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我下乡分在景洪农场十分场二队。分场离景洪36公里，是一个新建农场，人员主要是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昆明四个城市的知青和一些早年支边的老工人，还有少数复转军人，生产任务是种橡胶。我们农场后来出过很多知名人物，比如电影导演陈凯歌、手风琴演奏家杨铁刚，还有一些专家、教授、学者等。但我今天要讲述的是一个悲剧人物，她是我们分场的北京女知青小薇（化名），我和她的一段难忘的经历。 70年代初，农场改为建设兵团，调了部份现役军人到各个连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我们队是一师一团十营二连。当时在极左路级的影响下，每天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外，晚上还有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开不完的各种批判会。加之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每天都感觉是在受煎熬。 1971年12月连队批准我探亲，假期15天。接到通知，我高高兴兴、急急忙忙地到营部人事处找徐参谋开边境通行证，在办公室碰到了三连的小蓉，她也是我们学校的知青，只是同级不同班，她也要探亲。徐参谋为我俩开好通行证以后说：“小红，小蓉，交个任务给你们，你们明天上昆明，顺便把小薇送到昆明安宁精神病院去，她近来又犯病了。”我俩一听愣住了。小薇是69年4月份从北京来到我们十营五连的。她到后没多长时间，我们就听营里的人说，她成了“现行反革命”，原因是她的父母是高干，当时正下放劳动，她来以后写了一些日记，在日记中说了一些对现实不满的话。不知怎么她的日记被连队发现了，逐级上报，被定为了“反动日记”。一天，团部在景洪嗄洒召开批斗大会，我所在的连队还派了几个老工人参加会议。老工人开会回来讲给我们听，那天在大会现场，小薇被带上台去，胸前挂着黑牌，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XXX”，脸被抹了墨汁，和另外几个受批判的人一起跪在台上。她象个小孩一样不知是啥回事，手不停的撕黑牌上的纸玩。这时一个老职工跳上台去，说她态度不端正，啪啪两耳光，顿时血就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来，台下的人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XXX ！批判会回来没多久，她就疯了，长时间不说一句话，每天呆呆的坐着，最后连日常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当时景洪没有精神病院，营部将她送到昆明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又接回来，偶尔我们去营部开会或是看电影还见到她，这次是第二次送她上昆明医治。 徐参谋带我们去到营部小河边一间孤零零的茅草房，推开门，只见小薇呆呆的坐在床边，蓬头垢面，脸被脏兮兮的头发遮住大半，衣服、裤子油亮亮的，身上发出一股臭味。见到我们，她惊恐地站起来。徐参谋和蔼地对她说：“这是小红、小蓉，明天她们送你去昆明看病，医好病你就可以象她们一样劳动、学习，去北京探亲了。”小薇呢，脸上没有表情。我问徐参谋：她会打人吗？她这样高，万一她打人，我和小蓉怎么办？她这么脏，怎么去昆明？徐参谋似乎是看出我们不太想送她，就说：“别怕，我会交待她听你们的话。另外你们帮她打扫一下卫生，我去找套衣服。”说着就出去了。 说真心话，我们真的怕送她，可徐参谋是领导，在兵团领导的话就是命令不能违抗，再看看小薇、良心上又有些不忍: 大家都是知青，我们不帮她，谁帮她呢？我俩打来水帮她洗了头，洗了脸，找来剪刀，帮她剪了个短发。徐参谋找来一件旧的对襟花棉衣和一条劳动布裤子，我们帮她换上。经过打理，小薇像换了一个人。我细细的看看她，皮肤白白的，两只眼睛圆圆的，五官很端正，蛮秀气的，心中想但愿这一次能治好她的病，让她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那该多好啊。
 第二天，我和小蓉带着小薇去营部机务队搭乘拖拉机到景洪，刚上车又遇见小蓉她们连的另一个女同学小琼。她也要去探亲，于是我们就结伴一起走。到了景洪，我们一行四人直奔长途汽车站买票。售票员一看我们带着一个疯子，不卖票给我们，说是长途客车，车上要坐四十人，万一在路上她闹起来，他们负不起责。我们一听傻眼了，不准乘车，我们怎么回昆明？任凭我们怎样解释，售票员根本不理。没办法，我们只好拉着小薇从客运站出来，刚走到景洪百货大楼旁边，一辆大货车停下来，驾驶员伸出头来喊着我的名字，原来是我家邻居阿贵，我高兴地问他怎么会在这儿，他说他来景洪拉木材回昆明，问我上哪儿。我说回昆明探亲，营里领导安排我们顺便送小薇看病，可人家不卖票给我们，走不了。阿贵听后说：坐我的车吧，只是我的驾驶室已经有两个人了，你们只能坐在车箱上。我们一听高兴极了，我说没关系，坐那儿都行，只要能到昆明。 中午，我们在一个食馆里买米干（卷粉）吃，小薇她在车箱里，我帮她买了一碗，端到车上给她吃，我和阿贵在车下说话。阿贵问我她怎么疯了，我把她大体的情况讲给阿贵听，又讲了开批斗会的事，阿贵说她真可怜，这时我俩不约而同地往车箱看了一下，没想到小薇手端着米干，一口没吃，在听我和阿贵说话，两行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我们被她的举动惊呆了，我的第一反映是她到底是真疯还是假疯（后来才知道精神病会有阶段性清醒的病理现象）。看她这样，我和阿贵约好，不能告诉其它人，怕万一传出去，她的后果会更惨。 车子开动了，我们坐在高高的木头上，车一开，风吹得我的眼睛都睁不开。风很冷，我们又穿得单薄，冻得直哆嗦，但又想坚持几天就到家了，心情一好，就觉得暖和一些了。 在途中发生了几件事，让我终身难忘。第一件，车在思茅时，我看到一个食馆在卖馒头，就跳下车去买了几个，小薇一见，不等我爬上车远远的就伸下手来接住，一只手拿一个，狼吞虎咽般地吃起来。可能是她到版纳三年都没有吃过几顿馒头，吃完两个，我又递给她一个她又吃了，虽然她不说一句话，从表情上看，她很感激我。我们几个看看她那样吃，心里挺难过的。他们从北京千里迢迢来到云南，吃个馒头都是一种奢望，像她这样遭遇的人就更难了。如果在家中，那可是家中的宝贝啊，要是她妈妈见到她现在这个样子，该有多么伤心啊。 第二件事，阿贵考虑到我们几个坐在车箱里太辛苦，就抓紧时间赶路，当晚赶到墨江县。要在平时，从景洪到墨江要开两天的时间。路上，小薇睡着了。到墨江已经很晚了，我们在电影院旁边找到一个旅馆。阿贵和坐在驾驶室的老张去登记，我叫小薇下车，可能是她冻的太僵了，无伦我怎么哄她，她就是不下车。没办法，我就叫小蓉和小琼在车下接她，我把她抱了从车箱边放下来。谁知小薇个子高，身体重，小蓉、小琼个子小，我一放手，她俩接不住，三个人一起摔倒在地上，小薇这下发怒了，睡在地上不起来。刚巧电影院散场，看电影的人出来，看到她睡在地上，大家都围上来看热闹，人越围越多，那场面真是尴尬。还好阿贵和老张及时出来，我们几个人才把她抬进旅馆房间里。小薇坐在凳子上，样子很生气，两只眼睛瞪得圆溜溜的，腮帮鼓鼓的，样子很吓人。我给她倒了杯水，拿了几块饼干，告诉她吃点东西好睡觉。谁知她抓起饼干啪的摔在地上，匍伏在桌子上大哭起来。我们三个人吓懵了，静静的看着她哭，可能是她借这个机会，把她长期的委屈发泄出来吧。她哭了好一阵止住了，我对她说：“小薇，我们知道你心中不痛快，但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萍水相逢，大家都是知青，一路辛苦，要互相体谅。”她渐渐冷静下来了，眼神也温和了，坐了一会倒在床上睡过去了。那知夜里，她尿床了，穿着的唯一条裤子全湿了。我们没有多余的裤子，天又那么冷，怎么办呢，我只好悄悄把旅馆的枕头帕扯下来，让她盖在脚上，那怕能为她挡一丝风也是好的。事后我总觉得对不起旅馆服务员，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丢条枕巾是要受批评的。 第三件事，我们遇到了一个好人。车子经过磨黑时，有一个男同志大约三十岁样子，昆明人，他到磨黑办事，要赶回昆明，班车没有了，就求阿贵带他回昆明，阿贵同意了，他就跟我们一起坐在车箱里，一路上还多了一个说话的人。车到玉溪，阿贵去加水，我们全部人爬下车来活动冻僵的肢体。有一辆大车也在加水，那辆车驾驶员问阿贵，是不是上昆明，阿贵说是。他又问怎么车上坐这么多人，阿贵说赶路，这个驾使员就对着我们几个说，车箱上太冷了，来两个坐我的驾驶室吧。话刚说完，搭车人和小薇两人就爬上他的驾驶室去了，我一看不行，小薇怎么能单独去坐别人的车呢，但是任凭我怎么叫她，拉她，她就是死死拉住扶手，不肯下来，可能是她一直都是穿着湿裤子，太冷了吧。搭车人看她实在不下车就说让她坐吧，我也到昆明。我就听了搭车人的话，让她坐了。走了一段路后，阿贵超车了，把那辆车拉在后面。车到了昆明东站凉亭大坡那儿，阿贵停车，让我们三个下车，他告诉我他要赶着去下木料，让我们在路边等后边的车。这时天上下着毛毛细雨，洒在脸上湿湿的，冰凉冰凉，路边小草都是被一层冰盖着。我们三个站在路边，等啊，等啊，又冷又饿又渴，缩在一起，眼巴巴的看着每一辆进城的车从我们身边开过，心里很后悔，心想不该听搭车人的话，让小薇离开我们单独搭车，万一弄丢了，可怎么办？我们急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大约等了两个小时，终于看到小薇他们的车开来了，搭车人远远的就向我们招手。车停稳以后，那个驾驶员问你们谁是送疯子的，我和小蓉回答后，驾驶员说，现在夜深了，我直接送你们三个到安宁，他又对搭车人和小琼说你们自己回家吧，搭车人马上说：“师傅，你就送送我回家吧，我家在穿心古楼，半夜三更的，我怎么走得回去？”驾驶员极不耐烦地答应了。我们赶快爬上车，本来搭车人是坐驾驶室的，但是他也跟着我们爬上车来。 车开动以后，搭车人告诉我们，他和小薇上了这辆车以后，驾驶员以为他是送疯子的，问他带了多少钱和粮票，那知搭车人告诉驾驶员不是他送，送疯子的是我们三个小姑娘。驾驶员马上就火了，开始骂他，说要把他赶下车去，又说他累了，要休息等等，搭车人只好向他说好话。走了一段路，车又坏了，搭车人帮着他修车，车修好才慢慢的开到凉亭。搭车人说我看驾驶员有些不可靠，他要送你们三个去安宁，这大黑天的，不知安的什么心。我们一听，真是吓坏了。车到穿心古楼以后，搭车人下车，我们也飞快爬下车来，我爬上驾驶室也不知哪来的力气，一把就将小薇拉下车来，驾驶员一看急了，问我们怎么不去安宁了。我说天晚了，明天再去，谢谢你了，边说边拉着小薇就走。驾驶员突然破口大骂，说我们没良心，是些贱人，骂声中还夹杂着脏话。搭车人递了个眼色给我们让我们快走，他在劝说驾驶员，故意拖延时间，我们走了很远还听见驾驶员在骂搭车人……。搭车人真是个好人啊，可以说是他让我们避免了危险，遗憾是我们当时连对他说声谢谢的机会都没有。 下车后，我们四个像流浪人，走在冰冷的大街上，心中一片茫然，月黑风高，不知能到哪儿去。还是小琼说我奶奶家住在南华街，一楼有间厨房，去那里坐到天亮再说吧。于是我们去了她奶奶家，等到了天亮。 天亮以后，我和小蓉告别了小琼，拉着小薇，去南太桥短途客运站坐班车到安宁。我又怕人家不卖票，叫她俩远远的躲在车后面，我去买票，总算顺利地上了车。当坐到在安宁长坡下车后，远远看见精神病院的大门，我们太激动了，想着任务马上要完成了，可以解脱了，喜悦的表情洋溢在我俩脸上。进了大门，守门老头见到小薇，就说：“小北京，你又来啦？”听见老头叫，周围那些晒太阳的人就围过来喊：“小北京”、“小北京”。我们一看，都是些穿病号服的，可能是轻度病人吧。小薇呢，人家叫她，没反映。有个人问我们：“你们是她的什么人，是她妈吗？”天啊，我和小蓉哭笑不得，真是在精神病院啊！ 这时，有人自告奋勇的带我们去了医生办公室。一个男医生在看病，见到小薇说：“小北京，你又来啦，怎么又不说话啦？”我们向医生讲了她在农场的近况和一路的表现，医生作了初步检查，告诉我们小薇需要长期住院治疗，但目前医院没有床位，你俩暂时不能离开，要陪着她，等有空床位，办完手续才能离开医院。我俩一听脑袋“轰”的一下，腿都软了，问几时有床位。医生说不知道，精神病是慢性病，床位紧张，现在只能看门诊，她进不了病区，如果走丢了，我们医院负不了责，你们就安心等着吧。晚上呢，你们和小北京先到大门口，那儿有间空房子，可以临时住着。听了医生的话，我俩几乎绝望了，后悔不应该答应徐参谋，现在真是进退两难……。 天黑以后，大门口一个人也没有，守门的老头也回家去了。大门离医院生活区有好远一段路，门头上挂着一盏昏暗的灯泡，风一吹，一摇一摆的像鬼火一样，我俩十分害怕。小薇那天不知怎么，十分烦躁，不睡觉，在房中走来走去，叫她喝水不喝，问她是否肚子饿，也不点头，这样折腾了近两个小时。我俩实在没法，摸黑去生活区找医生。真凑巧，正好找到院长家，一见到院长，我俩像见到亲人一样，一下就哭起来了。我们把这一路的情况讲给院长听，院长很同情我们，马上叫了一个医生去看了小薇的情况，医生给小薇打了一针，同时又安排人把隔壁一间医院堆被子的房间腾空一块地方，让我俩睡在里面，让小薇单独住，从外面锁上门。院长说这样安排是为我们的安全考虑，因为这是在精神病院，随时会有危险发生，还说我们农场怎么不派一个男同志作伴。听院长这么说，我们心里的委曲之情一下又浮了上来，差点又哭起来。 就这样，我们在精神病院陪着小薇等病床，真是度日如年。等啊等啊，一直等到第四天早上，一个女医生跑来告诉我们，昨晚病区跑了一个病人，你们快去找院长，先把小薇安排进去。我俩别提多高兴了，撒腿就往院长室跑，总算办了入院手续。我把缝在棉衣里的钱和粮票交给医院，觉得身子一下就轻松下来了。当我们陪同医生把小薇送进病区，看见那些疯疯癫癫，眼睛放着凶光，嘴里骂着人，紧握着拳头，对着我们冲过来的重病人，我们吓得躲在医生后面，太恐怖了。看到这样的环境，马上联想到小薇，我们走后，她怎么办啊，她比起那些重病人来，温顺多了，她肯定在里面会被欺负的，她多可怜啊，孤苦伶仃住在这么恐怖的地方，她的命运真的太悲惨了！那一刻我们的心情太矛盾了，可我们又无能为力再帮她做什么事了。我们反复告诉她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病，争取早日出院，她呢，还是呆呆的看着我们，我们默默的离开了医院。 我从安宁回到家，外婆见到我太高兴了，可能是兴奋过度，晚饭后突发脑溢血，送到医院就去世了，我很悲痛。等办完外婆丧事，我15天的探亲假也快到期了，我还是牵挂着小薇，我告诉妈妈我要去看她，妈妈说她也要去，可我坚决不同意，原因是外婆刚去世，妈妈还在悲痛中，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我在边疆她是日夜牵挂，强忍思念，如果再去看见小薇，那对她的打击会更大，更不放心了。妈妈看我态度坚决，只好尊重我的意见，她把家中本月仅有的二两半糖票和几张糕点票拿给我，让我买点吃的东西给小薇，我去买了半斤咸味奶糖（当时用一两糖票可以买二两水果糖）。另外又买了十个冰沙饼。我又想到小薇来时，脚上没有袜子穿，鞋子又破，天这样冷，会冻坏的。于是我又给她买了一双尼龙袜，一双解放鞋，带上这些东西，再次去了精神病院。 还是那个女医生陪我进到病区，病房中没人，我把吃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床头柜上，这时门外两个病人打起架来，女医生忙出去拉架，忽然有另外两个病人跑进来，一个抓了一把糖，一个抓了一个饼，转身就出去了，我赶快把东西收起来。这时，当年演五朵金花的女演员杨丽坤进来了。她穿一件银灰色长棉风衣，配一匹毛领，样子还是像演金花时那样秀气，只是眼神像小薇一样有些呆滞。原来她和小薇同住一间病房，床对床。我见到她，很惊讶，她是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啊，在这种地方见到她，太意外了。我呆呆的看着她，缓不过神来，反而还是她先开口说：“你来看小北京？你是她什么人？”我连忙告诉她我是小薇农场里的战友，我们都是知青。接着我对她说我看过你演的五朵金花电影，很好看。她叹口气，说了一句话：受批判的。正说着，女医生领着小薇进来了，见到她，我就喊：“小薇！”。“嗯”，她居然答应了，简直太神奇了，到医院才十来天的时间啊。我看见小薇的眉心处有血流下来，医生告诉我是扎银针扎的，比较痛，但小薇还是很配合医生的。我赶紧拿出糖和冰沙饼来给她和杨丽坤吃，两人吃得太香了。那个年代我们都没有吃的，何况她们是在精神病院。看她们那样忙着吃，女医生反复提醒：慢慢吃，慢慢吃，别噎着。我拿出鞋子和袜子，小薇因扎银针扎的手很肿，不能动。我就蹲下去帮她脱下鞋子，只见她脚都生冻疮了，红肿得厉害。我帮她穿好鞋、袜，想不到她突然看着我笑了一下，我也看着她笑了。无意间，我看见女医生背过脸去擦眼泪，女医生告诉我她的女儿也是知青，在插队……她触景生情了。我看小薇这时神智比较清醒，就问她你家在哪里，她说在北京；问家中有什么人，她说爸爸、妈妈、妹妹；我又问爸爸、妈妈干什么的，她说在干校呢，妹妹在上学。我问：你想他们吗？她点点头。 看到她点头，我的眼泪流下来了，她太不幸了！我告诉她我要回版纳去了，你要好好治病，等病好了回北京看爸爸、妈妈，她又点点头。看到她的病有好转，我太高兴了。我依依不舍的告别了小薇。从安宁回来的第二天，我踏上了回版纳的路。到了营部，我向徐参谋讲述了我们这一路的艰辛，和小薇在精神病院的现状。徐参谋眼圈红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红，这一路难为你们了，你们做了一件好事。 1973年底，我办病退回到昆明。后来听同学说小薇的父亲恢复工作以后回到北京，小薇的事引起了有关方面重视，农场给她平了反，补发了她几年的工资，直接从昆明精神病院回到了北京父母身边。 2011年，我们连队的昆明知青受北京知青的邀请去北京聚会，在北京时我特地向他们打听了小薇的情况，其中一个同学说他回北京后，有一次去政府的某个部门办事，见到小薇在那里上班，好象在写什么东西，看上去很好，很正常，只是他怕打扰小薇工作，没有和她打招呼。我听了真欣慰，但愿小薇健健康康，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2015年3月27日是我们下乡纪念日，那天我们昆三中初一年级同学在昙华寺聚会，我和小蓉分别43年后，那天终于见面了，我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回忆起当年这段难忘的探亲路上所发生的桩桩件件事情，我们悲伤，我们感慨，我们祈祷，我们共勉，我们将永远记住我们是“知青”这个平凡而又不寻常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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