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知青----救火英雄的无字碑
她的父亲是李政道的大学同学，聪明、漂亮的她本该有一个灿烂的人生，但是“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一切。她为了洗刷出身不好带来的耻辱，奋不顾身，当了知青救火英雄。随着时过境迁，现实生活中的她没有因当年的英勇行为得到任何荣耀和报答，相反。那场大火却使她的命运充满坎坷和艰辛。
---编者按
我父亲当初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父母是自由恋爱，又一起投奔了解放区的。
上大学的时候，父亲跟李政道是同班同学，也是学物理的，一个挺有天赋的人，特聪明。在解放区，他也算是很有文化的干部了，一解放，被分配到人民政府办的第一所大学里研究马列主义哲学。五几年时，他在哲学界就脱颖而出了。父亲与艾思齐等人一起写过不少书，也为邓拓主编的《前线》写过稿，母亲去世后，他为减轻家庭的拖累，找到当时的市委书记邓拓，请他帮忙，将我的弟弟、妹妹转到全日制寄宿学校读书。为此，父亲又成了邓拓线上的人，“文革”中作为一个“黑典型”、“反动学术权威”受过多次批斗。
“文革”中，我们家4个孩子无一遗漏全部下了乡。
我是l968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刚到了那还挺高兴，可是真没想到，兵团把知青还分成好几类，出身好的是兵团战士，出身不好的不是。我就属于那另类。
正是因为这么个出身，我们总是积极向上，努力想洗刷自己。
李晓军的父亲l957年被打成“右派”。因为我俩中学是同班，这种遭遇就把我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有一次她找我说：“我要去喂猪。“因喂猪那活儿又脏又臭没人干，我们就找指导员使劲地要求。指导员挺高兴地就把我们分到那儿去了。
1969年10月19日是个极普通的日子，我们正在喂猪，“不好了，草甸子着火了!”只见西北方向浓烟滚滚，晓军抄起扫把，我拎条麻袋冲了出去。回想当时的情景，我最初的一闪念是高兴，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没人组织，没人号召，面对一片火海只有七个人，五个北京知青，一位本地青年和一位大嫂。那火即将吞没2400亩大豆，也威胁着村舍住地。我为能有机会向党和人民表示自己的忠诚，以青春和热血洗刷凭空加在我身上的耻辱而感到庆幸。浓烟呛得喘不过气，烈火烧得睁不开眼，几百度的高温使人窒息难忍，我听见李晓军在鼓励我：“小月，坚持住！”我感到她是在向我暗示，只能用行动证明我们不是“狗崽子”，关键时刻我们有和工农后代一样的热血和肝胆。往日的屈辱压抑一起涌上心头，我忍着难言的痛楚疯狂地抡着麻袋，甚至感到有～种洗刷灵魂的快乐。晓军一下又一下挥动扫把，火燃着了她掀起的衣角、烧秃了她手中的扫把，她好像全然不知，奋力高呼“下定决心…·”我随着她一起呼喊“…·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无情的火舌窜入口中，我不知自己是怎样喊出来的，声音是那么凄厉。
突然晓军身上起火了，我拼命地朝她呼喊：“李晓军，快打滚!”她倒在滚烫的大地上，我的手、脚、脸已全部烧伤，好像有无数把利刃在割着。我不顾一切随着翻滚的晓军奔跑，却不知该怎样帮助她。到底是高中生多几分沉稳，老崔用手拍打着她身上的火焰，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的脸如同黑铁浇铸的面具，双手的皮肤全部剥落下来，就像一副手套挂在指尖上，剧痛使她如同秋风中的树叶瑟瑟发抖。
远处传来大嫂悲痛的哭声：“小张，不行了！”晓军用严重烧饬的双手推着我们说．“不要管我，快去救火!不要管我，快救小张!”没人注意到大火卷过之后，张梅玲已经倒在焦黑的土地上，没来得及实现她救火的愿望，甚至都来不及哼一声。她的皮肤烧焦了，肌肉炸裂了，一截短辫散落在身旁，全身只剩下一条腰带和一双鞋底。无情的大火吞噬了一切，也烧去由出身造成的隔阂。
闻讯赶来的人们背起我和晓军。梅玲已经不能背了。
尽管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火势没有丝毫的减弱，那火又烧了几天几夜才在拖拉机翻起的防火道前熄灭。
或许历史和我们开了个残酷的玩笑，那场使我们生离死别的大火竟是一个牧牛人在百无聊赖之际点燃老鼠取乐引起的。
现在冷静地来看，有人认为不值得。当时宣传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那时候把人的生命看的不珍贵。
数月后，我偶然在病友聊天时听到晓军、梅玲牺牲的消息，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长期以来遭受歧视的压抑，烧伤带来心灵肉体的痛苦，失去同学、朋友的悲哀如同决堤的洪水，我号啕大哭。
事后，贫农出身的张梅玲荣立二等功，追认共产党员，授予革命烈士称号。李晓军却因她的出身无声无息静静地长眠于地下。
那场大火使我失去了朝夕相伴的同学和朋友，也使我原本光滑圆润的脸斑痕累累，从此走向坎坷的人生。我不知用怎样的语言描述一个19岁风华正茂的少女当时复杂的心境，但我从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也不乞求人们对那个时代行为的理解和同情。
负伤后我被批准加入了渴望已久的共青团。
1975年我作为“可教子女”，被推荐上了大学生物系。
1979年大学毕业后，学这个专业的全部都分配在卫生系统，惟独把我分到环卫局。
上学期间我在班里的各方面成绩都是很出色的，毕业分配把我弄到环卫局，也不明白是干什么的，报到后才知道，敢情是个“垃圾站”。
后来有个同学给我透露了消息：我被“调了包”，我听了后如五雷轰顶。
由于我救火立的三等功是农场批准的，社会上根本不承认。烧伤后我曾先后六次住院，作双足植皮、面部植皮，疤痕切除、植眉等大小手术数次，离开农场后许多手术都是自费，不仅要独自承受烧伤带来的各种压力和手术的身心痛苦，还要被扣工资奖金。
我这个人挺要强的，工作上也很努力，可无论我怎样努力，都得不到与他人一样的平等。出差、进修等任何机会都没有。现在人们可以说，隶属你的成就你没有，你参加过什么学术会议?可不是我不参加，是不让我参加。有人说，我的样子有损于单位的形象。
”文革”后首都医院有个整形门诊，我流着泪恳求大夫，只想恢复原来的样子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但医生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面部神经多，血管丰富，必须小心谨慎，整形不易成功。在刚开始有纹眉术时，我就纹了眉，虽然那眉纹的挺“楞”，但毕竟有了自己的眉毛。
“文革”彻底改变了我这个阳光女孩的命运，付出的比常人多，却享受不到常人的生活。独身好像对社会欠了债，人们觉得你没有家庭之累，每逢单位义务劳动、加班都是首选，而生活遇到困难时却无人分担。甚至独身也成了不分房的理由，许多工龄短、职称低的小青年只要一结婚就可分到房子，但我如何申请就是不行。快五十岁了，仍与父亲、继母挤住～处，我常担心到年老时都无安身立命之所。世纪末，在福利分房即将结束时，我终于分到了一套远郊的房子，虽然每天路上至少要花费三个钟头，其中还有一段路不通车，许多人嫌远不去住，但我倍加珍惜，这是我年近半百才有的“窝”呀!我与普通人样渴望有个家，而烈火改变了我的一生，为追求理想我鼓足勇气参加了电视征婚，虽然一开始我就明白很可能没有结果。
然而随年般的增长，因负伤及屡次手术带来的身心伤害渐渐显现出来。l994年我乘地铁时，突然觉得一瞬问好像呼吸停止了，胸部像被什么东西憋住了；，我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回家躺了两天，不见起色，心跳的像敲鼓。一做心电图，大夫责备说：“一看就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怎么才来呀1”90年代中期，突然老是腰痛，一做CT，腰椎问盘突出。腰还没好，又查出子宫肌瘤，手术后，我心里沉甸甸的，我还没品尝过婚姻的美好，还没有自己的孩子就被剥夺了做母亲的权利。
当我还没从心灵的打击和疾病的折磨中恢复过来时，科里就因我身体不好把我上交了。正当我被突然的打击搞蒙了时，一个知青来我们单位办事，他向同事打听：“你们单位有个叫小月的吧?那可是我们的英雄啊!请代我向她问好!”我感到一丝安慰，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问好的人是谁。
我们那一代有许多共有的名字：共和国同龄人、老三届、知识青年，从任何方面而言，我们都不具备与国家、与时代讨价还价的条件，惟一支撑我们的是曾经的意志和艰苦岁月的磨炼，从炼狱中走出的我们，已不再怕炼狱的烈火了。虽然我已开始步入老年，仍在人生的道路上艰难地独行，我习惯陌生人的指指点点，接受路人好奇或怜悯的目光，敢于坦然地回视对方，我知道命运不会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没人去追寻那历史的责任，忘不了这一切的是我们这些同赴火诲的知青。
《口述历史》 王俊义 丁冬 主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