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政法委副秘书长柴俊勇
1979年3月2日，共青团中央在延安召开全国青年造林大会。那时正发生云南知青较大规模的聚集、请愿，要求返城。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委派副总理王震赴云南就地解决此事。王任重副总理在会议期间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座谈会。笔者既是共青团中央机关干部，又是知识青年代表，具体筹办并参加了这次座谈会。杨永青时任新疆自治区团委副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出，回到兵团农场去，起示范带头作用，得到了王任重的充分肯定。
从1963年7月起至1966年底，上海有10万知识青年怀着“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豪情壮志，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们为建设新疆、保卫边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党和政府不能忘记他们，要关心、爱护、理解他们。1986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谢丽娟受市政府委托，专程到新疆兵团调研，不久市政府作出决定，允许新疆知青子女中有一个户口可迁入上海，对稳定新疆知青的心起到了作用。杨永青告诉笔者，知青中有1000多团处级干部，100多位是厅局以上干部，他们是知青中的骨干力量，能够协助党委政府做好相关的稳定工作。
知青是时代的产物。自上世纪50年代起，全国有6300万下乡知青、回乡知青、支边知青用半个世纪的奉献付出，塑造了共和国知青的精神，即“为国分忧的民族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无私奉献的主人翁精神、执着进取的时代精神”。这些精神很值得当代青年，尤其是大学毕业生传承和光大。知青是与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共和国所经历的风霜雪雨、阳光灿烂，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得到充分体现。我们这一代人最懂得“国家好、大家才好”的真正内涵！
知青是坚强的一代。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艰苦恶劣的农村环境锻造了我们的坚强意志和适应力。更为重要的是，知青的经历无疑将影响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未来走向。在中共十八届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位曾有知青经历，占比31.7%；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曾有知青经历，占比28%；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4位曾有知青经历，占比57.1%。1969年初，不到16岁的习近平，主动申请到陕北农村插队。7年与黄土高原纯朴乡亲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岁月，不仅让习近平和当地老百姓结下了深厚情谊，也使他深切了解到什么是中国的农村、什么是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他对人民的深情和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担当，深深融入到他的人生追求之中。他说，在我的人生中，对我帮助最大的，一是革命老前辈，一是我那陕北的老乡们。
知青情感是深厚的。知青情感没有掺杂功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相互体贴，团结互助。在我们知青中，大多数人生活还很困难，居住条件不好，甚至年老体弱，疾病缠身。但有一部分人，事业有成，腰缠万贯，仍有良知，富有爱心，愿为知青朋友做些实事。邓小平同志一直鼓励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富者帮穷者，知青要带头。
笔者提议，先富起来的、有知青经历的成功人士，要积极为困难知青人群提供帮扶服务。这样，既可助推知青企业家发展，又可促进知青文化产业发展。据了解，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有志从事此业、挂帅出征。衷心希望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以及知青朋友中的成功人士，共同来关爱服务知青群体，为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发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光和热！
 上海东方国贸公司副总经理何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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