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曾经多次组织大批的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远地区安家落户，其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实属罕见。也正因为如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从运动的发起到结束的十几年来，邓小平的政治生涯虽几经伏起，但他时刻都在密切关注着这一牵动中国百万知青命运的重大运动，也正是由于邓小平举措得力，才使这一运动带来的社会问题最终得以顺利解决。
邓小平提出插队为安置知青的主要方向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起，共和国政府在积极振兴国民经济的同时，努力普及教育，短时间内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缺乏计划性，致使中小学毕业生的比例严重失调，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的升学压力骤然增加。在这种压力下，《人民日报》于1953年12月3日发表了题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社论，在中央党报上首次提出了由政府出面动员组织一部分青年学生到农村务农的设想。这就是日后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源头。
 1957年，举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跃进运动，希望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遗憾的是，它带给中国的却是国民经济的大滑坡。这次教训使全党逐步清醒起来，党中央面对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7月，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提出：对于精简下来的无家可归和城镇无法安置、但具有下乡条件的职工，包括一些不能在城镇就业的青年学生，可以安置到农场（包括牧场、林场、渔场）。
 安置城市青年，原本寄望于国营农场，但在实际执行中，农场能够容纳的劳动力有限，国家财政负担又很重，安置一个人需要国家财政支付1000元左右。到1963年5月底，原计划安排到农林场的33.2万人，只完成了15.4万人。国家领导人在思考，邓小平也在思考：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主要去向应该放在哪里？
1963年5月，浙江省委批转了嘉兴县委《关于动员城镇人口下乡插队的报告》。这份文件在下达全省各地（市）县委的同时，也上报到中央。邓小平在审阅过这份报告后，思考了许久。嘉兴县为了解决生产粮食的劳动力过少与吃商品粮人口过多的矛盾，在1962年不仅动员了从农村进城的4428人回乡，还安置了5307名久居城镇的人口下乡插队，城乡两头工作扎实，下去的人基本稳定，安心务农。嘉兴县的经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把自己的想法先和谭震林副总理进行了交流。他说，一个队安置两个中学生是会搞好的。他们不仅在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上起作用，经过锻炼，在政治上也会起作用的。因此，应当向干部、青年学生和社会群众讲清楚，插队是体现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的安置形式。浙江嘉兴县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
 为此，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谭震林副总理指示，召开了各大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会上，谭震林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安置工作的新思路。周恩来在听取了各方面情况汇报后，说道：“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这样干呢？苏州市能动员人员下乡，别的城市更可以。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因此，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的。你们回去订计划时，第一插队，第二插场，第三新建、扩建场。这样就投资少，效果大，才能真正贯彻勤俭办业的精神。
1964年1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的汇报，讨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他对搞好插队问题再一次发表了重要讲话：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200元。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10亿元，这怎么得了，不能走这条路。
 实践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动员知识青年下乡，走插队为主的这条路是可行的，它投入少，解决的人口数量大，不仅为城镇青年就业开通了一条新渠道，还对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有着积极作用。
1964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是新中国历史上，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
这样，邓小平提出的“以插队为主要方向”的安置办法最终形成了中央纲领性文件。
“反潮流”知青典型向邓小平猛烈开火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政治生活陷入了空前混乱局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划也因政治动乱而中止执行。“文革”中兴起的红卫兵“造反”运动鼓动着许许多多的下乡知青回城造反。而“文革”中产生的畸形儿———江青集团则基于政治上的险恶用心，相继扶植了一些知青典型。这些典型在受宠若惊并竭诚为其效力的同时，自己也飞黄腾达，成为政治舞台上耀眼的“新星”，两者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
吴献忠是辽宁省“反潮流”知青“典型”群中最早成名的一个。1968年秋，她自抚顺市第八中学初中毕业，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主动放弃留城机会，第一个报名到本省黑山县太和公社耿屯大队插队落户。1969年9月，她已成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接着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被派往省内各市、地区做报告，宣讲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和接受“再教育”的体会，几次出席省、县、社召开的先进知识青年代表会议，成为远近闻名的人物。
 很快，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注意到了这棵“好苗子”，便着意浇灌，加以栽培。1973年2月15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出有关她“扎根农村干革命”的事迹，将她的名字播遍全国。8月，她作为知识青年的党员代表，参加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9月14日，《辽宁日报》发表《发扬反潮流精神，朝气蓬勃投入新生活———全省各地广大知识青年学习吴献忠的活动正在深入广泛地展开》一文，在全省范围内掀起向吴献忠学习的高潮。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在辽宁省委的教唆下，吴献忠与其他几位典型人物张铁生等人积极筹划，拟定了一封由19名与会知青代表联合署名的致全省人民的公开信———《向“拔根”复辟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猛烈开火》。
 公开信一反以往知青代表会议鼓吹“扎根农村”、“农业学大寨”的官样文章，拼命拔高声讨“党内资产阶级”的声调。该公开信杜撰了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着所谓“扎根”和“拔根”的斗争，言外之意，邓小平为了解决“文革”中知青工作的混乱局面，从下乡知青中招生、招工、征兵就是“拔根”；在信中他们还把上山下乡的做法绝对化，散布知识青年只有去农村才是干革命，要坚持革命就只有在农村扎根，舍此别无途的荒谬观念，形而上学猖獗到了极点。而公开信杜撰“扎根”、“拔根”斗争的用意，是为着说明党内有一个对知识青年专事拔根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罪魁祸首毫无疑问就是邓小平。
联名签署公开信的这些知识青年“典型”，原先都是普通平民百姓子弟，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们的名誉、地位、权力奇迹般地变化。但是在这些似乎偶然的变化中也蕴含着某种必然。
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首先是与极“左”派的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的。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派为了实现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野心，必须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培植骨干力量，部分无知冲动、对极“左”思潮没有免疫力的知青典型便成为他们物色网罗的理想对象。此外，这种反常现象的产生，也与当时政治生活中根深蒂固的“人治”现象是血脉相通的。不受约束的权力势必助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卑劣心理，“反潮流典型”身上散发出的“帮”气、“霸”气，以及对“恩主”表现出的奴气，乃是这种丑恶现象的集中体现。
除了“文革”极“左”思潮泛滥这一大的政治背景和“四人帮”的直接插手外，这些典型的堕落也有自身的原因。首先是政治上的愚昧和盲从，其次是在名利引诱下的私欲膨胀。据说，有人曾问张铁生大学毕业后干什么，他得意地说：“我的工作由江青安排。大队书记我是当不长的，两三年就走，可能当教育部长。”这些典型在获得极“左”领导人的赏识后，表现出既得陇复望蜀的政治野心，利令而智昏，以致在泥潭中越陷越深。1976年“四人帮”被逮捕后，他们的身价一落千丈，为了反潮流的种种行迹，他们终归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他们本身也是那场劫难的受害者。
 邓小平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
随着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无可奈何花落去”，城市待业问题急剧恶化，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许多城市相继发生待业青年集会、游行、请愿和哄闹政府机关事件，与当时的知青返城风交织在一起，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
劳动就业问题，早在1950年就存在，那时主要是解决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的失业群体。随着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这个问题到1957年就基本解决了。进入60年代，再次出现就业问题，解决办法是动员下乡。凡是城镇安排不了的，就组织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这对战胜六十年代初期的经济困难，完成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功不可没。
文化大革命中发动的那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动员了上千万城镇知识青年奔赴农村，掩盖了城镇失业问题。所以，当几百万下乡青年蜂拥回城，城镇出现庞大待业青年时，人们一时竟不知所措。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后，人们的头脑才逐步清醒起来，开始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寻找解决就业问题的新途径。
 邓小平清醒地看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来已久的城镇待业问题，既有人口严重失控，导致劳动力数量大大超过需求的原因，也有所有制结构畸形，造成就业门路越来越窄的原因。因此，解决待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不断深化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消除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实现安定团结的新局面。也就是说，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
1978年3月，邓小平指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以取代过时的上山下乡做法。同年10月，在政治局研究讨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汇报提纲》时，邓小平就上述问题的解决勾画出大体的轮廓：一个是在大城市周围发展卫星城市；一个是发展轻工业，开辟新的就业门路；再一个是广开门路。
与以往安排知识青年就业主要通过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的做法迥异，“广开门路”意味着将成立集体所有制的劳动服务公司，并开辟其它行业，作为安排待业青年的主要途径。这是对传统用工制度变革的开始，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循着这一变革的轨迹，先是多种形式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蓬勃发展，继之以集体经济的崛兴，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多种途径就业的新格局。
在解决知识青年就业问题上，劳动服务公司这种新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发挥了重要作用。成立劳动服务公司，最早是在1978年7月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议上正式提出来的，1980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进一步肯定了这种形式。由此，以劳动服务公司组织的集体经济事业为主导，全民所有制单位、街道和居民委员会举办的集体经济以及待业人员自办的集体企业也在发展。
 以往扶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国家财政平均每年拨款6.85亿元，使用效果很不好，没有真正解决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提议，把这笔钱转为扶持待业青年城镇就业工作。他说，处理就业问题，上山下乡青年回城市的问题，这些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也不能解决。邓小平建议财政部拿出一笔钱用来扶助城市安排知青就业。用经济手段解决这样的问题，该花的钱还是要花。邓小平的建议，并不只是安置经费如何使用的具体问题，而是涉及知青问题应如何解决的指导思想问题。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务院知青办很快提出了具体措施：“文革”以来，全国年均下乡知青160多万，今后减少到70－80万，知青经费也由过去的8亿多元减少到5亿多元，这样可以腾出3亿元；如按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决定的每年拿出10亿元知青经费计算，可以腾出5亿元。这3－5亿元经费可以由国家财政部门直接拨给劳动部门，用于解决城市待业青年的问题。
旧经济体制诞育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可能指望它在旧体制内得到消化。长期以来，国家为解决知青问题，耗费了巨大的精力、物力、财力，推出了一项又一项补救措施，用心良苦，代价很高，收效甚微。治标不治本，乃是症结所在。邓小平真正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而不是某种臆想的原则办事，积极调整不合理的经济体制，改革劳动管理制度，广开就业门路，将疏散劳动力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就在短短的几年内使知识青年就业这个历史性难题迎刃而解。到1982年，已有24个省、市、自治区把1980年以前积累下来的待业青年———包括“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基本安置完毕。这是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也为当前解决就业问题提供了新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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