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真正实地调查一下农民的情况，不要走马观花，不要大张旗鼓，也不要只靠坐车考察，电话调研”。
杨晓沪是最后一个登台的发言者――这位个子高大，一口上海普通话，来自黑龙江省黑河市瑷珲镇腰屯村三好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代表，一开口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是2013年11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农业合作社首届论坛上。那天，风特大，奇冷无比。
几乎是以一种悲愤的语调，杨晓沪将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攫取农民利益的“三把刀”一一道来：
第一把刀是农资，包括种子、化肥、农药以及农机配件。每到播种、施肥、除草的季节，所有的农用物资价格暴涨，以黑河地区2012年玉米种子为例，1斤种子被经销商炒到50多元。化肥和农药也是花样年年翻新，价格年年提升。
第二把刀是农机。一些所谓现代农机合作社，拿了国家的巨额补贴，不仅不用心为农民服务，反过来把农机当做赚钱的工具，以高价向农民收取耕作费用，变相增加农民负担。
第三把刀是卖粮。粮贩子想方设法对卖粮农民的粮食水分、杂质、重量压价和克扣。而农民自己去卖粮，则要冒着严寒在粮库门口排几天几夜的队。
“农民辛苦一年，汗珠子摔八瓣，还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好不容易收获一点粮食却要被这‘三把刀’刮走将近50%的利润，这就是当今农民的无奈。”
说到这儿，堂堂八尺的杨晓沪几度哽咽。
这个上海人，始终惦记着腰屯村的父老乡亲
一个上海人，为什么对黑龙江农村了如指掌？为什么对黑土地上的农民如此情深意重？
1970年，17岁的杨晓沪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从上海来到位于中俄边境的瑷珲县瑷珲公社三好大队插队落户，与30多位知青在这里战天斗地了整整7年。因表现出色，群众推他当了3年的生产队长，成为当时黑河市知青当队长的第一人，成为远近闻名的优秀典型。1976年他被推荐上了同济大学。
说不清一个人年轻时的经历会对一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总而言之，曾在金山石化总厂担任英语翻译的他，始终惦记着腰屯村的父老乡亲。只要听说屯子里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他会立马寄来1000元学费还另附上路费，唯恐农民因家里经济困难耽搁了孩子的前程。
2010年，到了退休年龄的杨晓沪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开着自己那台喷有“越野兵运动汽车俱乐部”标识的白色吉普，回到第二故乡――黑河瑷珲镇腰屯村长住下来。在这儿，他承包了村里的鱼塘，还养了上百只鸡，种了各式各样的蔬菜瓜果。
然而，30多年后站在同样的地方，他的心却有些沉重：原先平展展的大片土地在分田到户后被切割得七零八碎；长期大量施用化肥，造成了黑土地土质退化、土壤板结，昔日一把土能攥出油来的北大荒如今土壤表面20厘米左右已形成了坚硬的犁底层，半尺多长的铁锹难以插进去；青年人都不愿继续留在农村种田，纷纷撂下土地进城打工；一些家庭劳动力不足的农民，干脆把土地转让出去，靠每亩耕地一年几百元的租金，农民能实际装到口袋里的收入也十分有限……
新时期农业的出路、农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在黑河3年，受多囊肝、多囊肾病痛折磨的杨晓沪顾不上养病，开始调查研究，琢磨怎么能让当地的农民尽快走上富裕路。
三好农业社以极为低调的方式成立
几年来，杨晓沪对国家的农业政策和农业生产情况相当关注，他下载了各级政府扶持“三农”的政策文件，搜集媒体报道，自己还动手写作《合作社是农民共同富裕的方向――三好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汇报》、《对农业合作社政策的思考和建议》等一系列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
他常说，国家没有必要每年进口那么多粮食，他所了解的黑龙江地区至少还可以增产20%～30%，国家的粮食安全完全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得到保证，关键是“三农”政策如何落实到位。
2013年杨晓沪与徐桔桔、贾爱春在逊克县
国家2007年颁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及对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优惠扶持政策，促动腰屯村村民萌生了组建农业种植合作社的想法。经过两年时间的考察、准备和宣传动员，腰屯村50多户农民，带着各自名下的土地总共约5000多亩成立了三好农业社，深度参与了合作社组建全过程的杨晓沪被推举为理事长。
2012年12月29日，没有放鞭挂牌的热闹仪式，瑷珲镇第一家由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粮食种植合作社――三好农业社以极为低调的方式成立了。
2013年是合作社运行的头一年。他们制定了严格的章程和五年规划，按照播种、管理、收割、销售和分红“五统一”的方式来操作。可天公不作美，从年初开始，一直低温多雨，眼看春耕就到跟前了，可是地里湿得难以下脚。
最要命的是在关键时刻没有大型农机具。
不到黑龙江畔，难以想象“北大荒”的天之宽，地之阔。这里农民种地以垧（15亩为一垧）为单位，一户人家种十几垧地就等于种几百亩地，单靠人工根本没门儿。
为了不误农时，那年春节刚过，杨晓沪就主动登门和镇里头年成立的勇胜、超杰两家农机合作社（简称：农机社）协商代耕代播的事。农机社负责人态度很好：全力支持，费用还可以给予一定优惠。
不想到了春耕春播的节骨眼上，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杨晓沪清楚地记得，从5月20日起到22日，三天时间内，给两家农机社打了无数电话，请求赶紧派车前来耕作，一直无人理会，因为他们不仅自家亲朋好友的土地要帮忙，还要忙于外面承包租赁的大片土地。眼看距离芒种不到半个月了，杨晓沪不得不向瑷珲镇领导、黑河市农委紧急求援。
5月25日中午，经镇党委书记王臣出面协调，从附近一家农机社调来一台播种机帮忙，因自家还有地需要用车，他们仅干了一天便调头回去了。王书记不得不从曾经工作过的小黑河又借调了两台旋耕犁过来救急。
事至如此，三好农业社明白此刻谁也指望不上了，于是赶紧组织社员修复和安装了4台小播种机，又向外联系了两台四垄播种机，起早摸黑终于赶在6月1日播完了玉米，6月6日完成了大豆播种。此时距离最佳适播期，整整晚了半个月。
既遇上天灾，又误了农时，粮食减产已成定局。年终结算时，三好合作社每垧地的实际收入仅有3800元。虽比四周单干的农户收入略高一些，但远未达到预期目标。
对黑土地，他有一种特别的执着
今年是马年，杨晓沪心里颇有一种“骑马难下”的感觉，说来说去，让全体社员头疼的关键问题其实只有一个――没有大型农机具，怎么种地？
身在黑河的杨晓沪也许是孤独的。在那里，他没有自己的独门独院，没有至爱亲朋相伴，平日多数时间借住在村里一户农民家，养鸡种菜，摆弄农机。北大荒的冬天异常寒冷，因身体实在吃不消，每到这个时候他就在锦河农场的场部所在地租一套带有暖气的房子。
一个特别的场景是：客厅落地窗前的中央位置始终摆放着一张固定的靠背椅。很多时候的夜晚，他会独自坐在这里，一边静心地听着音乐，一边抬头仰望天上的星星和月亮。
“哀民生之多艰”。杨晓沪的心情常常因农民兄弟而沉重。
离开黑河以后，我与杨晓沪相互之间常有短信来往。3月19日，回到北京的我给他发过一条报平安的短信，他很快回复了一条：
2013年杨晓沪与徐桔桔、贾爱春在瑷珲镇
“我这也是被逼无奈，骑马（虎）难下，处于进退两难之中，退则弃农民的利益不顾，辜负农民的期望。进则可能碰得头破血流，甚至搭上一条老命。但我能在有生之年为农民做点实事也值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早已过了用豪言壮语作自我表白的年龄了，杨晓沪还是习惯这样说话，这样想问题，可见历史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有多么鲜明。
眼下他的身体更差了。4月初的一天，我给他新发一条短信，多天后才收到他的回复：“近期轻微脑溢血。右半身失控，无法回复你，病中又有新思路，无法成文。”
一周后收到杨晓沪在中风之后用那只不听使唤的手发来的邮件。邮件中他告诉我――
“前几天，得知我中风后，农民都来到医院，把我的病房都挤满了。从他们淳朴的语言和殷切的目光中，我觉得带领他们把合作社搞好，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当今的社会，也许只有了解农村实情的知青能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反映他们的无奈。”
思来想去，4月26日这天晚上，杨晓沪决定再次提笔，代表三好农业社向瑷珲镇政府、瑷珲区农委、农机局递交一份《农机补贴申请》。申请中说：
合作社成员大会全体成员讨论决定，鉴于去年的经验，合作社一定要有自己的农机才能保证春耕春播及时完成，秋收丰产才能得到保证。
目前合作社购买1354拖拉机一台用于整地，704拖拉机一台，554拖拉机一台用于播种、中耕和打药，3.5米旋耕犁一台，四行播种机一台和六行播种机一台。
最后一句他写道：“三好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全体成员期盼根据国家政策得到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指导。”
他真心期望，国家政策的阳光照进三好农业社。
永远心系农民，已经成为杨晓沪生命的全部意义。
记得我到黑河的第二天上午，杨晓沪曾驱车带我从锦河农场前往当年他插队的腰屯村。途中经过一个山岗时，他停车招呼我下来看看眼前的景色：“当年我在这里当生产队长的时候，每天早上天刚亮，便从马厩里拉出一匹马，骑着马去东岗、西沟、南岗、北山转上一圈，看地里的庄稼，每次飞奔到北山顶上，骑马站在晨曦中俯瞰着眼前这片辽阔无边的大地和远方逶迤的黑龙江，心情觉得特别舒畅、美好！”
在那一刻，从他兴奋的眼神里、灿烂的笑容中，我分明看到了一种发自心底的快乐。
原载于《新天地》 2014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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