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回了一趟老家，在餐桌上听了一些真实的“段子”，笑得简直喷了饭、岔了气，但过后回味，却觉得有些苦涩与悲哀。说真实，是因为都是身边发生的事情，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情节，不同于虚构作品；说苦涩与悲哀，是因为餐桌上的所有人，与所讲述的对象，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称谓：书法家，或者画家。在大众眼里，或许大家都是“同类项”。从另一角度说，有些“段子”里的书画界“小人物”固然可笑、可怜，然而，君不见书画界的“大人物”们难道不是如此？

 

      略举数例：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某翁的名片上赫然印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字样，一个县级市的普通书画家果真能享受这一“殊荣”？一位在文化部门任职的朋友道出原委，某年春节，文化部门慰问老艺术家，给了几百元的“慰问金”；另有一次某翁向民政部门申请了1000元补助金，如愿了，他将此视为“政府特殊津贴”，理直气壮地印上名片。

      “新中国60年60家”——一位农民书家，随身带一本书法集，逢人便炫耀，集子中收有新中国建立以来的60位书法家，其他59位的名头都很大，确实是有成就的书法家，只有他本人，连本地的乡亲也未必知道他会写书法，而现在，他居然变成了“新中国60年60家”之一，这本作品集就是他的“明证”。书法圈内人看了心知肚明，60人中只有他是真正出钱的，而他出的钱除掉出版成本，就是“请君入瓮”者的利润。只不过老实的农民书家未必知道自己上当受骗罢了，或者明知受骗也“将骗就骗”。奇的是，目前家乡县域内已经发现了至少3位“60年60家”，而他们都是连县里都排不上号的业余爱好者而已。

      “我的朋友陈立夫”——“我的朋友胡适”，是民国时期的“流行语”，这一版本的更新版仍在不断流传。比如某翁题写了“蒋某某故居”匾额，刻成牌匾，雇一辆车，请几位民工，直奔奉化而去，到了丰镐房，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匾额悬挂了上去。管理者见状，急忙过来阻止。某翁镇定地说：“我的朋友陈立夫需要这样一张照片。”他在自己题写的匾牌下拍了几张照片，说：“好了，匾牌就送给你们吧！”可以想见，这照片他在去台湾时肯定会派上用场的。

      “另立书协”——某翁，原在建筑队打工，后随建筑队到了某地，忽然痴迷书法，屡屡申请加入当地省书协未果，一时兴起，云：“这么刁难，我自己成立一个‘书协’算了！”果然成立了一个书法组织，这几年也风生水起，据说还在当地一些公共场合打出广告，号称“当今王羲之某某某”、“古有王羲之，今有某某某”云云。

      “中书协特别会员”——某翁，自称书画院院长，后来在“院长”后面加了一个括号：“中书协会员”。身带一证书，碰到正儿八经的中国书协会员，便解释：“我是特别会员，证书和你们的不一样的。”又解释：“我们这批会员是特殊的，在网上暂时还查不到。”当地举行各类书画活动，不管是否邀请他，他必定不请自到，且往往主动站（或坐）到主席台上。

      凡此种种，其实在一些体制内的书画家、已然成名的书画家身上，也或多或少有所表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农民书画家、草根书画家的做法，并非独创，乃仿效而来。我把这些“段子”简要地写出来，是给那些有头有脸的书画界人物一面“镜子”，让他们也“照一照”，自己倒有几分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