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我们一直在网上提议进行知青集体的回顾性调查，我们认为这是研究北大荒农场（兵团）知青历史的一种有益的方法。最近我们对自己的集体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师34团18连（八五八农场加工厂）进行了知青历史调查，更使我们对这种方法有了一些具体的体验。本文阐述这种调查的意义，并从调查方法的角度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目的是希望读过调查报告和本文的荒友能对这项工作产生兴趣，能够借鉴我们的经验教训，把北大荒知青史调查工作更广泛深入进行下去。
一、知青集体的回顾性调查是对当前知青史研究方法的有益的补充（这部分与先前的博文有重复）
在知青史研究领域中,有两种比较常见的方法。它们各有特点，都做出了不少成果，也各或有困难局限。
一种是“专家方式”。历史学家按照传统的研究方法，收集整理当时国家、部门和地区各种类型的文献、档案、出版物，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从整体或某一角度对这场运动的规模、变迁、动因、影响做描述分析。这种方式的主要困难是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严重不足。由于中国历来缺少官方数据统计的传统，由于上个世纪中期的社会动荡，尽管各地区各部门的原始档案浩如烟海，但普遍缺少全面准确的统计数据和分析资料。这是后人很难完全补充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已经结束30多年了，经过知青史研究者多年不懈的努力，仍然有一些基本的统计数字无处可寻。这就难怪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新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重大事件，研究者却寥寥无几，很多还是其它领域客串的。
比如，在描述上山下乡运动的整体规模方面，通过一些资料，我们已经大体知道了全国在1960至1970年代大约有170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也大体知道了各年度的下乡人数和通过各种方式离开农村返城的知青人数。但要想全面准确描述这个运动的规模，这些还不够。知青的下乡时间可以说是和下乡人数同样重要的数字，这个时间的长短对知青的影响程度差异是很大的。我们在先前的博文中曾经计算过，全国1700多万城镇知青,累计下乡7700多万/人.年，平均每人下乡时间大约是4.3年。但仅靠这样一个平均数远远不够，还需要知道具体的下乡时间分布。可至今我们没有看到这种资料。不仅没有全国的,连一个地区、一个知青群体的都没有。
当年的知青群体，从外部看是一个夹在城乡之间、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一个孤立的阶层，从内部看并不是一个没有矛盾和差异的整体。但要描述分析这些矛盾差异，就必须获得群体内每个知青个体的具体属性（如性别、下乡时的年龄、家庭出身、毕业届别等）和基本资料（如下乡的年月、返城时间和途径、在农村的主要工作等）进行分析。比如家庭出身，在当年这是判断一个青年“阶级属性”的关键依据；它严重影响了这一代人青少年时期几乎所有方面，包括是否下乡、下乡时间长短、离开农村的途径（当兵、上大学、招工等）、在农村的工作和回城后的工作，甚至影响婚姻家庭。如果缺乏从家庭出身的角度对知青群体的观察分析，那就失去了认识那场运动的一个重要侧面。此外，届别、下乡时间长短、返城途径、是否上大学等因素也都与“后知青”时代几十年的工作、学习、婚姻、生活状况等等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或因果性的联系。知青对那段历史的感受也与他们当年的经历和随后几十年的生活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都应该成为知青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要进行这些历史的和现状的分析，单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或者多指标的横断面数据，都不可能满足要求，而是需要对一个知青群体进行持续的动态的多方面的观察，收集多因素多阶段的综合数据。我们国家现在大概还没有这种完整全面的记录资料，历史上也不会有人特意跟踪记录过。要想获得这种队列研究的资料，只能采取回顾性的方法，对一些小的知青群体的全体成员进行回顾性调查，通过对这些小群体的历史过程和基本特征的描述以及内部矛盾的分析，近似地了解整体。这就是本文所说的知青集体的回顾性调查。与其它历史研究不同是当年的知青群体今天大体还健在，历史工作者应该有条件借鉴社会调查的技术和方法，进行这种调查。
知青史研究的另一种重要方法是收集知青的“个人史”。个人回忆录或口述史就是目前很流行的方法。它们从一个个具体人物的角度，映射一代人的命运和时代的变迁。实际上我们知青大多也是从自己以及同伴的经历开始形成对那场运动的认识的。一部部鲜活的“个人史”大大丰富了我们的体验，也使后人能够感性地了解那段历史。
但对于知青史研究，这种方法也有局限。个人回忆录或口述史比较适合描述重大历史事件,而对于涉及一、两千万参与者、遍布全国各地、持续十年以上的宏大的知青运动，寻找什么样的典型人物作回忆口述，是一个令人迷惑的事情。研究者不可能设计一种随机抽样的方法建立样本，这种个人资料汇集得再多也不一定代表总体特征。实际上在我们阅读这些资料时也能感觉到这点：以“个人史”方式发出声音的大多是有一定表达能力和发表愿望的人，或者是作家和研究者特意寻找的一些“有故事”的人。如果你收集各种出版物或者网络上的知青“个人史”、“口述史”，就会发现这些主人公在后知青时代许多都成了某个领域的“精英”，与“沉默的大多数”有明显差别。这种差别并不随着收集人数的增多而缩小。
正是看到了上述这两种方法的困难和局限,我们希望能够从“整体”和“个体”之外的第三个角度——知青群体的角度来描述和分析知青运动。
知青集体的回顾性调查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它以少数几个知青集体为样本，调查这个集体内每一个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以及与知青下乡有关的一系列重要时间节点和基本事件等数据。有了这样一个完整集体中每一个人的具体数据，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集体的兴衰过程映射知青运动的过程，分析认识知青内部不同的属性和因素在下乡时间、返程途径、以及“后知青时代”的归宿等方面进行多阶段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这些资料和分析可以部分地弥补史料的不足，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理解知青运动的许多特点，也使我们了解到集体中“沉默的多数”的情况。
二、知青集体的回顾性调查尤其适合北大荒知青
与其它地区相比，北大荒知青有很多非常突出的特点。首先是知青群体规模庞大，下乡时间长，远远超过全国知青平均下乡时间，老知青占的比例非常高。其次是60年代的北大荒农场是初步实现了机械化的国营大农业生产企业，是当时我国农业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农场中心已经出现了城镇化萌芽。因此当年的北大荒非常需要知识青年，知识青年也确实为保卫边疆和建设边疆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在黑龙江垦区的《农场史》中有明确的肯定。
此外，北大荒知青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的集体性特征。在当时的北大荒，每个连队都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来自各大城市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集中居住劳动生活。这种大集体的生活方式使多数知青自发形成独立的群体，保持着不同于农民的气质、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从总体看北大荒知青并没有被农民同化，反而创造和产生了朝气蓬勃的北大荒知青文化，为偏僻的边疆农村的城市化现代化做出了贡献，在教育、文艺、体育、卫生方面尤为突出。
由于这些鲜明的特点，北大荒知青群体的知青情结显得格外突出，他们更加珍视那段历史，各种群众性活动最活跃，参加网上讨论、回忆录写作、回访活动的人数比例也最大。这种情结的一个重要成分就是对当年集体的重温，很多数活动都是知青按照当年的集体（连、团）建立联系、组织实施的，许多基层群体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紧密的集体联系。集体性特征连接了北大荒知青的历史和今天，给知青集体的回顾性调查带来非常有利的条件。
新的研究角度需要新的组织方式。如果我们把正史的研究称为“专家方式”，个人史的方式称作“群众方式”，那么集体性的知青历史回顾调查，就应该称为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方式。它调查的内容与专家的整体研究和民间的个人史收集不同。与整体型的研究相比，这种调查涉及集体内的每一个人，还包括了知青的基本属性、经历中的重要节点。与个人史资料相比，知青集体性回顾性调查的内容则“粗略”得多。它并不调查到任何仅属于个人的细节。这种调查需要在调查目的和内容的确定、调查表设计、调查对象的选择、调查的组织和实施、数据质量控制和统计分析等环节中严格遵循科学规范，尤其不能因为工作人员的倾向性而影响调查结果；因此应该由专业人员负责设计实施。
同时，在连队的筛选、寻找集体内部每个人的线索、确定调查员、配合调查询问等方面，如果没有大量知青群众的无条件的热情参与，如果不是由本连队的知青进行具体的组织和实施,这项工作根本就不可能进行。这种专家与群众紧密结合的方式也是对“知青情结”的良性引导。发动广大知青群众投入调查、记录自己真实的历史，使自己的集体在中国知青史上留下一个清晰的脚印，这是对知青、对历史都大有益处的事情；也一定能得到广大知青的热情支持。
与其它研究方法一样,集体性的知青历史回顾调查也有其局限性。比如它不适宜描述分析知青历史中一些较为罕见的极端事件，只适合在群众联系较紧密的群体中进行，对这种调查的技术性要求也比记录知青个人历史相对困难一些。因此它代替不了任何一种其它研究方法，只是对现有方法的有益的补充。
三、知青史回顾调查的主要困难
就本人而言，提出知青集体的回顾性调查是企图将医学科研中的回顾性研究方法应用于知青史研究。肿瘤临床医生经常进行的“预后因素分析”，就是一种常见的医学回顾性研究。它的目标有两个：①描述疾病的时间过程（连续过程或多阶段过程）的基本特征；②分析有哪些因素是可能影响这个过程的独立因素，并且定量评价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对知青下乡历史的研究大概也可以分为过程描述和内部差异分析两部分。此外研究方法也有相似之处，预后因素分析中的一些概念和指标都能为知青史研究直接借鉴。比如描述肿瘤病人生存过程的“生存时间曲线”与描述一个知青群体的“下乡时间分布曲线”，病人各年生存率与知青各年度留在农村的比率，病人的“平均生存期”与知青的“平均下乡时间”等等，在统计学上都是相同的概念。
有这些共同点，进行知青史回顾调查应该是很顺利的事情。可实际上当我们在新的领域策划调查工作时，一开始就感受到两个领域存在着严重的观念差异。
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国盛教授的讲座《科学通史》中有这样的解说：
什么是历史？历史是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描述（一阶历史），历史也是对这种描述的反省和反思（二阶历史）；任何一种对一阶历史的描述，都蕴含着二阶历史的观念体系。什么东西进入历史，什么东西部分进入，背后都有观念体系起作用。所谓“零阶历史”是可疑的，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所谓“客观”的历史事件的集合。
自然科学的观点恰恰相反。它的研究对象是不依赖于任何人主观意志的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在医学研究中，无论是前瞻性的还是回顾性的研究，研究人员主观立场的影响将造成严重的偏倚，都是研究过程中必须排除的。这与历史研究中的不存在所谓“客观”的历史事件的集合的观念显然是完全对立的。这是我们在考虑应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知青史研究时，首先碰到的一个有趣的矛盾。我们在知青史调查工作中，几乎每进行一步都要面对这个矛盾。
尽管矛盾如此明显，我们仍然希望知青史回顾性调查能向自然科学研究那样，排除人为影响，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分析，调查结论被所有人认可。这样一来，吴国盛教授所说二阶历史的影响，也就是调查者和调查对象的主观立场所造成的影响，就成了必须避免或控制的“偏倚”。所谓偏倚,是一种系统误差；它使调查结果造成一致倾向的偏差。这和常见的无偏的随机误差不同。对于后者，误差可以用扩大样本量的方法控制；随着样本量扩大，测量指标（例如平均值或百分率）就能比较接近真实值。而系统性的偏倚并不随着样本量扩大而缩小，很难通过统计方法剔出；必须在调查设计和实施中严格控制其影响。
按照以往在医学研究中回顾性调查的经验，我们认为在知青史回顾性调查中可能遇到的人为主观倾向所造成的误差有以下几种：
1.选择偏倚
知青史调查只能对一小部分人进行。如果研究者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研究样本，就必然出现选择偏倚。在一千七百多万知青中，可以很容易选出几十个、上百个甚至更多的极端典型的人物；无论是“英雄模范人物”还是“受难者”,想要什么结论，就能找到什么样的例子。这样的“调查”谈不上科学研究，只能是各说各话，谁也说服不了谁。
即使设计者没有主观故意而只是随意选择调查对象，也不能保证得到的样本没有选择偏倚；因为“随意”并不等于统计学中的随机化，选择偏倚有时是无意中产生的。例如2013年6月1日《解放日报》刊载了中国社会学会方法研究会等单位对600位知青进行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在上海的知青展览馆内外选取的，似乎没有特意的挑选。但稍加分析就知道，调查成功的600人全都是去参观知青展览并愿意接受调查的人，这意味着他们很可能是知青中间比较关注知青问题、比较认同知青展览宗旨的人。在这种人中调查当年的下乡动机和今天对知青运动的评价，调查结果中表现出某种倾向性就不奇怪了。实际上，积极参观知青展览并愿意接受调查的人，与不愿去参观或不肯接受调查的人，对知青问题的认识肯定存在系统差异。600人调查的结果顶多只能代表前者，并不能代表后者，因而也不能代表知青总体。这个例子说明，只要选择调查对象的方法与调查内容具有相关性，就会出现选择偏倚。
屏蔽选择偏倚的最好方法，是用统计学方法随机抽样。但这在知青史调查中无法实施。不管是个人还是连队集体，都很难列出所有抽样单元，更无法保证抽到的人都能接受调查。
我们提倡的方法，是以知青集体（连队）为样本，调查这个集体中的每一个人。这并不是随机抽样，只是一种选择偏倚相对较小而又比较可行的方法。每个知青集体当然也有其特殊性，一两个连队集体的资料不可能直接代表北大荒知青总体。但我们仍有可能从一个知青集体的分析中看到许多总体的特征。我们在18连调查报告中提出的一些结论就很可能具有普遍性，反映了北大荒知青总体的特征。在没有条件对知青个体或整群进行随机抽样的条件下，选择几个集体“解剖麻雀”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替代方法。
实际上，半军事化的管理体制使黑龙江兵团的基层连队具有许多相似性，比如知青群体规模形成和崩溃的过程，知青群体内部的矛盾或差异，知青当年的经历和思想认识演变过程。这些过程和特征在整个兵团/农场中的大多数知青集体都是一致的。如果我们能有两三个基层连队的资料，并且分别得到相似的知青群体特征，那就很可能也是北大荒知青总体的特征。
2.失访偏倚
调查对象的失访也可能导致系统性偏倚。比如上面600例上海知青的调查中，拒绝调查的人的看法就很可能与接受调查的人存在系统差异。因此如果拒绝调查的比例不容忽视，调查结果就不能代表所有参观展览的人。除了拒绝调查，群体性调查中更多的失访是因为失去联系。经验表明，知青群体中现今生活处境比较困难的人最容易与集体失去联系，因而最容易失访。比如我们连11名北京知青中与大家的联系最少的人是一位回京最晚、因患病下岗多年的女知青。如果她失访，我们11个人的下岗率从2/11变成了1/10了。可见当失访原因（因工作生活困难不愿与集体联系）与调查内容（是否下岗）相关时，即使失访率不很高，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为了控制这种偏倚，集体性的知青史回顾调查最好能达到很高的访问成功率，使失访率能够小到可以忽略。对于社会调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要求，也是知青史回顾调查需要面对的最大的障碍。
当失访不可避免时，应该具体分析失访原因。如果失访原因与调查内容不相关，则失访的影响或许不严重。如果失访原因与调查内容可能相关，就必须分析评价失访偏倚的倾向以及影响程度。
3.敏感性偏倚
在医学和社会学现场调查工作中，有时会遇到所谓“敏感性问题”。一般这是指询问内容涉及调查对象的隐私、或使调查对象感到尴尬、不愿向人表态或表述的问题，造成拒绝回答或回答不真实。实际上，知青史调查内容的敏感性并不严重。但一些国人有一种习惯：在公开面对社会上的提问时，总是首先做政治上、思想上或道德上“对错”或“好坏”的判断，愿意选择“好的”、“正确的”但未必是真实的答案；这也可以视为敏感性偏倚。统计学中处理敏感性问题调查的方法（随机应答技术）在这里并不适用。这种偏倚很难在知青史回顾调查中完全避免。我们只能在设计问卷时尽可能地降低询问的内容和方式的敏感性，事先向调查对象说明各种答案没有“好坏/对错”之分。
4.回顾性偏倚
回顾性偏倚产生于调查对象。今天当调查当年的经历和看法时，很多知青对于那场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进行了长期的反思，形成了牢固的认识，很多看法与当年的思想相差甚远；这使人们在回顾过去的历史时戴上了有色眼镜，很容易用今天的看法影响甚至代替当年的认识。这就是所谓“回顾性偏倚”。比如我们见到一些老干部、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中，很多人从“文革”一开始就有了清醒的认识和坚决的抵制。如果真是这样，“文革”还搞得起来吗？对同样的问题，今天的回答与当年的实际想法有可能出现较大差异，特别是在调查当年的主观认识问题时。医学回顾性研究中就有类似现象，比如心理因素在癌症发生中的作用就不适宜用回顾性的方法研究。
选择偏倚、敏感性偏倚和回顾性偏倚虽然都可以划为吴国盛教授所说的二阶历史的观念体系的影响，但对它们的处理不完全一样。选择偏倚对一项研究的影响往往是致命的，必须尽力避免。敏感性偏倚和回顾性偏倚不大可能完全避免，只能尽量控制，缩小其影响。
5.调查员的倾向性
为了降低失访率，我们在知青史调查实际中采用了调查员电话询问的调查方式。但这种调查方法也带来一个严重问题：调查员的影响。
我们的调查目的是为了获得客观真实的知青历史和现状的资料，而不是为了证实某个研究人员的看法。如果以后者为目的进行调查，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那部分事实，甚至将本人的倾向性引入具体的调查询问过程，那就很难称为科学研究了。调查问卷的设计应尽量做到“少而精”。事先设定明确的、有限的和可能实现的目的，设计者按照这个目的严格设定每个项目内容、适当的精度要求和易于接受的询问语句，事先考虑好分析方法。每个调查项目的内容设置和询问方式都不应该表明设计者自己的立场和偏好，以免影响调查对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主张知青史回顾性调查一定要由专家（最好多个）设计和主持而不能由群众（包括知青群众组织）自己包办的原因。调查员应当了解这些目的、执行这些要求。如果你真的相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符合历史事实的，就不应拒绝以客观的立场进行调查。“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在如何避免调查员的倾向性方面，国内外的社会调查有许多值得借鉴的方法和经验。
我们的希望是知青史调查也能够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用第三方的立场和尽可能客观的技术方法，获取偏倚较小的调查资料。这种想法可能不符合吴国盛教授所定义的历史研究，或许并不现实。毕竟在历史研究领域，我们纯属门外汉，但我们仍愿意做一些尝试。
四、18连知青史回顾性调查的实践
这是我们对自己的集体做的知青史调查。具体的内容（调查的目的、对象、和方法，调查项目和问卷，具体实施环节，调查数据分析）参见先前的博文《18连知青史调查报告》和《18连知青史回顾性调查第二阶段调查结果分析》。
1.调查的目的和内容：
调查的基本目的：首先是获取一个知青集体的历史的资料。其次，我们想实际探讨一下调查方法的可行性，考察一下各种问题受到上述偏倚的影响程度，以及调查工作中的需要注意的环节。
调查的主要内容：第一阶段调查的全部是客观事实，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属性和下乡事件，包括：性别、出生年月、届别、家庭出身、赴北大荒的年月、在北大荒的主要工作，离开农村的年月、返城途径、回城后的工作（80年代和退休前）、学历、结婚年月、有无下岗。对于已故者和失去联系的人，这些内容也可以通过者配偶、同学、朋友间接调查获得。第二阶段调查的全是主观认知方面，包括：去北大荒是自愿还是被迫的及具体原因，什么时候想离开北大荒的，为何离开北大荒、如何评价在北大荒的岁月，是否参加知青聚会及参加的原因，是否回访过北大荒，如何评价知青题材文学作品等等。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内容描述一个知青集体的形成、衰退、崩溃和最终分化归宿的历史过程和思想过程，以及各种知青属性对这些经历和思想的影响，解剖一个北大荒知青群体的“麻雀”。
2.调查方法
许多社会调查都采用调查对象自己填写调查表的方式，这样可以留下调查对象的笔迹作为客观证据。但在知青史调查中采用这种方法的回收率很低，很难达到控制失访偏倚的目标，而且也不能了解失访原因。因此我们采用了由调查员电话询问的方式进行调查。这大大提高了应答率，能够联系到的知青几乎全都接受了调查。
实践表明，调查员必须选择大家比较熟悉、信任并具有一定科研素质的人。我们在调查中经常感到，许多知青其实对调查工作并无兴趣，只是出于对调查员的友情和尊重，才比较认真地回答了询问。调查期间18连知青有多人患严重疾病，3人正在住院治疗，2人刚刚丧偶。如果调查员不能使大家信任和亲近，是不可能认真响应调查的。调查员需要在调查过程中向调查对象申明调查目的，保证不扩散和滥用调查结果。如果缺乏了解和信任就很难让调查对象依从。
但电话询问的方式也有严重缺点：首先，调查员可能有意无意影响调查对象的回答；实际调查过程中只要调查员稍稍表示自己的倾向或有其它不规范的行为就可能严重影响调查对象的回答。其次，调查结果全凭调查员的记录，缺少调查对象笔迹这类客观证据。由于这些缺陷，调查员的公正性和科研素质就成为关键。调查员应该具有令人信服的品质和资历，能够完全理解调查的意义和要求，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我们第二阶段调查的三名调查员退休前分别是北京肿瘤医院医学统计室主任、无锡市荡口人民医院医生、工业及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我们希望调查员的资历有助于读者对于调查结果的信任。但是保证一项调查工作的严谨性、科学性仅靠研究者的主观声明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工作本身应该具有过程的可重复性和监察机制。这需要对调查过程录音。可惜限于条件我们未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本次工作的一大缺陷。
另一个缺陷是没有进行预调查。2013年5月我们刚刚确定调查表还没来得及做预试验时，接连得知18连知青中两人患肺癌住院治疗的消息（1人3个月后去世），使我们感到时间紧迫使，立即开始了调查。调查一部分人后才发现第一个问题询问方式不恰当，又对此作了修正和重新调查。这又使我们原计划做的信度测量也没能进行。
3.失访的影响
第一阶段调查成功率（直接调查61人，间接调查14人）达到97.4%，完全失访的只有两人。这是比较理想的成功率。而且失访2人的原因与调查内容无明显关联。失访率较低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阶段调查的全都是比较容易获得的客观事件，一部分人虽然不能直接找到，也可以通过亲友同学间接调查。
第一阶段调查内容全部是客观事实，我们原希望这部分内容能够达到100%真实可信。实际上个别问题（家庭出身）对个别人仍具有一些敏感性。但总地看这个阶段对于客观事实的调查结果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第二阶段内容大部调查调查分是主观认识，因此只能直接访问本人，不能通过间接调查获得。这使失访率大大增加。失访有三种：一是拒绝回答，这可能导致明显的偏倚。但本次调查拒绝回答的只有1人，影响不会很大。二是重病或病故失访。其原因（患病和死亡）与调查内容关系不大，也应可以忽略。三是因失去联系而无法访问，有13人之多，是不能忽略的。一些项目（是否参加知青聚会、回访农场等），失访本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做了回答。因此在这些项目中将这13人也并入分析样本，消除了这些项目的失访偏倚。但对于其它项目，例如当年是自愿还是被迫到北大荒的？为什么想离开北大荒，对那段历史的看法等等，失访影响的程度并不清楚。通过分析比较，这13民失访者与访问成功者的各种基本属性没有显著差异。失访原因主要是去了其它城市、个人性格以及同事关系，与调查内容内容没有明显关联。只有一人因曾刑事犯罪被判刑而失去联系。此人与拒绝调查的1人的缺失有可能产生相同倾向的影响。主要影响Q4、Q7、Q8和Q9。但从Q4的结果分析看，两个人的可能偏差不会对主要结论产生定性的影响。Q7、Q8和Q9不是本次调查的重点项目。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这次调查结果大体上能够代表18连知青集体。
虽然我们调查的是一个粮油加工和副业生产连队，不是最普通的农业生产连队，但在过程描述和影响因素分析方面，在下乡动机和对历史的认识方面，许多分析结论可能对北大荒知青总体具有普遍意义。例如家庭出身的影响，18连干部、职员、工人出身和出身“不好”的知青平均下乡时间分别是4年、7年、8年和9年，后者下乡的前7年没有一人返城。在返城途径方面，干部出身的以当兵和上学为主，职员出身的主要是病退困退，其他人出身的大多数是在最后的“大返城”期间才离开的。这些结论都很可能具有普遍代表性。当然也有一些具体的参数还需要继续调查分析。比如平均下乡时间8.3年有可能比其他知青集体长一些。这与我们连在“大返城”时未回城的比例较高有关。如果再有一两个连队的样本就能更明确了。
4.敏感性偏倚和的回顾性偏倚：
第二阶段调查的各项目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属于当前的事实和认识。例如对电视剧《知青》的评价、是否参加知青聚会、是否回访过农场等。和第一阶段的内容一样，这些项目基本不存在回顾性偏倚，也不属于敏感性问题，调查数据就应该是可靠的。
第二类属于对历史问题的看法：是否赞同对知青经历的各种说法。虽然询问的是历史问题，但问的是当前的看法，问题本身也不具备很强的敏感性，因而调查结果也应该是大致可靠的。其中态度比较极端（完全肯定或否定）的人的态度很清晰。而看法比较居中的人有一些态度比较模糊、犹豫；调查的信度不一定很高。
第三类属于对当年的动机、认识的调查。比如“Q1：当年去北大荒是自愿去的还是被迫去的”、“Q3.1：从哪一年开始想离开北大荒的”、“Q3.2：为何想离开北大荒”这三个项目，回顾性和敏感性偏倚的影响就难以避免了。
对Q1，一开始调查表的询问是“当年去北大荒，是自愿去的还是被迫去的？”结果1969年到北大荒的知青有很多人都回答自愿去。这与1969年到18连的上海知青和哈尔滨知青到北大荒的头几天曾集体大哭的表现有矛盾，显然不是事实。后来和一些人聊天得知，当年有相当一部分上海、天津知青是在只有插队和兵团这两种选择的情况下才“自愿”到北大荒的，对于很多人实际上是无奈的选择。于是我们改变了询问方式重新调查：首先询问“当年中学毕业分配时，你们班有没有人留在城市工作？”，然后问“如果你当时有可能留在城市工作，是否还会报名到北大荒？”结果自愿下乡的比率大幅度下降。很多人一问到第一个问题便会讲到当年“69届一片红”，除了下乡没有别的出路，学校和社会施加各种压力包括给家长办“学习班”、街道敲锣打鼓“送喜报”等做法，自己不得不顺从潮流“自愿报名”去边疆。而确实自愿主动报名的人也会提到当时瞒着家里人（甚至偷户口）报名等情节。对这个问题的改进使我们认识到：对于可能出现敏感性和回顾性偏倚的调查项目，如果能够预先知道偏倚的方向，在设计调查问卷时有针对性地设置询问，尽量结合当时具体的客观事件，是有可能降低偏倚程度的。这种问答互动与调查人员用自己的立场观点引导调查过程不是一个性质，需要由设计人员事先统一确定。尽管如此，我们这次调查中，这个问题（Q1）的调查结果仍有可能存在少量回顾性偏倚和敏感性偏倚。由于我们曾向调查对象表示过各种答案并无对错好坏之分，因此本文不具体举例了。看来对于历史上曾经的主观认识，要想完全屏蔽各种偏倚并不容易。
调查问卷中的Q3：“你是从哪一年开始想要离开北大荒的？”是本次调查中的一个不成功的项目。我们已经在第一阶段调查了每个知青是在什么时间到达和离开北大荒返城的。行动之前总先有思想，我们希望能够从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描述知青运动大潮兴起和瓦解消退的时间过程。但对Q3的调查完全没有达到设计目标。多数调查对象没有正确回答，只有个别人经过思考，回答“九一三事件”之后等等。更多的人回答的日期是其返城的年度。还有回答“从到北大荒那天就想离开”的。最终的调查结果没有分析价值。这是几十年前的思想活动，产生的时间也不一定有明确的标志，如果不与任何客观事件有关连，调查对象就难有清楚的记忆和回答。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Q3.1（“为何想离开北大荒”）之后与具体原因相连接，或许能好一些。
对于Q3.1：“为何想离开北大荒”的调查，存在较明显的敏感性偏倚。“北大荒工作生活条件比城市艰苦”本应是多数人的重要的原因，但仍有部分人不愿选择。此外这个问题的询问方式也有不妥，很多人把这个问题当成单选问题回答了。如果能像Q4那样分别询问，可能结果会好一些。
总之，对第一类问题知青史回顾性调查还是比较可靠的；第二类问题大多数人的回答可信；第三类问题的调查比较困难，并且存在一定的敏感性偏倚和回顾性偏倚。今后还需要对这一类问题够探索更有效的调查方式。
为了降低敏感性，我们在具体调查过程中严格遵循了伦理学要求，即遵循知情同意和保护个人隐私的原则，调查对象不愿回答的项目不再强求，调查内容尽量不包括调查对象个人信息，涉及调查结果时调查对象的姓名对外隐蔽。在询问方式方面，注意用间接评论代替直述看法，在第一阶段调查时把可能有敏感性的问题（“家庭出身”）放到最后询问。
由于缺少历史学和社会学专业工作者的参与，我们的工作存在不少明显的缺陷，只能算是一个开头。我们从调查方法的角度进行总结的目的就是希望有后续者借鉴。希望能有更多的北大荒知青群体和专业人员参与这项调查工作，使我们的知青史料更加丰富，研究方法更加多样有效，群众性的参与更加广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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