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61岁，上海生活17年，贵州桐梓生活43年，桐梓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算是桐梓人了！” 2012年8月11日下午，我在翎悦山庄包房内采访上海知青陈建时，他那地道的桐梓口音，让你一下子感觉不出他是外地人。他给我叙述起自己的经历，一脸轻松愉悦和幸福乐观，让我也仿佛从他们那一代人经历的苦难中尝出甜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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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是来自原上海市杨浦区民联中学的知青。 50年代的上海，家庭子女一般都在三到五个，多的七八个，甚至十多个，当时全国上下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生孩子多的，还被称为“光荣妈妈”，比如他家就是五姊妹。他生于1951年，排行老二。大哥长他一岁，三弟小他两岁，老四老五是妹妹。66、67、68那三年，他和兄弟正好上初中。那三届的初高中学生，原则上必须上山下乡。 1969年4月10日，他坐上知青专列，告别父母，奔赴贵州。 他们那一批是分到贵州遵义地区。知青专列到遵义南北站下了几节车厢，到桐梓站下了几节车厢，到太白站又下了一节车厢，最后只剩一节，“况且况且”地拉到松坎站，交给地方，火车就调头走了。 那天是1969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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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虽然读初中，但对贵州一点印象都没有，感觉是个相当落后的地方，甚至连这个地名都很模糊。虽然留恋家庭，但毕竟是第一次出远门，感觉很新奇，一路上欣赏沿路风景。火车过桐梓，从车窗看，还有几栋高楼，一块大坝子，不错，到了松坎，有河，有小镇，非常高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原始和落后。 一下火车，火车站两边是欢迎的队伍，小学生夹道欢迎，敲锣打鼓，打着横幅标语：“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小客人！” 在松坎区集中后，各公社或生产队的干部就背起背篼来，点到名的，把知青的行李背起，像领一头小羊一样，把插队知青领回到各自的公社、大队或生产队。 按名单上的分配，他是到九店公社的瓦房生产队。到了松坎，心想，松坎有个小街，有铁路，有公路，交通方便，有河，还不错。自己所在的点，既然叫九店公社，应该还有九个商店，可能还有点繁华，不错，比其他地方好，其他的比如木瓜、三元，一听名字就感觉不行，但一打听，九店离松坎还很远，还要步行二三十公里山路，他心想，算了，还是离松坎小镇近些的地方好。那时到了地方，还可以自由调配，于是，他就选择留在松坎区水通公社那个点。 各知青点的条件不一样，有的点上有土坯房子，有的没有，就将就临时借用粮食仓库或寺庙做知青住房。他们那个点就是煤矿的一个仓库改建的。一个点五名，他们那里是两个生产队的知青点，10名知青共住一个仓库。 从家里出发时，父母把能想到的能准备的都塞进背包，碗、筷、大米、酱油都是带起的。但人小，没有独立生活经验，比如烧火煮饭就成了一个头等难题。虽然生产队事先就把灶头打好，有大锅、饭甑之类的厨房用具，但不知道怎样把大米做成米饭。上海用的是煤炉，煮饭是用铝锅慢慢的焙熟，俗称“随水干”，而贵州的做法完全不同，先把米在沙锅里煮到七分熟，用烧箕滤起来，再用甑子蒸。工序复杂得多。贵州的锅是尖底，又是烧柴，知青都傻眼了，不知如何弄。生产队派了一名妇女干部来协助他们弄生活，双方语言不通，说了半天，只听她在回答“没得”“没得”，但不知道“没得”两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知青向她要东西，问这样，“没得”，问那样，“没得”，大家又不知她的姓名，不知如何称呼，干脆就叫他“没得”，叫久了，无形中就叫成那妇女干部的绰号了，后来，知青有什么事要请教过问，隔老远的就喊“没得”“没得”，那叫“没得”的妇女也知道是知青叫她，立即应声答应，尽管后来大家语言慢慢可以沟通了，知青需要的东西，她也能拿出来了，大家也还是叫她“没得”，她也没计较，时间长了，还乐呵呵的。 “没得”教他们烧火，柴要横着放，架空，要用吹火筒吹。知青开始学用吹火筒，用力过猛，灶堂的死灰被这一口气一激，腾地翻滚过来，呛得知青满头满脸，火吹熄了不说，还呛得喘不过气来。 …… 解决了吃的问题，拉的问题又摆在知青面前。黔北农村解溲的地方是农家的猪圈、茅坑，没有专门的厕所。上猪圈，一蹲下去，猪就“哄——哄——”的叫唤着直朝屁股下面拱。男知青还好，女知青吓得尖叫，东躲西藏，再也不敢上农家猪圈。上海人用的是马桶，向生产队干部要马桶，他们担来一挑粪桶，一根扁担。知青看着不知这个有什么用，说我们要的是马桶，不是这个。(注：上海马桶就是木制坐便器，放在家里面的角落，供人大小便，第二天一早，提放到家门口，清洁工人会摇着铃铛，提醒没提出来的人家提出来，然后挨家挨户的倒掉，冲涮干净，晾晒一下提进屋，所以，上海的马桶，相当于一个家庭小厕所。)而黔北的县城、城镇多是用的茅坑，农村则是猪圈，什么叫马桶，根本不懂，知青比划了半天，就连当地干部也没搞懂，放下粪桶就走了。小便倒好解决，大便怎么办，一个个子大一点的，费尽力气蹲到粪桶上，结果卡擦一声，粪桶踩翻踩坏。女生讲究卫生，急得哭，男生给她们支点子，钻进庄稼地解决。农村人看见，嘲讽知青不要脸。 生活习惯的差异，吃喝拉撒睡，是上海知青和黔北农村交融的第一个节点，时间一长，这些笑话也就不成为笑话，回忆起来反而是件趣事。很多知青说，回到上海后，做梦都是在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村庄生活的场景，黔北山村农民的纯朴和善良还时时在他们脑海闪现，很多当了国家大干部的同志，还没忘记农业农村和农民，应该是那个时代留给人们的一笔宝贵财富。 陈健说，2008年，他们那个点的几个上海知青回到当年插队的村庄，还专门找到当年那绰号叫“没得”的妇女干部，看望她。“没得”虽然七十多了，但耳不聋眼不花，心态很好。他们仍然忘不了带着玩笑的口吻：“没得，你不认得我们不哟？”大家摆谈起当年的往事，时时带出一片欢笑声来。陈建说，毕竟当年，“没得”干部在生活上或多或少地照顾过我们一段时间，回忆起来很亲切。那次回访，他带了录相机，一家一户的去走走坐坐，谈起往事，不胜唏嘘，感慨时间流逝之迅速，感受山村今昔的巨变。他把那一次的回访刻成光碟，一人一盘，珍藏着。 他们珍藏的哪是一段回忆，那是一片人间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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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来的时候，定量，24斤，12斤大米，12斤苞谷。凭粮票肉票购买，钱自己掏。那时，知青家里条件好的，每月资助15元，条件差的也有好几元，大家把钱、粮凑在一起，平均起用。然后又通过父母的关系，搞点全国粮票来，拿到仓库换成贵州粮票，再换成钱。全国粮票全国通用，所以要贵些，比如全国粮票能换成一元钱的话，贵州粮票最多只能换5角。当时拿全国粮票去买米买面，质量也好得多。他们就这样，还算混过了。一年过后，停止供应，拿工分吃饭。男劳力劳动一天，挣10分，折成现金1角多。真正开始同吃同住同劳动了。绝大多数知青根本没干过体力活，不知什么叫水稻、玉米、红苕、洋芋，还以为是树上结的果实。看到农民自留地的苞谷比生产队的好得多，就去掰，开始的时候，农民怕，这是毛主席派来的小客人，不敢得罪，过了几天，老百姓很生气，甚至破口大骂。知青虽然听不懂，但从他们指手画脚的神态中，知道这东西不能乱掰，那是人家的口粮。 劳动开始了，队长在坡上一吼，哨子一响，今天哪些到哪里做什么，哪些到哪里干什么，大家就从屋子里出来，扛上农具，朝队长指定的地方聚集，开始劳动。他们最先干的一项农活是给玉米地除草，锄头捏得紧紧的，使劲一挖，砰砰砰一阵，草没除着，反而把苞谷挖断了，农民看了很心痛很可惜，叫他们不除了，坐边上看人家劳动。农民劳动起来轻松自如，有说有笑，一会儿就除了一大片，烈日一晒，玉米精神抖擞的，杂草看着看着就焉不拉几了，拈起来一看，死了。自己没除几行，手掌上全是血泡，动不了，轻轻碰一下都痛。但看看农民，这么苦，这么毒的太阳，他们劳动得很开心，有的还相互吵架骂架，骂到恶毒处，其他人也停下来，听骂架的两个你一言我一语的开战，虽然听不懂，但从她们的神态和语言声调中，能分出谁胜谁负。骂不过的，会扔了手中的锄头，扑上去抓住对方的头发打一架，直到生产队长来制止，大家又骂骂咧咧的分头劳动。本以为她们从此成仇了，谁知第二天，又在一块劳动，说不定又好上了。农村人不记仇。 给玉米地除第三次草是最累的活儿，手臂上全是红疙瘩，又痒又痛，农民大爷告诉他们，你看，我们穿的是长袖，虽然热，但玉米叶子就刷不到手臂了。农民的智慧，是劳动中总结出来的，简单实用。 除完玉米地的草，就该薅秧了。看着稻田的泥浆，像粪一样，不敢踩，又怕有石头，有虫，穿长裤下去，在田里蹬来蹬去，踩得乱七八糟的。 背，同样如此，先以为背得动，是那种尖底背篼或稀眼背，背牛粪，有蛆，手抓起撒到田里，一边抓一边撒，发醇的，又脏又臭，刚开始闻起，气都不敢出，时间长了，就不觉得了，整脏了，到松坎河里洗个澡，欢乐又撒满了河滩。 刚开始洗衣服，在田边的水井里洗，他们不知道那就是水井，就在里面洗衣服，结果，农民看到生气得不得了，说，你们吃的就是这水井里的水，怎么在水井里面洗衣服呢？知青看着一个池子里漂着绿苔和水草，不敢相信自己吃的水就是这里挑去的，结果，农民叫知青和他们一起去挑水，看到农民把水桶在水面上一撇，把水草和青苔撇在一边，然后舀到桶里的水就是清清亮亮的井水，他们才相信了。当地人洗衣服没用过肥皂、洗衣粉，看到满水井漂满白沫，像放了毒药一样害怕，要把水井淘洗几遍。后来再也不敢在水井里洗衣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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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上山守苞谷打野猪是最有乐趣的一项工作。一晚上当一整天的工分，和当地的回乡知青一起，又好玩又刺激。两个人约起，手提一根大木棒，来到大山沟里荒无人烟的地边，农人早已在山坡上搭一斜屋顶的窝棚，守夜的人就住在里面。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野猪会来，不知道如何才能打跑野猪，什么都只是跟在后头好奇地看。有经验的回乡知青，隔一定的时间从窝棚出来，在山上“窝——窝——”的吼，还用红布把手电蒙住，在山上绕，那一点亮光，俨然成了黑夜的中心，所有的吼声都从那个夜的圆点发出，吼声大，回音也大，整个山谷在黑夜中，像在颤抖一样，据说，野猪听到吼声，又看到红光在山谷闪烁，就害怕地逃走了。有些守夜的老农，黑暗中点燃一锅旱烟，在庄稼地的高处蹲着，像衔着火苗的雕塑，又像为自己点燃了一柱清香。清风吹拂，庄稼影子和地边守夜的农人，一动一静，像一出戏剧。 月夜，坐在庄稼地边，一片一片的庄稼仿佛在风里向守夜的人点头施礼。山里的夜很静很辽远，天空很清亮，可以看见很多不知名的小星星，大家一起摆谈农村的趣事，回乡知青因为知识面比农民广，交流起来也就容易得多，大家互相摆各自的故事，大家对对方所讲的都一片陌生，很过瘾，也就不觉得累了，相反白天上工，还不如晚上去守夜，有时，半夜三更实在寂寞了，大家唱一支歌，农人唱山歌，歌调单一悠远，高亢雄壮，听着让人振奋，他们也把上海的一些流行歌曲带进山野，有时，对面山上知青也应和一首，大家你一曲我一曲，像部队拉歌一样，不知不觉，晨曦来临，太阳出来，大家踏着晨光回去，然后蒙头大睡。 和农民打交道的时间久了，慢慢就产生了感情。农忙时节，乡亲们昼夜辛劳顾不得洗澡和换洗衣服，身上难免有些汗味，这些汗味，夹杂着山野的草木气、泥土气、庄稼气、旱烟气，混合成了大地气息，整个农村的生活气息，久而久之，有的知青开始从这混杂的气息中嗅出希望的味道来，对农村的生活方式开始反思，开始想办法让农民摆脱愚昧和贫穷，比如教农民的子女读书识字。这是教育的启蒙，是人性的闪光，很多知青就因为知识的力量和吸引，和农民交上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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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集体分给知青的自留地，空着，时间长了，也就学着种蔬菜。四季豆是一种藤蔓作物，要给它立一根可供攀附缠绕的竹杆或木棍，才能结出好大豆，当地人叫“上站站”，他们看农民从山上砍来小树作支架，也就拿上刀，到山上砍树，不知道农民砍的是杂木，他们一去，看到成片的小树，拇指那么粗，正好可以作豆豆站，于是大捆大捆的砍回来，还嘲笑农民砍的豆豆站不直不光滑，他们砍来的又直又光滑，好看又好用，结果，他们砍的是集体新栽成活的树林，松树柏树都被他们砍了，这简直是要了农民的命一样，报到大队，大队报到公社，公社派来民兵，群众也气愤地赶来了。 “哪些砍的树，捆起！” 民兵们拿的拿绳索，一个个虎背熊腰的，大义凛然的，看来这一仗肯定要干了，知青知道惹了大祸，但又不愿服软，心想一旦认了，就只有挨批斗的份了，他们大多是从红卫兵过来的，知道批斗的滋味不好受，于是也就雄起，大家紧紧团结在一起，形成两大阵营，互不相让，而且放出狠话： “敢捆，哪个捆，今晚你家的猪啊、牛啊、鸡啊就要遭秧。” 公社领导带民兵来，主要是吓唬教训一下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并不是真心要捆哪个，毕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小客人，整过伙了怕担当不起，双方僵持一阵，大家都找个台阶下，也就算了。 知青种的蔬菜，自己吃不完，摘到小街去卖，不好意思去叫卖，就摘来拿给当地农民，请他们去卖，钱归农民。这样一来，勤劳朴实的农民，反而觉得欠了知青的，就说，干脆你到我家来吃饭。于是把腊肉整起，虽然没什么佐料，就盐、辣椒，但那腊肉长年烟熏火缭，黄金色的肥肉，特别香。农村人辛苦，要有贵客来了才整腊肉招待，一来二去，知青回上海时，给他们带来洗衣粉、肥皂，特别是糖果，一大把一大把的，大人小孩都像宝贝一样，大家的关系就进一步密切起来。多数农民都吃杂粮，很难遇到吃两兼饭的时候，遇到家里面整两兼饭吃，他们就给关系好的知青递个信：“今天到我家来，我们整两兼饭吃，安逸。”知青也就常常到农民家头作客，俗称“杀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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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主要任务就是背煤。煤矿的石梯非常高，踩木桥过河，到山顶去背回来。去的时候，背个空背篼，一蹦一跳的，心想，好玩极了。由于一路上蹦蹦跳跳的消耗了太多体力，加上没背过东西，背二三十斤面煤，全部压在背篼的底部，重心向下，驼得人根本直不起腰，看到陡峻的石梯，双脚打抖抖，像筛糠一样，憩的时候，脚都还在抖，憩下来就不想走，人家背到家休息好多时间了，他们还在路上磨蹭，背了两趟就不再想去背了，太恼火了。但自己的烧煤怎么办，晚上去偷，晚上到农家的煤坑去偷夯好的煤块，或到砖窖上去偷现成的煤坯，偷一块来就够好几顿饭用了。 陈健说，老百姓包容他们，至今想起来感觉惭愧，一是自己做不成，二是从当初热血沸腾的青年到广阔的农村大有作为的理想破灭了，大家都很迷茫，感觉没有出路，就自暴自弃，乱整。心想，农村这样苦，一年下来，连吃饭都成问题，看着农民一身牛力气，一年辛苦到头，往往吃了上顿没下顿，自己手无缚鸡之力，所学的知识又派不上用场，很迷茫很困惑。物质的贫乏，可以去偷，精神的贫乏就无药可救，当时最缺的就是精神食粮，有的知青就是因为心理压力过大，走上犯罪或自杀的岐路。 没有什么书可读，来的时候带的一些爱情方面的书籍，成了知青们的精神食粮。正是谈情说爱的妙龄，谁不想到书本中学那么一招两招呢，但这类书是禁书，是要遭批斗的。那时的纹帐是蓝纱布做的，晚上把纹帐放下来，坐在里面，点上煤油灯，悄悄的看。那时没娱乐的地方，松坎还好，隔松澡煤矿近，听说有电影，沿着铁路，走路去，两站路，人年轻，好耍，大月亮，早点起身，到松澡煤矿篮球场看露天电影。人们早早的就守在那里，黑压压的尽是人头，像一坝站立的煤块。电影一结束，灯笼火把像散开的火的河流，从松澡煤矿的大坝延伸到四周的大山，像一条条舞动的长龙。 一路上都是谈论电影的声音，好集中的话题。 记得第一次看的是《东方红》，虽然在上海就看过了，但感觉还是很过瘾。后来看《地道战》、《智取威虎山》、《龙江颂》等样板戏，虽然在上海都看过，照样反复看。那时没有电话，和家里面的联系只有写信，跑公社，跑街上，看邮电局有没有信件来，有没有汇款，邮电局的邮差是个老头，大家把他的身影记得最牢，在山上干活，一看到邮差路过，放下锄头就往往山下跑。 这就是想家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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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招生招工，看着身边表现好的都陆陆续续走了，恐慌感又袭上来，那时争一个“招工指标”、“招生名额”以及“推荐上大学名额”是多么重要而且来之不易，只有抓住这些机会，才有可能改变身份，改变人生命运。 陈健说，1971年招工第一批，公社推荐两个，其中就有他的名额，是开阳磷矿，结果面试通过了，但政审时，他因为家庭社会关系复杂，家里面有人是海外关系，有人在台湾、新加坡、法国，黄了。后来，生产队推荐入团，一填表，政审，一看社会关系，又被刷下。第二次，贵州钢铁厂招工，公社又推荐他，招工单位要先看人，一看，行，但一看政审，黄了。招工都这么难，招生、读大学就更不消说了。 不过，经过几年的摔打，他因为文艺才能出众，他的普通话好，又会相声、曲艺，还自编自演舞蹈，或者伴奏，拉二胡，弹三弦，敲边鼓，或吹口琴，常常参加大队、公社的演出，推荐到区里面、县里面参加演出，和区里面的领导关系也就逐渐融洽起来。松坎区委书记书记周天银对他很关照。当时区里面有一辆拖拉机，用了一段时间，轮胎坏了，要到上海才能翻新，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陈健看到周书记焦头烂额的样子，说，我在上海有路子，他父亲就是上海轮胎翻修厂的技术员，通过他的关系，拉了四个轮胎来，解决区里面交通工具维修的难题。所以，虽然他是那个知青点上最后离开的，但因为有当地干部的关照，让他渡过了人生的难关。 1976年，也就是最后一批，水电八局来招工，这家招工单位比较开放一点，只要面试过关就行，政审反而相对松一些。他从上海接到电报，立即返回桐梓，在县城一见面，那招工的是北京来的，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有种他乡遇老乡的感觉，见面的气氛很和谐。面试结束后，招工的叫他回生产队等。当时招工的说等不了好久，但左等没消息，右等没消息，心想是不是又没搞头了。结果是76年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又把他们的事搁下了。这时，一起来的知青，那个点就只剩下他们两人了，看到人家都走了，着急。正在灰心丧气的时候，接到水电八局的通知，跟北京的师傅在乌江搞钻探，建设乌江电站。他们一起去的，还有两个在三元插队的上海知青，一个在木瓜插队的上海知青，他们一起招到工地搞建设，下体力，当建设工人。 他在乌江一呆就是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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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贵州穷、落后，松坎这地方，当时还有照相馆，是他们感觉欣喜的乡村亮色。记得有一家姓郭的照相馆，他们松坎区的知青到天坪箭头的烈士墓去搞忆苦思甜活动，就是请的这家照相馆的师傅去拍的照片，他们40年知青聚会的时候，有人翻出了这张照片，大家像一群毛头青年一样，围在一起，指着照片上的人，说这是谁，那是谁，当年干些什么，当然是闹笑话的故事传得最久远，也最让人记住，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插队落户的村庄。 他到贵州来，不仅扎根生存，还在松坎街上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他说，这得感谢他的“红娘”——褚老师。褚老师是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上海人，分到桐梓复兴中学任教，后调到松坎中学任教。因为是老师，所以和他爱人的父亲(原桐梓县科教办主任)关系很好，褚老师的出面，让他在那寂寞的松坎小镇上找到了幸福甜蜜的爱情。他和妻子从相识相爱到结婚成家，如今牵手走过了40多个春秋冬夏。他说，认识爱妻时，她还是松坎供销社的一名普通职工，他去乌江(水电八局)时，妻子还在松坎供销社上班，两人两地分居整整六个年头，最后才在多方努力下，从乌江电站调回桐梓，在桐梓茶厂当工人。当时的茶厂属遵义地区外贸局下的一个企业，后转为地区供销社，他从一名工人做起，先后担任厂办公室秘书，厂长助理，一干就是十一个年头。93年借调到桐梓县城开发指挥部，开发河滨大道，在指挥部干了半年，县领导看出他是个人才，直接提拔调至桐梓县轻工业局担任副局长，96年行政体制改革，调至桐梓县统计局担任副局长，直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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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你还想回上海吗？ 他说，当年退休的时候，是有这种想法，叶落归根，毕竟在上海土生土长，在杨浦街坊度过了十七八个年头，想回去，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双老还在，回去陪陪他们。退休后在上海呆了三年。子女的户口虽然都办到上海了，但人还在这边工作，所以，为了照顾小孙孙，又从上海回到桐梓。 想想自己的一生，仿佛一粒被时代大风吹来的种子，不仅在贵州生根发芽，还开花结果了。一个人来，现在一家五口，多像一棵从大都市移栽到黔北山沟的小树，已经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壤，难舍难离。 我的话题又回到采访的主题上来。我告诉他，今年，桐梓县政协要编一本关于上海知青在桐梓生活的书籍，虽然当年的政策很多还没解密，但这一代人大多退休养老，人员也在慢慢消减，如果不及时收集整理这批活着的档案的话，将来对研究这块历史的人来说，会是一个空白。 不管怎么说，这段历史对一些知青来说，是一场浩劫，但从大的方面看，上海知青的到来，给黔北古老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知青们良好的生活习惯，慢慢被农村人效仿，比如年轻人开始刷牙，妇女也开始用上卫生纸。他们和当地青年一眼就可分辨差异，尤其表现在知识层面、眼界和视野上，他们的服饰、头式，言行举止，直接影响了当地年轻人，更高层次的，连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角度都发生了逆转。他们的插队，给黔北这块古老而沉寂的土地带来的不仅是新奇，更重要的是上海文化和黔北乡土习俗的冲撞与融合中，让这片土地焕发了生机。 4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黔北农村，水、电、路、通讯、楼房，样样紧跟时代步伐，很多农村建设得比城镇还好。陈健作为那个知青点上的上海知青联系人，曾组织他们回来探看，看到当年插队落户的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脸上露出了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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