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华西村在“农业学大寨”动中起步时，只是个600多人的小村庄。那时的吴仁宝是个社区领袖式的村干部。而21世纪的华西村，已经拥有一个地级市的产值，一个县级市的人口，一个乡镇的面积；但，却继续维持一个行政村级的低成本管理班子(20多名党委委员和一个物业公司就管理了域内的综合事务)。海内外任何教科书和政治家的顶层设计都解不开现代化制度成本过高的死结，吴仁宝的自主创新不可小觑。
 我对华西村和吴仁宝的接触，是从上世纪80年代苏南农村改革试验区调研开始的。在上世纪90年代苏南乡镇集体企业股份化改制中，我对华西村的社会资本原始积累及其制度安排产生了研究兴趣。进入新世纪，华西村吴仁宝老人以“共同富裕”目标力主兼并周边13个村庄一度引发争议，让我对这种社区化的产业资本集团的扩张历程更多做了几次调研。可惜，我的调研尚未完成，吴老已怡然驾鹤西去。
我的课题组把华西村的经验归纳成“一二三四”。 一个内在机制：本源于村社理性的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机制。 两个最低成本：一是村社共同体以成员权为基础的产权制度及其产业资本扩张;二是用传统低成本的村治结构取代现代化城市高成本的政府多部门治理。 三个发展阶段：一是点状原始积累，二是线性产业扩张，三是多面向结构升级。 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打红色的社会主义牌获取长期稳定的政治保护和因此不可能被减少的经济资源;二是打白色的资本扩张牌成为天下第一社区资本总量村;三是打灰色的村庄党委公司化的治理方式取代城市政府治理，以及私营经济开发区等多样化牌弱化产业资本扩张中的各种张力;四是打绿色的生态旅游牌保持多元文化及多样化经济结构(包括粮食农业维持村民生计)，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与吴老有几十年的交往。他是一个具有中国农民典型特点的人，外圆内方，实事求是，他最擅长的就是用农民的思考和表达，把旁人看来对立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方针都理顺了，并以此为指导在实践中赢得成功。至今我深刻地记得，当上世纪90年代全国乡镇企业全面改制后，特别是一部分改制后的企业不再顾及农民就业、农村行政和社区福利开支的时候，华西村却因为仍然坚持对所有村民的福利制度而大幅节省了现金开支，在宏观经济趋紧的形势下得到新的发展机会。 因此，华西村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探索，也是一次对集体主义优越性的充分挖掘和成功诠释。
 对华西模式的争议至今仍未平息，也许华西村的成功在一定意义上有其不可复制性，但吴仁宝和他领导的华西村为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所做的贡献，必将作为宝贵的经验提示留存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记忆中，并鼓舞着更多勇于开拓创新的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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