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立坚
她是扎根农村的知青模范，当过山西省革委会常委，登上过天安门城楼并和毛主席握手。粉碎“四人帮”后又曾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大寨的典型，被认为是山西“小四人帮”之一，直到落实政策平反……那一代人特殊的政治色彩，统统集中在这位女性身上。
老知青蔡立坚去世10年了，不知还有多少同时代的知青记得她，又有多少新时代的青年听说过她。10年前，蔡立坚因车祸在山西身亡。车祸发生后，她还帮着抢救别人，回到家里却一下子去了。这样的人，这样的死，让人感慨，也让人难忘。
这位当年扎根农村的知青模范一度声名大震。当过山西省革委会常委，出席过国庆观礼，登上过天安门城楼并和毛主席握手，事迹曾在《人民日报》刊载。粉碎“四人帮”后又曾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大寨的典型，被认为是山西“小四人帮”之一，直到落实政策平反。1984年她从山西省委党校毕业后留任，工作和生活才稳定下来……
人生的跌宕起伏，历史的沉浮兴衰，那一代人特殊的政治色彩，那种理想与空想、激情与煽情、献身与狂热、真诚与欺骗、信仰与空白、追求与失落、极端与平庸、躁动与盲目的强烈碰撞……统统集中在这位女性身上。
像追求革命一样追求爱情
1966年年底的一天，年轻的蔡立坚和两名同学徒步到延安串联，途经一个只有5户16人的小村子杜家山。这是个贫穷落后的小村落，记账都用记有符号的红绿纸条代替。他们在杜家山住了一晚，第二天爬过大罗山要到太谷县去，站在山上回头，她看见村里的老人担着水桶一步步艰难挪动，一种苍凉和凄苦顿时涌上心头。那一瞬间，蔡立坚的心怦然一动，涌出那个时代的人们常会浮现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感——她决定串联后回杜家山插队落户。
后来，笔者曾到她家，并和她有过一次长谈。那天，她这样对我说：“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心里拴了一根绳，那一头在杜家山的老乡手里抻着，每走一步都被老乡抻着。”
 离开杜家山，走了100多里，来到文水县刘胡兰墓前。寒风瑟瑟，荒草萋萋，站在英雄埋骨之地，一股英雄之气油然升起，蔡立坚禁不住伏在长满蒿草的坟头，默默地对刘胡兰说：“当时你是那样壮烈牺牲的，我要用不同的形式完成你未竟的事业。我一定还要回杜家山！”
过了汾阳县城，那里离杜家山已有280多里。走着走着，蔡立坚突然停下来。
“我要回杜家山去！”
她就这样蓦然间下定了一个并不容易下的决心。其他两个红卫兵都清楚她的脾气，知道劝也无济于事，只好和她分手。女同学拿出一双鞋，男同学拿出一面绣有“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小锦旗送给她，然后，三个人面面相觑，哭了。
“我也哭了。”忆及当年，蔡立坚的眼泪在有些苍老的脸上情不自禁地滚落。那个给他小锦旗的男同学姓杨，是他们那个自命为“二七铁军红卫兵长征队”的队长，她悄悄地爱着他，他对她也有着朦朦胧胧的感情。
他读过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甚至读过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立叶的书。整个中学阶段，她的学习成绩一般，但对政治极敏感要求极高，初中一年级就入了团。所有有关政治与革命的激情，都可以点燃她心中的火种。正是基于这一点，杨才格外吸引她。
 那天，她还对我说起蔡立坚这个名字的来历。那时“文革”风暴刚刚刮起来，灭资兴无，改名字是许多年轻人的革命行动。她原名蔡玉琴，但觉得这个名字没有一点儿革命色彩。有一天，她找到杨：“我想改名字，你帮我出出主意！”
杨说：“我也改，咱俩的名字排在一起！”“我叫杨志坚，你就叫蔡志红！”
她说：“我不喜欢这个红字，你叫杨志坚，我就叫蔡立坚吧！咱俩的名字还是排在一起。”
 如今，回想往事，谁能触摸到这个曾经风云一时的“蔡立坚”的背后，微妙的感情涟漪？那场裹挟走整整一代人青春的漩涡里，有着这样对生命和爱情的渴望与真诚，谁又能将它们像剥桔子一样把皮和瓣剥开得那样清爽呢？
那天她还对我谈起她的另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恋爱。1968年10月，她作为学大寨的特邀代表到大寨参观访问，结识了英雄谢臣班的班长。她和他一见如故。那天，他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农村姑娘的照片，大胆地对她说：“这个我看不上，我就看上你了！”
 他们甚至像电影里的歃血为盟一样，她咬破手指，他用玻璃片割破手指，写下两份血书：心连在—起，血流在一起，永远忠于党，永远忠于人民。每人一份，各自珍藏。
虽然后来这桩恋爱依然是无花果，班长还是和照片上的农村姑娘结了婚，但是她付出了那个年代难得的真诚，并没有像有些铁姑娘或典型模范一样，始终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她不掩饰自己对爱情的渴望，而是像追求革命一样，大胆追求着爱情。
一句誓言，12年农村生活
那天，她独自一人又回到了杜家山。她说，一路上她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自己终于下了回杜家山插队落户的决心，难过的是离开了大家，尤其是离开了杨。
 后来，她说，她不同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的说法，1962年董家耕和邢燕子就已经到农村插队，而且“文革”前已经有很多学生去了北大荒。她说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到现在都不后悔，“文革”前她就写过到农村插队的申请，只是那时妈妈不同意，没有去成。她说人生的路有很多条，她所走的只是其中的一条，不应在时过境迁后受到嘲笑。
当她回到杜家山时，那里的老乡不相信她会长期住下来，但她一住就是20多天，天天和老乡一起担水做饭，打柴干活。有一天公社干部跑来对她说：你要真的来插队，得回北京把户口迁过来。老乡想她不会再回来了，送了好多干豆角、野杏干、海棠干……她看出老乡的心思，把自己的行李和书本都留下，说：“我要是不回来，你们就指着这些东西骂我!”
 回北京前一天，下了一场大雪，积雪一尺多厚，两位老乡用木锨推雪，推了整整7里山路，把她从山上送到山下。她说，到什么时候都难以忘记那情景：两位乡亲默默地走在前面，洁白的雪无声地翻卷到两边，中间露出黑乎乎的山路来。
回到北京，母亲正病倒在床上。她找了许多家医院、许多乡间的郎中给母亲看病，母亲说：“你别瞎跑了，只要你不去杜家山，我的病就好一大半了!”
 但是，她答应过杜家山的乡亲们要回去的，她说我不能说话不算数！或许今人会觉得为了一句话而重走艰难实在傻得可怜，但那一代人确实如此，重视自己的诺言和誓言，为一句话可以付出青春和生命。
将病重的母亲托付给不再年轻的父亲，她还是回了杜家山，并且一住就是12年。
良心和真诚不可以随风倒
蔡立坚有两个子女。老大是女儿，1972年生在榆次的婆婆家，生下来34天，蔡立坚一个人抱着孩子回杜家山，下了汽车要走一大段路，实在没力气走了，就把行李放在路旁的草丛里，只抱着孩子往家赶。回杜家山后下田干活，就把孩子锁在屋里，房梁上吊着手剪的纸花，好让孩子醒来时不寂寞。
老二是儿子，1976年生在北京，孩子出生42天，县里派人追到北京，说她和“四人帮”有牵连，要她立即回去讲清问题。正是冬天，火车上冷得要命，又没有座位，只好把孩子放在小桌板上。回到县里，接受审查，专案组7个人轮番对她拍桌子瞪眼睛。
 她说，当时的县团委书记以前采访过她，写过她的先进事迹，后来写整她材料的人也是他，而且厉声要她老实交代！她还说，离开北京到杜家山时同学为她绣的那块“好女儿志在四方”的红绸子，在她出名后送到省博物馆，那时珍贵得很，现在早让他们弄丢了。
我安慰她，时代的动荡改造着不同的人，难免有些跳蚤变成龙种；时代在变迁，价值观也在变化，有些以前值钱的现在一文不值，有些以前一文不值的现在可能突然价值连城。她说你说得对，但有些价值是不可以随风倒的，还是有永恒的标准的。我问她指什么，她说比如良心，比如真诚。
10年过去了。想起蔡立坚，还是为她感动。不是为她12年坚守杜家山的行动，而是为她一直秉持的真诚。在迅速苍老的时代，真诚已成为无用的别名，或一抹遮掩自己蒙骗他人的腮红。
 她的两个子女如今都已年过三十。后来，我终于联系到蔡立坚的妹妹。她告诉我，两个孩子都不错，只是都没有正式工作。女儿早回了北京，在一个小区的物业监控室工作，工资不高，工作也不稳定。儿子在蔡立坚去世后回北京，在通县租了一间门脸房开美容美发店。也许是遗传的原因，他和母亲一样的拧脾气，只想凭实干，不想周旋于外部世界。别人劝他：开店要送点礼疏通关系，他不送，结果美容美发店开张不久，就被人借口改作他用赶了出来。他前脚走，后脚就有人进来，开的还是美容美发店。
谁也不知道这两个孩子是蔡立坚的后代。知道了又能怎样呢？能给他们一点儿额外的照顾吗？在一个越发讲究利益和实用的商业时代，知青即便是一枚过去的勋章，也只能在历史博物馆陈列，而不具有实用的哪怕废物利用的价值。不要说迅速成长的年轻一代，就是知青自身，在蔡立坚去世后的这10年里，经历了充满矛盾、动荡、艰苦的日子，曾经拥有和相信的许多东西也被势利而健忘的现实摧毁。
 忽然想起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那本《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书。“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是知青这一代人必须直面的。痛苦地直面之后，这一代人老了，后一代人成长起来，但愿他们比我们健康幸福。
本文摘自2015年人民网，作者：肖复兴，原题为：《知青蔡立坚的爱情：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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