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京谋生从临时工做起

       我从18岁到27岁，也就是从1968年9月到1977年7月，曾在大兴安岭的群山密林中，在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在遥远的额尔古纳河，在东北一望无垠的黑土地，在阿荣旗那个难忘的小山村，度过九年的知青岁月。与全国一千七百万知青伙伴的命运一样，我们像春来秋去的大雁，于1977年7月又回到了可爱的北京。

       我能搭上知青返城的末班车 ，应该感谢我的爸爸林诗仲。是他经过多方努力，帮助我办好了一切返城手续，在1977年我告别了插队九年的呼伦贝尔，回到了北京。
       我的父亲出生在美丽的海南岛文昌，少年时随爷爷下南洋去了新加坡。1947年回到南京求学，结识了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读书的妈妈胡文鸾 。 南京解放后，他们双双参加了革命。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他们先后参军赴朝作战。我爸爸在朝鲜五年并荣立战功。他担任英文翻译参加了举世瞩目的板门店谈判，目睹了和平到来的历史时刻。
       1955年前后，我的爸爸、妈妈先后从部队转业，爸爸被安排在文化部中影公司。文革前曾多次为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国家领导人担任英文翻译。妈妈被分配到师院附中教书。 
       十年动乱的文革中，爸爸这位海外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因有海外关系被下放到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在那里烧茶炉和撑船放鸭子。1976年11月，爸爸终于结束了近十年的流放生涯返回了北京，被分配到新组建的北京语言大学任教。可怜天下父母心 ，他的情况稍有好转，就惦念因他们受牵连还在乡下插队的我。他费尽苦心把我办回了北京，还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为我在语言大学借了一间宿舍，并在学校行政处为我找了一份临时工，让我有了一个临时栖身之地。
       北京语言大学是座新建的大学，学校多处在施工，因此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钢材库。我们的任务是把那堆得像座小山的角钢、螺纹钢、圆钢、钢管从露天处用推车推到新盖好的大棚里，然后分门别类码放到多层的铁架子上。这些钢材份量很重，大多都有十米左右长。跟我干活的一共有四个人，都和我一样是返城知青， 钢材库的力气活对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来说算不了什么。有知青经历垫底，什么困难都能扛过去。 那些又脏又累搬运水泥的活我们也常干，特别是遇到水泥袋突然破裂那就更惨，浑身上下的水泥面和着汗水，人就像泥猴一样。辛劳的工作给我带来的只是每月二十多元的薪水，比我插队时的收入还少，但毕竟是回了北京。
       在我干临时工那段日子里，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辈—— 语言大学副院长邱及，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教诲。邱伯伯是我爸的老朋友，他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资深的泰国华侨领袖。他为人平和坦诚，且文学功底很深。他待我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时常告诉我要看得远一些，要多读点书，多学点本事，这些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让我在那段难耐的日子里，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激励我后来考上首都师大政教系，并顺利完成了四年的夜大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