为哥哥一直在奶奶身边，再有哥哥刚出生时奶奶还救过他一命。
母亲在40年生完姐姐后突然染上天花。多亏父亲在外做事，医疗条件比老家好，保住一命。但随后几年，又出生的我两个姐姐，都在刚出生时就夭折了。直到1946年哥哥出生。哥哥刚出生时不哭不闹，没什么气息。奶奶见是个男孩儿不让埋掉，就放在自己怀里暖着。也是哥哥命大，过了一会竞打了个小喷嚏，有气无力的哭了。全家欢喜若狂，哥哥也就留在了这个世上。因为当时我家已是两辈单传，我爷爷就是独生子，到父亲又是独生子。有了哥哥，王家总算有后。所以奶奶把哥哥视为“珍宝”，给哥哥起了一个小名叫“吉林”。
哥哥从小也争气,爱学习。六岁奶奶就让他上了学。哥哥高中三年全是“优良生”，按当时规定应该保送上大学。但因父亲历史问题，不但没保送，连录取都没有。对哥哥打击非常大，从此不愿再读书，去了北大荒。家里人怕奶奶伤心，一直没人正面对奶奶讲。其实奶奶也知道了，默默地给哥哥准备东西。到了上火车那一天，哥哥怕奶奶伤心，偷偷地走了。奶奶过来，见没了哥哥，就急了，母亲只好告之哥哥刚走。奶奶一听，像发疯一样冲出门去。来到街上,像现在“打的”一样,拦了一辆三轮车，直奔火车站。在车站见到了哥哥，但回来后大病一场，身体大不如前。哥哥64年去北大荒，69年才回过一次家，这时奶奶早已去世。每当提及此事，哥哥总是伤心不己。
 奶奶生于清光绪年间，也是老家一个大户人家。奶奶从小缠足，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小脚老太太”，但决不封建。刚解放时，老家“土改”。奶奶是村里第一个把土地交给“合作社”的人，因此还被评为“土改积极分子”。因父亲当时在部队,奶奶是军属，在“合作社”里还担点小职务。奶奶有一次参加县里“代表会”。回来后给社员们传达大会精神。会后，一位有点文化的社员拿奶奶开心，送奶奶一首打油诗：“我家本姓傅，家住王家堡。本来挺清楚，听了倒糊涂。”奶奶虽然不高兴，但还是一如既往地热心“合作社”的工作,一直到来北京。
奶奶不封建,还体现在对姐姐的事情上。当年姐姐在谈恋爱时，姐夫是姐姐的老师。父亲当时对这“师生恋”极为反感，一直反对这桩婚事。姐姐为此在家哭过好几次。最后奶奶出面了，对姐姐说：“你把他带家来，我看看。”姐夫那次来家，奶奶亲自下厨做饭,举双手同意。气的父亲干着急，也只好不再阻拦此事。事后奶奶训父亲：“玉霞(姐姐名字)自己愿意，你跟着瞎掺和什么?！”以后姐夫也是和奶奶最好的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倍受摧残的还是奶奶。抄家时奶奶当时就昏死过去，被红卫兵遣送回到老家，醒来以后精神就再也无法控制。半年后与世长辞。父母怕我伤心，从来不和我讲奶奶最后的时光。我是有一次探亲回老家和一位远房表哥聊天时，才得知了奶奶一些情况。表哥对我讲：“有一次,我给你们家送了几个西瓜。你奶奶见到西瓜,似乎一下清醒了很多。马上坐在西瓜旁，谁也不让动。嘴里不停的念叨：“‘吉林’、‘二林’最爱吃，他们没吃，谁也不许动。”过了一会儿，抱起一个就往院外走,大家马上阻拦。你奶奶大声说：“他们没空来，我给他们送去。”
我听到此处,一下控制不了自己，一口气跑了五里多路,来到王氏家族的坟地。跪在奶奶坟前,失声痛哭。
那年春天哥哥从美国回来,非要到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走走。我们从西四的六合胡同走到白塔寺,一路“捡拾”着童年的记忆。最后来到原来宗帽与前秀才胡同的位置。这里早已是一片高楼大厦,除去一棵古槐，寻找不到其他旧物。但望着那高矗的大厦,我还是仿佛见到了奶奶的那间小屋和小屋旁那棵高高的老桑树。奶奶正戴着耳机盘腿坐在树下,为我擦着桑叶......。
时代的变迁,是会抹去一些记忆中的旧物。但他永远抹不掉已经刻在我们心中对亲人久久的思念。和发生在这里的,那悲欢离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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