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在北京市少年宫周围的孩子们是幸福的。我们的童年，精神生活非常丰富，无忧、欢乐、祥和，伴随着我们成长。北京市少年宫北面、地安门内大街西侧的米粮库胡同是一条静谧的胡同，我家就住在这里。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米粮库小学读书。因为离得近，北京市少年宫就成为课余和假期里我的世界。
 在寿皇殿看电影，每次只收二分钱
走进北京市少年宫北门，就是一个足球场。我和小伙伴儿经常在这里踢足球；上初中后，还和我的初中同学赵荣璞在球场跑圈儿，那时没有秒表，我把家里的小闹钟揣在身上计时。现在想想，多亏不是正式比赛，不然，加上这个小累赘，会影响我的成绩呢！
我喜欢表演，也喜欢模仿别人的动作和语言，平时常常逗得同学们哈哈笑。因为有这个爱好，我去少年宫报考戏剧组。记得要进戏剧组，考试非常严格，既要考形体动作，还要考语言能力。为了应试，我和同学认真准备了一段相声,经过监考老师们的商议，最终我被录取了。在少年宫戏剧组接受培训后，我的表演能力有了提高，还经常参加一些小型演出。
我后来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时革命京剧八个样板戏红极一时。因为我在北京长大，又喜欢戏剧，在来自五湖四海，南腔北调的兵团战士中脱颖而出，参加了毛泽东思想革命宣传队，并以杨子荣的角色，在师团里巡回主演过全本京剧《智取威虎山》。正因为这个角色，热恋中的上海对象后来成了我的老婆。她经常跟到几十里外的其他师团部看我的演出，现在想起来，还感觉特甜蜜！
北京市少年宫寿皇殿经常放电影，每次只收二分钱。那时的二分钱，可以买一份《北京晚报》，还可以买一块好吃的牛奶糖。妈妈对我看电影从不吝惜，有的影片，我会看上好几遍，台词背得滚瓜烂熟。为了放电影时找到合适的座位，我早早就去排队。电影开始前，会从观众后面的小窗口射出一道光。当这束白光投射到银幕上时，我会把手指伸到光束前扮成小兔子形状，投到银幕上可有趣了。随着放映机缓缓地转动，电影开始了，放映中有时会断片儿，银幕霎时就白了，灯也亮了起来。这时我就会和小伙伴一起发出“吁”的声音；当继续播映时，全场马上就又安静了。
 听孙敬修老师讲故事，想当听众先要排队
那时候孙敬修老师经常来少年宫讲故事。讲故事的地点不在寿皇殿，而在西侧一间不大的屋里，每次只能坐三十人，屋里挂着窗帘，有些暗。听孙敬修老师讲故事的人很多，要排队分次进入。孙敬修脖子上系着红领巾，镜架后面的眼睛，透着一份和蔼与慈祥。听众们都是小学生，屋里非常安静，没有一点杂乱的声音，透过孙老师缓慢、亲切略有沙哑的嗓音，使我知道了“神笔马良”、“七个小矮人”和“灰姑娘”，还有《三打白骨精》、《半夜鸡叫》、《高玉宝的故事》等等。听着不过瘾，回家后还要打开只有三个电子管的木质外壳收音机，收听《小喇叭》节目播送的孙敬修老师讲故事录音。
 聘请专家当老师，少年宫里活动多
少年宫里的活动安排太丰富了，我还喜欢上生物组的解剖课。那时解剖青蛙，我是刮得最干净、做得最完整的，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我记得生物老师大约七十多岁，好像是在科学院退休后，被少年宫请到生物组做辅导员的。他教课非常细心，小小麻雀经他的手，会被分割得清清楚楚。
少年宫的老师很多，教课老师不但有正式的，还有兼职的。美术组兼职的老师就是我们米粮库小学的刘老师。在少年宫他给我们上课时，我感觉特别亲切，在他的辅导下，我的绘画水平进步很快，在米粮库小学常常名列前茅。工作后，也常常拿起画笔，自得其乐，尤其是徐悲鸿的奔马，我画得是惟妙惟肖。
1959年，我到北京四十中学上初中时，遇到教音乐的伍修元老师，他曾经是少年宫音乐组的老师，他和孙敬修老师是同学，这常常让我们非常自豪。
就这样，我在北京市少年宫里度过了我童年中的大部分课余时间和假期，留下了不可湮灭的美好回忆。
难忘童年的北京市少年宫，你是我心中美好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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