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插队的几年，每天吃的是粗茶淡饭，干活儿起早贪黑，有时下工回到户里，大伙儿齐齐往炕上一倒，喘着粗气，又累又乏，连饭都不想吃。然而,毕竟是年轻人，活力十足，生活虽苦，却并非整天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 我们这群知青从唱歌中得到了极大的愉快、享受和慰藉。通常是一人先哼起一只歌，随后大家“起而和之”，嗓门儿越来越大，最后几乎是嘶喊了。户里的几位都没有太丰富的音乐细胞，有的五音不全，有的天生公鸭嗓。几个同学会吹一点儿口琴，充做伴奏，技巧也实在不敢恭维。然而，这毕竟是唱给自己听的，在呕哑嘲哳之中，只要能抒发、宣泄自己的感情就好，至于音色、音准，则可以忽略不计。集体户不是音乐厅，唱得再好，唱得再差，其作用和价值完全相等。在东北农村的集体户草房里，“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的雄壮，“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的缱绻，“妈妈她到林子去了”的俏皮，“快乐的风啊你给我们唱个歌吧”的活泼，“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的昂扬，“田野静悄悄，四周没有声响”的悠长，“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的沉郁，都得到了饱含激情的演绎。一天晚上，大伙儿坐在昏暗的煤油灯光里，唱起《歌唱动荡的青春》。唱着“哪怕灾殃接着灾殃，也不能叫我们颓唐……听风雪喧嚷，看流星在飞翔，我的心向我呼唤，去动荡的远方……”在明暗不定的摇曳灯光映照下，大家的眼睛似乎都有些潮润。在那一刻，粗砺的饭菜，繁重的农活儿，跳蚤虱子，茫茫前路，都不存在了。只要还提得起唱歌的兴致，生活就不能算是太苦。有歌声，生活就有希望。 记得一个男生，下工回户，靠在被窝卷儿上，半坐半躺，唱起《航标兵之歌》：“歌声迎来了金色的太阳……”歌声沙哑低沉，充溢着向往之情。他动情地唱着，神情肃穆，眼中闪动着一种光彩。大伙儿都被打动了，停下来，静静听他唱完。几年前，我遇到这位同学，他家境不好，健康也有问题。我问他，是否还记得在户里唱《航标兵之歌》。他沉默片刻，低声说：“记得。” 我又问他，现在还唱不唱歌。他苦笑了：“日子挺难的，还唱什么歌。” 我想说：日子再难，还能难过咱们插队那年月？话到了嘴边，终于还是选择了沉默。插队的日子，虽然苦，虽然难，但我们年轻，前面的路还长，足供期待和憧憬，所以都有唱歌的心情。如今不同了，人生的路已经走过大半，依稀可以看到尽头，于是，有人还能唱歌，有人不再想唱，也就不再能唱。 有一年，秋收过后，我奉派放羊一个月。放羊是俏活儿，不累，而且自由自在。每天清早，把几十只羊赶到北大梁吃草，日落时分把羊群送入队里羊圈，一天的任务就算功德圆满。说是“北大梁”，其实无山无岭，就是一片荒草岗子，不知什么缘故，没有辟做农田。孤零零一人站在北大岗上，天苍苍，野茫茫，不劳风吹，不用草低，眼皮底下就是一群脏兮兮的羊。百无聊赖之余，振作精神，鼓起不太足的底气，亮开并不嘹亮的嗓音，把自己知道的歌儿，逐一唱来。蓝天白云之下，有几十只羊做忠实听众，不管我怎么荒腔走板，总是不时“咩咩”几声捧场，于是油然而生几分陶醉之感。几天后，碰到邻屯的羊倌。 他提醒说，这旮有张三儿(狼)，留点儿神。我陡然一惊，赶紧问：“你亲眼见过？” 他回答说：“我没见过，别人可见过。那张三儿老大个儿，贼精，专叼羊羔子。” 听他说得有鼻子有眼，我听了不由心里发毛。再来到北大岗，总觉得有只张三儿在左近潜伏窥测。壮起胆子，扬声高唱“在那遥远地方，那里云雾在飘荡，微风轻轻吹来，掀起一片麦浪……” 眼前没有麦浪，扬鞭四顾，只有一片半黄不绿的稀疏野草，一群只顾吃、不知死的羊，似乎还有一只老奸巨猾的张三儿的影子。歌还在唱，只是底气愈发不足，跑调也跑得愈发不着边际了。一个月过后，交卸了羊倌职责。 那只张三儿始终没有现身，或许是被我的歌声吓跑了吧。 闲暇时候，除了唱歌，还下棋、打扑克。围棋、象棋，大家都能走两步，只是棋艺稀松平常，从不讲究什么定式套路，只要消遣解闷儿，不求走出精妙步数。下围棋，从无细棋，几乎每盘都是以一条大龙的死活定胜负，一方追杀不放，一方满盘奔逃，一旦大龙成活，反咬一口，追杀的一方漏洞百出，咬不胜咬。杀死一块棋，死子儿一大把，赢得痛快，输得利索。有位男生对自己的象棋水平估价甚高，自我感觉极好，每次下棋，把棋子摆好之后，照例不动声色，以极其夸张的动作伸出右手，姿态优雅地拈起自己这边的一个马，轻轻放在棋盘一边，然后清清嗓子，示意一切就绪，可以开局。这种作獐作智的公然藐视，令众弟兄深恶痛绝，不免高声抗议：“没有马，出车快！甭想唬人！”可他丝毫不为所动。被他让一个马，对方心绪大乱，往往稀里糊涂败下阵来。于是，他便愈发张狂，常常面对摆好的棋盘，以确保能让人听到的音量喃喃自语：“没有对手！可悲啊可叹!” 为此，他几乎成了男生公敌。另一个男生自称对象棋残局颇有心得，时常摆出一个残局，声称出自古谱《橘中秘》。只见他面对棋盘，双眉紧锁，单手托腮，做冥思苦索状。这位老兄花架子摆得十足，却是中看不中用，下棋输多赢少。输了棋，他照例摇头叹息：“奇了怪了! 这棋它怎么不入谱儿呢？” 偶尔赢下一盘，马上忘乎所以：“《橘中秘》! 这叫古谱儿! 您当是闹着玩儿的哪!” 逢到下雨天，不能出工，打扑克就是户里雷打不动的保留节目。有位同学粗通桥牌，曾一度尝试把大伙儿的扑克情趣提高一个层次，从通俗引向高雅。大家耐着性子，“两个红桃”、“三个梅花”了几次，终于不耐烦了，鼓噪起来：“没劲没劲! 打升级!” 劈里啪拉，把手里的牌往中间一甩，加上大鬼小鬼，重新洗牌，从2打起。顷刻之间，下里巴人就完成了对阳春白雪的颠覆。盘腿儿围坐在炕上，听着窗外沙沙的雨声，心安理得地打上一天升级，那种感觉，实在妙不可言。 大队部有一张长桌子，尺寸比乒乓球台小一些。大队团书记是年轻人，喜欢打乒乓，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付破球网，支在桌子中间。桌子已很破旧，大大小小的裂缝纵横交错，不过在上面打球，也能过瘾。时时碰到地雷(球落到不平的地方，不规则地弹跳)，很练反应，动作要在瞬间做出奇形怪状的改变，比赛结局也常常因地雷而定，生出某种戏剧效果。一年夏天，镇里组织乒乓球比赛，我和户里另一个男生被选中，代表大队出战。比赛场地设在公社的会议室，三张球台，一字排开，对阵名单贴在墙上的布告栏里。本来以为我们球艺虽然不高，但毕竟从小打球，多少有点儿童子功，在镇这一级打比赛，无论如何也能招呼一气。几场比赛下来，就明白我们是自视过高了。乒乓球到底是国球，全国遍地开花，高手如云，即便在镇里，也是藏龙卧虎。单论姿势，我们正手、反手，抽拉搓削，都还看得过去，但跟镇里那帮球油子一过招儿，我们这两下子就成了花拳绣腿，根本敌不过刁钻古怪的野路子。勉勉强强打到第三轮，我们两个都惨遭淘汰。大队团书记本来对我们寄予厚望，我们一时头脑发热，也放出了不知天高地厚的豪言壮语，什么“不拿冠军，提头来见”之类，结果空手而归，不免有些灰溜溜的。团书记倒是爽气得很，鼓励我们说：“这有啥! 咱好好练，看明年槌不扁他们! 小样儿!” 一年后，大队部翻修，剩下不少木料。团书记作主，准备让队里木匠打一个乒乓球台。我专门写信到北京，要来球台长、宽、高的尺寸，请团书记务必向木匠交代清楚。想到很快就能在标准球台上打球，着实让我兴奋不已。十几天后，团书记碰到我，发出邀请：“咱那球台子打好了，玩玩去呗？” 我兴冲冲走进大队部，一看球台，立刻目瞪口呆：球台做得倒真结实，木板有两寸来厚，可长、宽都多出足足半尺。极度吃惊、失望之下，我说话都不利落了：“这，这，这球台，太大了!” 团书记得意了，笑眯眯地说：“过去咱那桌子小，打着憋屈! 这次咱有的是木料，还不整个大个儿的! 你瞅咋样儿？” 我就像饭吃得太急，噎在那儿半天没倒过气儿来。 每隔几个月，大队请放映队来放一场电影，犒劳社员们。我们那里不过“五一”、“十一”，可每次放电影就像过节，是全屯的一桩盛事。放映队来到屯子，熟门熟路，直奔三队场院，那里宽敞，而且电话线杆子正好挂银幕。银幕用绳子拴在木杆上，捆得再结实，每有轻风吹过，银幕便会起伏。风吹幕动，银幕上革命英雄人物的光辉形像起了变化，少了几分庄严，添了几分滑稽，这些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们因此而显得亲切了许多。电影以样板戏居多，《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色娘子军》，如此等等。社员们对这些故事早已耳熟能详，但还是看不腻。《摘苹果的时候》、《南江村的妇女》之类，嘻嘻哈哈，热热闹闹，社员们也能接受。有一次放《第八个是铜像》，老乡们看着非我族类的高鼻深目，听着配音演员们的洋腔洋调，不习惯，腻歪，从头骂到尾。骂归骂，可没有一个提前走的。银幕前面通常都是人头攒动，小孩儿哭大人叫，我们图安静，就到银幕背面去看。虽然影片中的人物突然之间都变成了左撇子，不过在一般情况下，看不出什么破绽。放映员只带一部放映机，每盘胶片的开头和结尾，都有从1到9的阿拉伯数字飞速闪过。到了结尾，数字闪过，胶片劈啪作响之后，还常常冒出胶片烧焦的糊味儿。有时候，一盘胶片放完，下盘还在邻屯，大伙儿最烦的就是这一手，因此不免怨声大作。每逢此刻，大队干部就在黑暗里高声抚慰大家：“已经派小嘎儿骑马取片子去了，一颗烟功夫，准到!” 有一次，我们几个知青和队里一伙青年冒着大雨，走十来里路，到邻屯看《侦察兵》。王心刚是当年中国电影界第一小生，面相俊朗而不失英武之气，少男少女，阿公阿婆，人人为之倾倒，那种全国上下惊人统一的“万千宠爱在一身”，绝非当下这几位男女巨星所能望其项背。下雨地湿，大夥儿都站着看，黑压压一片，足有七、八百号人。每当王心刚扮演的我军郭参谋出现在银幕上，总会引起一片啧啧赞叹。回屯的路上，听着青年们为郭参谋是否会因立了大功而升官争得不亦乐乎，觉得淋一场雨，遛一趟腿儿，值得。现在看好莱坞大片，场景豪华，演技超绝，却没有当年看电影时的那种感受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