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木扁担两头翘，宁愿挑担不坐轿”。这句民谣说到了挑担人的得意之处。柴担收拾得漂亮，两捆柴紧凑整齐，走起来各闪闪（山西夏县把小范围的往复运动称作“闪”，哺乳动物交配时雄性的动作也这么形容），还没到家就已经有了一种非常惬意的成就感。 陕北板块的兰花花，大概也是为了这种难得的成就感才大着胆子一个人上山去砍柴，十分能够理解，同时也非常令人钦佩。要知道，老忠插队那里也是没有妇女上岭拾柴，女知青去的次数也有限，而且绝对没那个单枪匹马上岭的勇气。 老忠玄乎事情玩命事情干得太多，所以早就是“天老大我老二”，老二也不尿你丫老大。一个人在岭上挑着柴，远处的路上还出现了三只狼，心想这里有一把锋利的柴镰，还有一条两米来长的大扁担，它们敢上就是来送死的。速度不减地迎上去，那些狼也远远地躲开。大个讲话“鬼怕恶人”，狼也照旧。鬼和狼有共同点，不是有“鬼哭狼嚎”这话吗？ 那老怯一脑袋少白头，戴一副黑框的高度近视眼镜，瘦得皮包骨头，整个一老学究的模样。老怯最初挑起担子来，平地是东摇西摆的醉拳步，上坡是拉拉着胯的查拳步，让他上这鬼地方插队来也真是难为他了。不过老怯还真有个优点，那就是看破红尘，什么都不论也什么都不怕。在老忠已经能够“宁愿挑担不坐轿”的时候，老怯也已经对挑担的“哈数”略知一二，所以也要跟着老忠上岭拾柴。 老怯是第三个跟着老忠上岭的知青，上岭的路上，老忠多次停下来等他，他总是上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喘气。上山没关系，反正是空手背扁担，等就等一会儿了，可是下山的路上身上压着一百多斤，那可不是愿意停下来等待的。和对待其他知青一样，老忠还是连跑带踮儿的先回到了村里。 没想到后面的老怯却是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直到吃罢了晚饭天真的黑下来了，老怯还是没回来。老忠再也沉不住气，只好去找队长求助了。 队长领着几个社员跟着老忠，摸黑上了大南沟。一路走，一路喊，一直上到了沟掌，那老怯还真的就不见踪影。也许是喂了狼，也许是一头栽到哪个崖根头沟底下，反正只有等天明再来找了。 惴惴不安的一夜过去，没想到第二天天刚麻麻亮，那老怯乎悠乎悠担着柴进了院子，表情非常自然，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你们急你们的，咱老怯那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原来，老怯看天色已晚，就自己猫进大南沟一个小山洞里睡着了，怎么喊他也没听到，早上醒来还在溪水里洗了把脸，吟了一句“樵斧伐云春谷暗，渔榔敲月夜溪寒”，这才稳稳当当回到村里。 从此，老怯在村里的名声大振，那才是真正的知青第一大胆！ 敢于一个人上岭的除老忠以外，知青中也只有老怯了。老怯平时的爱好是吟诗作赋，泼墨挥毫，现在退休在家也是参加了一个书法俱乐部。当年二十多岁的老怯就已经号称“年过花甲”，如今真的过了花甲再去看老怯，居然还是四十年前那模样一点儿没变。 在那最能干的“鹤顶红”姑娘一再鼓动下，全体男女知青进行了一次集体上岭拾柴的大规模行动。 镰、扁担、绳子，都是每个人自己在上岭的前一天去张罗的，但镰是否合用是否足够锋利，还是最有经验的老忠来做最后的处理，该磨的磨，该换的换。当然还要备好足够大家充饥的馍，当然还是由最强的劳力老忠来负责背着。 集体行动，特别是和女生一起的集体行动，是非常不方便的，因为那大山沟里没人给你预备“方便”的地方。一个人上岭当然可以随时随地及时解决，人多了要起了内急，就只好故意掉队，等别人走远了再自行处理。于是时不时地发现少了一、两个人，就要停下来等待，我们只有一个老怯，不能再发生第二次的老怯事件了，担不起那个惊也受不起那个怕。就这么，上山的时间比平时一个人大约就要多耗费一倍。 好在到了沟掌，就着那股无比凉爽的清泉，大家把背上来的馍也吃得差不多了。等登上分水岭，进入了老成洼，小姐们无一不为山花烂漫而兴奋雀跃。容不得她们赏花观景，赶紧就得干活！大家分散开来，各自开始忙着割稍条。人多力量大，稍条没多长时间就割下不少。但在那陡峭的山坡上，要把稍条捆起来背到放扁担的地方，除“鹤顶红”外，小姐们就全都不堪重负，由男知青们协助包办了。但此后的几乎所有人找山葡萄蔓、杀捆、关担等等一系列事情，却都要老忠一个人操心。 等到把所有柴担一一关好，按份量分配给“大娘”“二婶”“三舅母”“四姨”以后，老忠担上自己的柴在最后押阵，大家一起下山，已经是下午时分。一路上，虽然个个大汗淋漓没那么多的屎尿，但路上这一个柴捆歪了，那一个扁担快脱下来了，张三渴了，李四饿了，王二麻子想歇一会儿了，还是在不断地耽误着时候，不能很快走出那山沟。 好不容易地，大家全都到了家，天也快黑了。柴担扔了满院子，不解绳不拔扁担不磊柴垛，一个一个散了架一样，全都躺到窑洞炕上去了。这活又是统统给老忠留下来。当然这还不算，全收拾妥当了，老忠还要下沟挑水，还要烧火做饭。 柴确实是一下子增加了不少，但对老忠来说实在是得不偿失。本来欢欢实实就能把柴拾回来，这次实在是费事操心，精疲力尽。从此以后去了根儿，再也不进行这样的活动。 后来老忠单抽出几天时间在葫芦沟积攒了相当多的硬柴，那地方和曹家庄差不多，林木繁茂，被偷伐的树木被背走了树干，余下整个树冠统统在林中晒得干干的，一天时间能背回很多的柴。只有一次叫上了最能干的“鹤顶红”和“大袁”，三个人一起去担了一次，其余还是老忠一个人分数次担回来。每一次，包括三人行的那次，都是吃过晚饭出发，半夜回来。 在我们知青点，很多年总在桌上摆着一个台历，不管谁，都能随便在上面写写划划。那台历其实是我们当时生活的真实记录和切身体会。2006年回到北京，居然翻到了台历。很可惜，1971年的没了，只留下残缺不全的三本，1969、1970和1972年的。 重新翻了翻那台历，69年上面还记着拾柴的斤数，这才记起，原来那法警大队刽子手王某第一次和老忠上岭，才担回48斤柴，而且累得说不出话了。还能回忆起那小子乌黑脸上流着汗担柴进院的样子来。他在村里仅仅呆了一年多点儿，1970年春节前来一趟，打了个转就走了，去当了后门兵，复员回到北京就去了最高法院的法警大队。九十年代已经升任大队长，在电视上露面接受采访时老忠才看到他——原来这小子还干上这一行！他还提到了手下战士搞不上对象的事情。是啊，有谁愿意嫁给刽子手的？ 可不是！他老婆如今也守了寡，是否守得住让人怀疑，那年轻时候可是个大美女呀！崇拜者追求者无数。这位王某本不是安排在我们村的，就为这个美女追到了这个村、赖在了这个村。美女是师大女附中的，就是前文提到过的那个“大红拉毛”。什么“校花”或“班花”根本不在话下，即便在当年的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那也算得上“团花”级人物。由于她的存在，尽管那围灰色拉毛的“鹤顶红”姑娘也属月貌花容，拿到全县知青中也能显山露水，但在我们点却只能排第三了。很多知青点的男知青都嫉妒我们点“艳福不浅”呢！ 大美女显然经不起狂轰滥炸，没多久就跟王某一起进进出出，同行下山赶集，老乡中也不断传来了风言风语。说他俩也不挑个好地方，不是在麦秸垛跟头，就是去钻没人住的王家沟土窑，下山的路上从庄稼地里出来，还滚的一身黄土。老队长甚至找到我，要我出面干涉一下，免得搞大了肚子不好交代。我反推给老队长，这事情我是无论如何没办法管的。“人家也许是在一起谈心、交流学毛选心得，怎么能随便管呢？”说老实话早看出来，那王某开始提防的就是老忠我，后来确认老忠属于柳下惠而并非登徒子，见老忠也就不再没好气了。即便如此，在王某后门当兵后，也设法早早让大美女离开了山村。不但最终追到，而且他们的女儿也再次成为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名星，这是1985年听说的。 那么我们点的“二美女”呢？那姑娘就是前文中的“大绿拉毛”，来自女三中，是1967年到1968年北京中学红代会话剧团的团花——又是一个团花，真是“花团锦簇”了。老忠69年十一期间第一次回北京，她就主动来联系，带着老忠走访了本村几个知青的家长，甚至还约老忠在首影看了场电影：修南京长江大桥的记录片，一起乘坐了还在参观阶段拥挤得要命的第一期工程地铁。 真是没办法！无论对大美女还是二美女，连三美女算上，那时候的老忠一丁点儿“感觉”都没有，有的，不过是她们对老忠的注意，心知肚明。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老忠不但能干活会操心，而且擅长吹拉弹唱、琴棋书画，这些往往被别人当作“特长”的东西，在老忠这里不过是作为“爱好”，可是却非常能够吸引女人的注意。女人嘛，总是喜欢虚荣——千万别误会！我可不是说咱坛子上的女同胞啊，我说的是我们街坊的那些……（知道会怎么回答就别问“您住哪儿”了）。大、二、三，她们干净漂亮、妩媚多情，有谁会看不见！但她们全都是革命家庭，跟老忠今后要走的，必定不是同一条路。 过年期间，和老怯通了电话，聊了四十分钟，从他那里知道了一些消息。 在同一个队里一起插队最小的北京知青，是老怯的表弟，老怯舅舅（就是那个住辘轳把胡同的女十中老师）的儿子，69届本来应该去黑龙江兵团的，也提前去了山西。他比老忠要小六岁，到队里的时候才15，根本就是个毛孩子。属蛇的，虚岁也57了——哇！老忠也真老了，57+6=63。不过老忠身体还行，来美国将近十年，仅仅感冒过一次而已。可是这个属蛇的，心血管已经安了三个支架。 “鹤顶红”失踪了。据说她打赢了一场官司，因为跟王××的老婆有交情，枕边风起了作用。 但突然又冒出一个“谢老转儿”，这是在我们大队六队着子岭插队，来自45中老初二的北京知青。就在07年老忠见老怯后没多久，突然开着车闯到老怯门口。对没能见到老忠也深表遗憾。 在李家坪大队知青中有三个大饭量，第一当然就是鼎鼎大名的“仓库”，这个谢老转儿号称“二库”，“三库”当然不是别人就是在下我老忠。即便号称“二”“三”，一顿二斤也到头了，比起真正头号仓库那一顿五斤的老母猪饭量来，绝对上不了同一个档次。 前面说过，六队知青刚到不久就因打架分家，分出六个男生去了祁家坪十三队，剩下四个男生，分了三个灶：李家哥儿俩，“戳子”和“老转儿”。老转儿也挺能干，而且正直，头脑比较简单，对谁都是两个字：不服。因此跟队里的关系也不是很好，否则他完全有资格当赤脚医生，因为他是祖传的中医。尽管也是在队里卖苦力，有点儿时间也还是给老乡及知青义务看病，能号脉，会开方，针灸注射也都精通。只不过没有几百万单位的青霉素在手里给他冒险罢了。 老转儿一回给人扎牙疼，用了针麻的穴位，结果牙还疼，误扎到人家牙床子上却一点儿不疼了。当然这都是他自己说的。他比较成功的却是在妇科病，开始还很不好意思说，可不！一个未婚男人看妇科病，即便不看产科也让人觉得怪怪的，大有耍流氓的嫌疑。但盖也盖不住，因为他看妇科病已经在当地小有了一些名气。 老转儿也是称得上当农民的少数知青之一，农活也都能拿得起来。他一个人的光棍日子其实比我还要清苦，自己一孔窑里住着，又脏又乱，那被褥潮得恨不得一把能拧出水来，在一个不到一尺的方凳上擀面条——也真够本事的。好在1975年我们刚刚合点下山，他就被运城卫校招生录取，成为中专的工农兵学员，此后去运城还算又有了一个熟人。老转儿1978年分配在礼元一个地质队当卫生员，以后的日子都是怎么过来的就不知道了，肯定还是从医，不知道是否就看妇科了。但无论怎么辗转最终还是回了北京。搬迁费得了一笔钱，还买了自己的车，现在大约也退休或下岗了，在北京某中药店坐堂。 老怯仗着老婆是西苑中医医院的大夫，医院的人也认识很多，所以老转儿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那医院的同行谈到插队，才能找到老怯的家中。 有了老转儿这根线，六队的知青大约都能找到，但十三队的知青最后走的就是去了原平铁路的刘其复，而且和我一起在泗交水利工地搭过伙计，如果能找到他，十三队的也就都会得到消息。 （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