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震惊一时的“王亚卓事件”内幕
邢 卓
那个年代实在是民族的不幸。“四人帮”横行期间，谁要是能对教育事业横加摧残，谁就是“英雄好汉”。
1973年l0月，报纸上发表了北京“反潮流”的小学生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反复辟势力”利用它们，在全国掀起了反“师道尊严”的浪潮。教育战线更加混乱，广大教师人人自危。
当时我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团政治处当报道员。在团部食堂吃饭时，常听团部中心学校那群教师难以压抑的议论。“文革”后教师本来就抬不起头，黄帅不蹦达就够教师受的，她这么一来，真把老师逼得没活路了。校园一片狼藉，操场上体育器械东倒西斜，课桌椅子缺胳膊少腿，大字报糊满门窗。学生里个别反“师道尊严”的英雄，打架闹事、破坏公物、欺侮教师、扰乱教学，甚至把粪便抹在老师的椅背上。老师们忍无可忍，想到了辞职，反正是没法再干下去了。
这些天里，团政治处宣传干事王文尧、放映员恩亚立两个知青常到我宿舍聊天。讲起团中心学校老师准备辞职，很自然地议论起黄帅“反潮流”的行为。
“学生可以任意批判教师，教师还得笑脸相迎，不然就是‘师道尊严’。”
“有的学校有人还公开讲，‘枪口要对准修正主义靶子，子弹要穿过教师的胸膛’。”
“谁批老师批得狠，谁就是‘反潮流英雄’，岂有此理!”
“批判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矛头对准老师，方向就大错特错了。” ．
“发表黄帅日记摘抄，在全国起的作用太坏了。”
“不能就这样任其下去，我们给她写封信，要不，她还以为自已挺正确昵。”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写信的主意定了：讲明我们的看法，帮助她端正思想。信由我执笔。三人名中各摘一字，署成“王亚卓”。
信中阐述了老师和学生应为共同的目标互相帮助、携手前进的道理，批评她把老师当敌人的错误做法，希望黄帅认识到自己所作所为给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
1974年1月14日，黄帅给“王亚卓”的亲笔复信寄到内蒙古。信中说：我们的信对她有很大的教益，自己在许多方面还幼稚无知，愿意就教育革命中的一些问题与我们共同探讨。
当时王文尧、恩皿立正在家探亲。我读信后认为黄帅真有改正错误的意愿，想等王、恩归队后一起商量再写信给她，帮助她进一步提高认识。
2月9日夜，l9团政治处秘书股接到《人民日报》社长途电话，要求汇报“王亚卓”情况。李秘书不明何事，以为三人有稿件将在报上发表，向对方如实报告三人的年龄、性别、来自何地、家庭出身，在回答“表现如何”的询问时，颇多美言。
次日，李秘书向我讲述昨夜电话情况，我莫名其妙，思而不解，也未很放在心上。
2月ll日上午7时，中央电台新闻节目头条播送黄帅复“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该文与一月前她写给“王亚卓”的亲笔信的语气大有变化，说“王亚卓”给她的信是“资产阶级老爷的悲哀嚎叫”，是“资产阶段复辟势力的语言”，是“别有用心，要把教育革命引向邪路”……
我从团广播员口中得知“公开信”发表的消息，还以为是广播员开玩笑，在第二遍播送时，仔细昕毕，大为惊讶。
随即，兵团司令部来电指示l9团查处此事。王、恩正分别在天津、北京家中，有电报令他们火速归队。兵团、师成立的工作组迅速开到团里，在内蒙古的我被多次召去审问。
三天后，王、恩归队。我们三人被工作组分别监管，互相不能晤面，责令交待问题。给黄帅的信是由我起草的，写完后寄发，未留底稿，工作组查问信的内容，三人分别凭记忆追述，多有出入，日久不能落实。工作组对三人外还有什么人参与、指使，颇感兴趣，反复查问，未得满意结果。
之后，是大大小小的批判会，间或以踢打“帮助”我们提高认识。我们三人分别反复作检查，深挖“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的思想原因。此间全国有大量写给“王亚卓”的信。其中很多是对我们的“反动”、“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批评、教育的，也有不少对我们
表示同情支持，这些信未让三人过目。
4月中旬，组织作出处理决定：给王文尧党内警告处分，恩亚立团内警告处分，给我团内严重警告处分，分别送一、三、四连接受监督改造。改造期间，我们饱受欺凌磨难，看尽各种脸色，也始终受到正直真诚的人们的关照。
1975年lo月，改造期满，我办“困退”返回家乡保定。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成“王亚卓”事件调查组，1977年正式为“王亚卓”平反。恩亚立遂回北京，王文尧考入内蒙古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
(作者原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2师19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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