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老三届
                                                               作者：肖复兴
    　　　　
知青每个人都是一本打开的书，向人们敞开着平凡却意味无穷的故事。
    　　　　　　　　　　　　　　　　　　　　　　——题记
    　　　　　他一直梦想买一架照相机……    　　他说：也许我一辈子都成不了摄影家，但我可以为学生服务，我爱摄影，也爱他们。
    顾思本　38岁　1967届高中毕业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中学教师
    他一直梦想能有一架照相机。
    初到北大荒插队，他觉得那里真美，尤其是七星河边，简直是一幅绝美的画。他真想有架照相机，把这一切都照下来。休息天，他爱独自一人到七星河边做他照相机的美梦。就是干活时，这梦也常常骚扰着他。秋天，垛豆秸，一直垛到尖尖顶上，躺在顶上面，他爱望天上的星星，觉得星星真美。冬天，伐木装爬犁，身子都冻僵了，他还爱观赏茫茫的雪原，觉得那雪原真壮观……他恨不得把这一切都拍摄下来。
    可惜，他没有照相机。暂时，他还没有那么多富裕的钱。每月32元的工资。他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从北京跑到了北大荒，家里只剩下衰老的父亲和一条腿残疾的母亲。父母都没有工作，还要靠他们养活。
    后来，他被分配到开荒队，一片亘古荒原，荒凉得像蛮荒之地。他认识了队上的卫生员小房。热恋很快在这片荒原上先绽开花蕾。小房是天津女知青。他忽然想起来天津产的长城135相机来。
    “我想买一个照相机，听说天津出的长城135不错哩！”坐在温暖、清净的卫生室里，吃着小房为他特意煮的鸡蛋和牛奶，他又想起了他的照相机。那像是沉在冰层下的鱼，仅要冰层稍稍开化，就又拱出头来，唼喋着小嘴，张大眼睛……
    小房正为他织着对于他来说是生平头一件毛衣，冲他点点头，微微地笑了。
    他们开始一起攒钱，为了买一架照相机。
    第二年秋天，荒原上新开出来的荒地上，金灿灿的大豆摇铃了。小房被推荐上了天津卫生学校。临走之前，她把攒下的可怜巴巴的几十块交给他。他怎么也不要：“你要上学，需要花钱！”“留下攒着，好买照相机呀！”推来推去，他实在耐不过小房的执
著性子，只好把钱接了过来。在这一瞬间，他看见晶光一闪，泪花充溢在小房的眼眶。
    三个月后，北京来人到北大荒招收高中生回京当中学教师。整个农场30个名额。他想回京了。他脚下这片荒原，在他和伙伴们的双手下开拓出来，长出丰收的大豆，他却要回去了。这样的选择，对于他是难受的。可是，爱情在向他挥手。而且，许多干部子弟，有门道、有关系的人，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回去了。一铺大炕上睡的知青像炒熟的豆，越蹦越少。大批知青返城像汛期前的潮水，裹携着他，冲击着他。他开始对这片他亲手开荒过，收获过的土地发出了疑问。他年老的父母已经近八十，越来越需要照顾。每次探亲回家，他都为自己当年一时的革命激情，把年迈双亲抛在家中不管而内疚……他的脑子混乱了。初来时对北大荒美好的幻景被现实击碎了。他也弄不清，究竟为什么要回北京了。
    他把小房留给他的钱，和自己攒下的钱统统掏了出来，买下东西，先找那个老绝户连长。老连长答应成全他们。他又跟着连长，拿着东西，一个个拜会农场的各级领导。最后，待他晕头胀脑之后，他被批准了。正是北大荒瑞雪初降的时节，纷纷扬扬的雪花
飘洒着，遮盖着眼前的一切。他不知道未来迎接他的是什么。他感到兴奋之后的茫然若失。
    几天之后，办完回家的手续，当他扛着行李走出黑林于，又来到当年他到十四连报到的土路口的时候，正是日落黄昏时节，血红的日头正在西沉，映照得皑皑雪原一片殷红。“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北大荒的太阳！”他真想把壮观景色拍照下来。可惜，他把攒下来将将够买照相机的钱全部花光了。在他离开北大荒时，他也没有买成。
    他的照相机的渺小而美好的梦，埋葬在北大荒那一片荒原中。
    他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年轻的朋友笑话他：“东北号称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他带回什么了？”他什么也没带来，就连照相机也没有买成。六年北大荒的开荒生活仿佛成了一片空白。
    他被分配在北京郊区一所偏僻的成寿寺中学教化学。
    小房在天津毕业了。他们要结婚了。他这才知道爱情并不如诗人和小说家描写得那般美好。两地分居，什么都没有。他如面临着北大荒的荒地一般，眼前是一片荒芜。
    “小顾！该结婚了！”好心的老师劝他。
    “没房子呀！”他为难地说。
    “我看就在你们家的房山头盖间房？”
    “怎么盖呀！什么都没有！”
    老师们二话没说，星期天跑到他家，看好地形，计算一下用料，回去开始准备动工了。学校正发抗震用的木料，领导发话了：“小顾要盖房，多分他一份！”其他老师把好的、成材的木材都给了他，装上三轮平板车，替他拉了回来。小房从天津赶来，和他
妹妹一起，从胡同口拉防空洞挖出的土，用小车拉回十几车来。
    动工了。老师们都来了，自愿当起瓦工、木工、小工……平地而起，房子建起来了，虽然不到11平方米，却也布置一新。1978年5月1日，他们结婚了。
    结婚的那一天，几个学生不知怎么知道了，悄悄地来，递给他一摞副食本。那时买肉还需要本，学生们没有什么可帮老师的，便想起了结婚时来那么多人要吃肉。许多同学把自己家的副食本拿了出来，派了几个代表来。拿着这些副食本，他的眼睛湿润了。
    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蜜月过后，小房回天津了。他搬到学校住了。新房闲置起来。崭新的被褥和家具落上了灰尘。学校为他展现一片新天地。他离不开那些可爱的学生。他和住校的年轻老师打得火热。课余时间，他带学生参观展览，驱车郊游，开拓他们的视野。有时候，年轻的老师拿上照相机，也拉上他到公园去照相。学生们，老师们都尊敬他。他的课讲得认真，他对同学们也格外关心。他的身心又浇注了新的力量，仿佛又像初到北大荒时那热血澎湃的劲头，又像到十四连去开垦荒地时所焕发的精神面貌。人的本性是难以更改的。北大荒不管怎样不公平地对待过他，那一腔清新向上的力量总像春天看不见的风，吹绿了枝头，使枯枯的枝条膨胀起勃发的浆液。
    “咱们晚两年要孩子吧！”他曾对小房这样说。
    “嗯。”小房知道他是为了他们那些学生。
    1979年，他考入北京师范学院化学系进修。学生们送他：“顾老师，您还回来教我们吗？”
    “干吗不回来呢？”
    他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他觉得最大的乐趣在学生之中。当然，如果能再有一架照相机更好，他没有过高的要求。只是，照相机的梦又要放到以后去做了。刚刚结婚，花了一大笔钱；现在又上学，开销还要大些；再加上两地分居，来来往往的路费，每次来往带给各家老人的东西……什么、什么不需要钱呀！他的工资42．5元，比他小十几岁的年轻教师的工资和他却一般多哩。没有办法，他手里没有多余的钱。没有钱买相机，他买了许多摄影书籍：《摄影构图学》、《暗房技术》……订了许多杂志：《摄影世界》《国际摄影》、《大众摄影》……在课余闲暇时，他惟一消遣就是翻这些书和杂志。面对美国摄影家亚当斯的黑白摄影，加拿大卡希的肖像摄影，他如醉如痴，反复琢磨，仔细玩味。《月夜》、《月亮高挂半圆山》、《爬墙的菟丝草》、《老人》、《少女》……带他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只可惜，他自己没有照相机。
    当他把遗憾和微微叹气合进书本之中，孤零零躺在宽敞得空荡荡的床上，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梦之后，第二天清早，他又要骑上自行车，赶到师范学院去上课。梦毕竟只能是梦，最终要让位于现实。为了更多的学生们，比只为了一架照相机，也许更要重要。他常常这样安慰自己。
    1980年，小房从天津探亲来了，进屋先对他笑眯眯地说：“你看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东西了？”
    他猜不出。她常常给他带些吃的。他为了省钱，吃的太差，学习负担又太重，明显地营养不良，他的脸发黄，身体消瘦，高高的个子成了弯曲的虾米。那时，鸡蛋供应还紧张，凭本供应。她常常从娘家带些鸡蛋来，煮熟了给他吃。
    她从书包里拿了出来。啊！是一架照相机。天津产的长城135相机。一架要卖165元呀！
    “内部处理的，的元”。小房笑着说。
    他终于有了一架自己的照相机。多年的梦想实现了。多么善良而心心相印的妻子！为了这一架照相机，从北大荒到北京，他们夫妻俩整整做了十年多梦。
    这一晚，他光顾着高兴了。他们都没注意：小房怀孕了。
    他真不愿意这时候添养一个孩子。无论从学习，还是从经济，都不允许。他总觉得自己仿佛还年轻，做父亲似乎还早，还有许多事要做。他总以为自己现在还和在北大荒时一样大小呢！他似乎忘却了一个整整的十年弹指而过。他再不是20多岁，而是30多岁了。没有办法，这是他性格、气质造成的。这是北大荒风风雨雨赋予他的。只有到过北大荒的人才能够了解他、理解他。
    “生吧！把孩子生了吧！”
    小房这样劝他。双方的父母这样劝他。就在师范学院上学的同学和中学的老师也这样劝他。
    生吧！一切就会更加困难。
    “一切，我来管！”小房说。
    接到孩子落生电报的时候，他正在学院的实验室做电解实验。坚持做完实验，他立刻买上火车票赶到天津。火车上人很多，座无虚席，只好站着。匆匆忙忙，临走之前，他竟然没有忘记带上分析化学课本，下星期要考试。他也没有忘记带上那架买来不到一年的长城135相机，他要给他宝贝的小女儿照张像。
    下午5点多的火车，晚上7点才到的天津，赶到医院时已经8点多了。小房一见到他就哭了：“你怎么才来？”
    “没办法，上课呢，正做实验！”
    他坐在白色的病床前，整整陪了她一宿。
    第三天，他接她和女儿出了院，中午到的娘家——只好暂时先挤在这里了。下午3点多的火车，他还要赶回北京。他只请了三天的假。临走的时候，他爬上床，给女儿照了张相。啊！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做爸爸了！
    火车颤动，一路站在拥挤的车厢里，他思绪飘摇。携妻带女，两地分居，又要上学，又舍不得扔下摄影……又当老师的学生，又当照相机的主人。他知道自己要付出的物质和精神的代价是什么。这是只有像他这样的一代人所得天独厚的，生活对他的馈赠，命
运对他的挑战，是逃脱不掉的。
    又要拿出当年开荒的劲头呀！在北京，是一场新的拓荒！只要用我自己的双手，去开拓一个新的生活！
    没有奶！任凭什么鱼汤、骨头汤、泥鳅汤，都催不下奶来。事事好像都在刁难他，小房没有奶，孩子哇哇哭。允许给孩子订的鲜奶和配给的牛奶粉，不够吃，孩子的胃口大得很，简直不像一个女孩子。信从天津寄来了，他开始到处奔波去买奶。那时候，牛奶粉还不大好买，羊奶粉，孩子又不吃。这可难了他。每天下课后，他多了一层任务：买牛奶粉。北京四城大小商店，不知跑了多少家。最后，在百货大楼问清了：“一个月来一次牛奶粉，具体日子说不清，每月10日你来看看吧！”每月10日左右，他要去百货大楼。
    他的学生到家里找他来了，听说他有了一个小女儿，特意送来一套膨体纱的童装和一大堆吃的、用的东西。学生们的消息真灵，还记得老师，又听说需要牛奶粉，于是四下活动，开始为他到处购买牛奶粉。
    他深深地感动了。连他自己都没有给自己的女儿买一件东西呀。自然，这也不能怪他，每月42．5元工资，要负担年迈的父母，要上学，要往来奔波于京津之间，还要花一笔钱去买胶卷、纸……每月不到月底，他就囊空如洗了。学生们理解他。他感谢学生们。
    毕业了。他主动要回原来的中学。虽然郊区，偏僻，离家远。可是，他忘不了那些可爱而懂事的学生。
    他回学校干的第一件事是间壁了半间办公室，钉框子，钉木板，糊纸，凿眼……建起了一个洗像用的暗房。他也忘不了他的摄影。
    他觉得他的生活艰苦，却也充实而有乐趣。他是个乐天派。
    可是，渐渐的，这种乐观被销蚀了。原来和他一起住宿的年轻老师，差不多一个个结了婚，生了小孩，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都要回家团聚，静静的校园里只撇下了他一个人。他也只好回家.家，竟如此不经磨折。四年暂短的时光，窗户便开始漏缝灌风，门塌了一角，房顶开始漏雨。终日不在家里住，地上散发着一股发了霉的潮气。桌上、床上，铺满厚厚的尘土……
    他感到了孤独。
    女儿和他们一样，在这两地颠簸之中，艰辛之中，不知不觉地长大了。她长得像他，身材高高的，才一岁多，就快有一米的个头了。
    这一次相隔时间较长，他到火车站接她们娘儿俩。一下火车，就看到了他们。孩子似乎又长了一截。走近了，他张开双臂要抱孩子，孩子却张大一双陌生的眼睛躲在妈妈的身后望着他。
    “叫啊！”妈妈招着他，对孩子说。
    孩子沉吟半天，叫了一声：“叔叔！”
    他和小房都涌起一股心酸。
    一个月的探亲假结束了。孩子和他熟了，亲热得“爸爸！爸爸”叫个不停。待要分别时，父女俩都显得依依不舍。送她们母女俩上了火车，孩子死死抓住他的手，不让他下车。他只好骗她：“爸爸去给你买糖！”孩子是多么天真，相信了，松开了小手。可
是，等他走下车厢，没有去买糖，却站在车窗底下，孩子明白上当了，伸出小手，拉着他的手，哇哇地哭开了。小房扳开孩子的手，用自己的身子挡住了孩子，把后背留给了他。他看见小房的肩头在微微抖动……啊！那抹不平的记忆，那永远驶动的列车……
    他开始分外想念妻子和女儿了。一下子，他竟觉得自己苍老了许多。
    学校里没有人愿意值夜班。他主动承担了全部夜班的任务。值两个夜班，可以有一个倒休日攒起来。他积攒了一个多月，想去看望一下妻子和女儿。领导好不容易批了他一个多月的假，让他元旦前期末考试时赶回来。他给小房写了一封信，小房回信让他先等一等。她要去借房。每次去天津，她都要把房屋先借好。寒暑假可以住在学校，平常日子就要借住亲戚家。不知这一次，会在哪里借到房子！“小房，小房，没有房！”朋友们这样凄清而又同情地说。小房只好苦笑。她是一个内向的人，有苦，嚼碎了，自己咽进肚里；有泪，默默地自己吞进肚里。
    一天，两天……慢慢地过去了。元旦到了。小房才来了一封信，讲了许多别的，只是只字未提借房子和让他去的事。他明白了。她有她的难处，一个人带着孩子，已经不容易了。他不必责怪她。期末考试开始了，他也走不了。辛辛苦苦值夜班攒下来一个多
月的假，没在用了，浪费了。
    他这才开始意识到两地分居的难处。他身上的浪漫气质越来越被生活磨平。他觉得应该认真地找人办办对调的事情。
    春节，他和小房带着孩子先到百货大楼，花了10元钱买了一个大型玩具。孩子爱不释手地抱着它。他嘱咐孩子：“这是给阿姨家的小哥哥买的，到了人家，你送给小哥哥好吗？”
    “好！”孩子懂事地点点头。
    他们又坐车来到郊区，找到教育局一个管人事的干部家。人家到教育局值班去了。从这里到教育局没有公共汽车，只好走着去。孩子仿佛也知道爸爸、妈妈的心事，一声不吭跟着他们身后走。到了教育局，隔窗相望，办公室里面有好几个人。这是求人办事，
当着别人的面怎么好意思说出口呢？况且，即使说出口，人家当着那么些人，又该怎么办呢？他们只好又走出教育局，在大街上找了一家小饭馆，稀里糊涂吃点儿饭，一直等到天黑，路灯亮了，估摸着人家该下班回家了，又领着孩子走到那人家里。整整一天的奔波呀，孩子还没有喝一口水呢！
    人家热情地招待了他们。“爸爸，我要拉屎！”偏偏在这个时候，孩子嚷道。这不是串门做客，这是作揖求人，大人们都处处谨慎小心，脸上赔着笑呀！孩子真是不懂事，他的心里火腾腾往上拱！
    “快带孩子拉屎吧！厕所就在旁边。”人家倒还通情达理。
    这是一个单元。上厕所倒还方便。真是事事不顺心，孩子的屎拉在棉裤上。这不能怪孩子，是他光顾着急急给孩子脱裤子时不留心，没有弄好。
    “爸爸，屎弄在裤子上了！”孩子偏偏叫起来。
    人家听见了，赶紧拿来手纸、盆和毛巾。这哪里像是走后门，求人家来了呀！这不是给人家添麻烦吗？
    “你先别急。你的事情，我们都了解，有可能的话，我们一定替你解决的！”人家倒安慰起他来了。
    见好就收吧！他望了一眼妻子，起身告辞了：“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这大过年的，没有什么可送的，婷婷，你把那玩具给哥哥送去吧！”他直觉得这些话说得别别扭扭，不过总算说完了。
    孩子抱着玩具，望了他一眼，不大情愿，却顺从地把玩具送了过去。
    人家一把拽住孩子：“唉！怎么可以要东西呢！不行！行！”
    他一把从孩子手中拿过玩具，往人家手里塞：“哎！没什么，一点儿心意！”
    “哇”的一声，婷婷哭了，上前一把抱住玩具：“我的嘛！我要！我要！”
    人家更不能要了。他只好劝着孩子：“婷婷，快给小哥哥送去！”
    “不嘛！不嘛！是我的！是我的！”
    他真恨不得给女儿一个耳光。这个不懂事的孩子！说得好好的，在关键时刻，塌他的架。可是，他忍住了。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好从女儿手中夺过玩具，而且，即使夺过来，人家怎么好要呢？
    走了。下楼了。1月的寒风迎面扑来，万家灯火迎面扑来。妻子默默地走着，悄悄地擦着眼角。孩子抱着玩具，生怕让人抢走似的，顶着寒风，也悄悄地走着。本来涌到嗓子眼的话，要好好教训教训孩子，又都吞了回去。孩子也不容易，整整一天，跟着大人跑呀，跑呀，很少让抱呢。他一阵鼻酸，眼泪险些掉下来。
    “小房，别怨我！我们再坚持一下吧！”他对妻子说。
    小房没有讲话。她已经默默地坚持了许多年。
    寒假过后小房带着孩子走了。他又回到学校，一见那群小鸟般可爱的学生他的忧愁便开始消失了。他又带着学生们出外参观、郊游，采集标本；在学校组织摄影小组，洗印相片，办橱窗展览；运动会上，他拿着照相机，为学生们拍照，他的追随摄影法大显身手……
    那架长城135照相机被他拆来拆去，学会了原理、构造，却也拆零碎了。他想买一台好一点儿的相机。另外，如果有可能的话，他想再买一个带有中焦、变焦镜头的新相机。他没有过高的要求。可是，这要求，对于两地分居、工资微薄、家庭负担又重的他来说，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垂手可得的。他把这愿望写信告诉给了小房。小房给他寄来自己这几年攒下的200元钱。他又借了200元钱，买不了中、变焦镜头，才买下了一架海鸥DF。这是他的第二架照相机。捧着这架相机，他着实兴奋了一阵。不管怎么艰难，在北大荒梦想却没有得到的，现在终于有了！无论怎么说，在北大荒曾经追求的，破灭了的，失去了的，现在加倍地偿还了。在北大荒虽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今天，他要拿着这架照相机，为学生，也为自己留下一张张活生生的生命的真实写照。他没有辜负以往曾经乐观，甚至有些幼稚地奉献出的全部青春，他也没有愧对今日两地分居、艰苦度日、一家三口所付出的宝贵代价，所寄托的真诚愿望，所洋溢的始终未被困苦压倒的气质和精神。他以前说得对，这和在北大荒一样，也是一次拓荒，他拿出了同样的劲头，他得到了不同的收获。
    虽然，这收获未免太简单了点儿：辛辛苦苦业余搞摄影这么多年，他只有一幅作品刊登在北京青年报上，那是为学生们在野外采集标本的拍照。他只得到微薄的4元稿费。可是，这毕竟是收获。也许，他一辈子都没有可能有机会成为摄影家。可是，一辈子他都在实现着自己在北大荒就曾被埋葬而终未能埋葬得了的理想。他离不开他的相机，也离不开他的学生们。他用他心爱的相机为学生，为学校服务。他青春的底片并没有曝光，成为一片空白，而终于构成五彩缤纷，生意盎然的画面。这足够了，这足以让所有去过北大荒的人为他骄傲，为他庆贺！拓荒，就一定会有金色的收获！
    顾思本，我衷心祝你们夫妻早日团聚。同时，我也祝愿你能有一架带有中、变焦镜头的新相机！
    　　　　　　　 2．在窄小的胡同里有她的毛织厂……
    　　她说：女人四十上下是黄金时节，我还能干十年。
    范佩莉　36岁　1966年初中毕业　北京市凤凰毛织厂副厂长
    1982年1月12日中午，丈夫朱延福乘坐18次特快从哈尔滨回到北京。“总算熬到头了！”范佩莉对丈夫说的第一句话。此刻，她觉得只有这句话最准确、最能表达出自己全部感慨和情感。
    在北大荒插队整整十年。她从北大荒病退回北京时，丈夫考取了东北林学院，赶上了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制度第一拨大学生入学。现在，丈夫毕业了，分配到林业部，工作如意，全家团圆，前后14年，两地相思、生活艰苦……统统熬过去了。现在，应该舒心地过过日子。补偿不了失去的一切，总还来得及补偿失去的一些吧？她和丈夫都这样想。
    暂短的久别重逢激动时刻过去了。家庭的日子，幸福也平静，一天又一天。她又觉得不满足了。太平淡了！似乎这并不是她想象的梦寐已久的生活。也许，这就是她的性格。她生性好动，不愿意人家把自己当作笼中的金丝雀。她总扑腾腾想飞。哪里是属于她飞翔的天空呢？
    这时候，她干了一件让全家吃惊的事。这件事，对于她一生来说是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她却和谁也没商量，像是随便换了件衬衣一样，不过，是很普通的小事一桩：她由北京市首饰厂调到凤凰毛织厂。凤凰，名字听起来动听，其实是家街道小厂，集体所有
制，而首饰厂却是全民大厂呀！她这是怎么啦？人都往高枝攀，她如何偏要水往低处流呢？凤凰毛织厂是几位家庭妇女办的小厂，很需要人，知道她能织一手毛衣好活，便问她愿意不愿来，支持一下小厂？她没犹豫，立刻思考一番，自己近视眼，在大厂不适应不说，很容易被淹没。凭自己的手艺，到毛织厂干正对路。而且，小厂全是家庭妇女，她一个老三届也许正可发挥作用！再者，小厂虽百十人，两个车间，产品却出口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德、法国等十几个国家。小厂毛衣印有毛线头图案的国际羊毛局的标志，这样的产品可以在世界各国畅通无阻。北京享受这种待遇的手工毛织厂只有两家，一家国营大厂，一家便是凤凰小厂。
    这一切，强烈吸引着她，像避不开光一样，她避不开这富有创造力、当然也是冒险的诱惑。
    丈夫无可奈何。他是个脾气柔顺的人，对妻子的选择尊重。不过，不久就遇到这样一件事：范佩莉已经下班回家了。突然，家门咚咚拍得山响，急得像着了火。厂里来人把她叫了去。原来是600件出口日本的活不合格，被全部退了回来，需要明天早上返工完毕，否则拖延工期就要罚款，不仅影响凤凰毛织厂的声誉，而且影响中国的声誉。一气之下，厂长和她把所有下班的工人全部从家里叫了回来。
    负责收这批活的小姑娘惴惴不安地立在那里。责任在她。如果她检查严格，就不会造成这么大失误，搞得这样被动。
    “是我不好……”她嗫嚅道，想赶紧抓过活返工，弥补一下自己的过失。
    “不用你干！你给我就站在这里！”范佩莉和许多人都愤怒，纷纷骂着，斥责着她。
    半夜了。还没见范佩莉回家，朱延福不放心了。跑到车间一看，原来在干活，晚饭还没吃呀！他赶紧把家里所有点心、馒头拿来，一壶一壶开水往车间里送，整整跟着忙乎了一宿。
    没过多久，又来了一档子事。又是等到大半夜，范佩莉还没有回家。到车间一看，没有，说是到河北农村加工送活去了。大老远的山路，一辆小蹦蹦车，别是半路出事了吧！朱延福心急如焚。左等，右等，范佩莉一身土撞进家门。送货的路上，绳子没绑牢，一包70多斤毛线从车上滚落下来，等她和司机发现，车开出老远。赶紧掉头开回去找，终于打听到是农村老乡捡了去，抱到村头商店熟人处放着，正准备私分呢。一见面，开口要100块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已经天落黑了，黑灯瞎火的，上哪儿给他找这100元去？范佩莉只好掏出仅有的20元，买了两条烟，几斤糖，一手递过去，一边说着好话：
    “我知道您这是开玩笑！哪能要钱呢？您觉悟高，帮帮我们的忙吧……”好说孬说，一包毛线才重新抱回车上。这回，她不敢坐在驾驶室里，趴在车厢上，双手死死搂紧高出车帮的毛线，活像只大蜘蛛。夜风呼呼从身边刮着，夜色如墨在身边飞动……
    “我说佩莉，你算了吧！你身体本来就不好，这样下去怎行！这么多年也够苦的了，别这么玩命地干了！”丈夫这样劝她。
    她微微一笑，不知该如何回答。丈夫说得对，十四年的苦吃得还不够吗？可是，这时候让她从繁忙的工作中拔身而出，已经是不可能了。厂子虽小，活虽累，她从中找到了乐趣。在她的手中，那些实心。搂空、提花、绣花的各式毛衣，那桂花针、鱼股刺、元宝针、水草花针。竹节海棠针、金铃花针、加应子花针……上百种花样和图案，每一件毛衣，都是她精心的创作。就连法国著名的皮尔卡丹服装公司号称世界服装领导中心，全球下属100多家分公司，财大气粗，宠然大物，也要她们凤凰厂的产品呢。那个美国鲍布塞克公司的鲍布塞克老头，头一次坐着小轿车来，车开不进小胡同里头，只好徒步。一见小厂，先皱起眉头。头一批活2万件毛衣做出来一看，老头眼睛一亮，用生硬的中国话冲范佩莉说：“你好！很好！我好！！”这“三好”说得范佩莉莫名其炒，弄得半天才弄懂，你好，是问候；很好，是指活；我好，表示他满意。今年一下子就增加到13万件。范佩莉负责接待，对老头说：“今年我们厂的任务多，你能不能交别处做呢？”“NO！NO！就放在你们这里织，宁可时间晚些厂赢得这样的信赖，她觉得这是她们的骄傲……
    她离不开这些五彩缤纷的毛衣和细细的毛衣针，就像游泳健将离不开碧蓝的水面。棋坛圣手离不开纹抨棋子。在这里，仿佛她又找到失落的青春，找到自己在人生中的位置和价值。当然，隐隐还有一种心理在作祟，丈夫你是大学毕业，又在中央大部工作，我不靠你，我靠我自己的力量，免得你瞧不起我……女人所具有的细微心理，一应俱全。
    丈夫知道她的这“小心眼”，更知道她的脾气和性格，便不再多说什么。任她去干吧！在北大荒相处10年，他太了解她了。
    那年，场部文艺宣传队到各队演出，她正好赶上来例假，下到生产队还咬牙坚持干了一天活。晚上，要演出了，大食堂四面透风，站在后台，冻得她浑身哆嗦，软弱无力。她难受地偷偷地哭了。当时，朱延福是宣传队队长，知道事情后劝她休息，她的节目由别人顶替。她哪里肯干？最后，还是上场了。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幼稚和倔强。十多年岁月过去了，性格顽固地延续着。有什么办法呢？非让她从毛织厂撤下来不干，躺在家里休息，也许就把她刚刚找到的生活乐趣剥夺了。不管怎么说，那条窄小得连小汽车都钻不进来的胡同里，那个窄小得人碰人、货挤货的车间里，有她的事业。她想得很实在，比起老三届中那些佼佼者，她不能做出什么重大科学发明，也不能登上外国讲台宣读论文。不过，她可以设计毛衣，生产毛衣。毛衣服装化全球流行，号称有欧洲派。拉丁派等四大流派。香港、台湾的毛衣出口量占世界一半以上，我们大陆还赶不上他们的零头。织件漂亮的毛衣，总比制造上天的原子弹要容易吧？这活儿我干得来！我们干么非要当“零头”？
    就让她去干吧！她心气正高呢！丈夫是个宽厚、善于体贴、理解人的好人。伙伴们开玩笑叫他“什锦丈夫”。对于范佩莉的任性，他总是采取这种无为而治的办法。
    范佩莉当上了副厂长兼工会主席，主管全厂生产、供销、样品、定料、散加工计划、检查、验收……她更忙了，也更来情绪了。忙坏了丈夫！所有的家务都推给了丈夫：洗衣、做饭，外带倒痰盂。范佩莉每天回来，都累得腰酸腿疼，躺在床上连电视都懒得看。
    “我看你见好就收！这个副厂长也不是什么多了不起的官，不致于这么卖命！”丈夫时时敲敲边鼓，给她泼泼冷水。
    有时候，她也想过：不干了！何苦来呢？许多人都羡慕她：丈夫是大学生，女儿长得格外漂亮，一家子好不容易团圆了，何必不好好过日子？这一天到晚辛辛苦苦为了哪一桩呢？为名？为利？还是为共产主义？她说不清。也许，都有吧？三者兼而有之。她思想境界还没有达到那么高、那么纯。
    有一次，和手下的工人、上面的领导闹了不愉快，气病了几天。她想就这么歇下去，也给厂子施加点儿压力。少了她，生产要受影响呢！用不了几天，领导就该登门请她来呢。可是，夜夜失眠，叫醒丈夫，说厂里这个报表得弄完，那个纸箱没备齐，一脑子厂里的事。丈夫劝她：“先睡觉，有什么事我先替你记下来！”三大过后，她先沉不住气了，自己回厂上班去了。不管怎么赌气：她知道她实在离不开这小小的工厂。那已经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
    去年春节前夕，她突然病倒了。
    长期营养不足、劳累过度的结果。一天半夜，她吐血了。孩子和丈夫都惊醒了。孩子害怕地问：“妈妈，你怎么啦？”丈夫从书柜里找出医疗卫生手册查看，还未来得及细瞧，她哗哗吐了半盆血。而且，大便开始出血。
    她住进中医医院。诊断是胃出血。可是，10天后便血呈咖啡色，潜血不止。大夫怀疑是胃癌。输血800CC，身体依然不见好转。
    全厂人都去看望她。丈夫带着孩子也去看望她。孩子像妈妈一样事事不甘落后，她画的一幅画获得全国少年儿童绘画比赛优秀奖，刚刚在美术馆展出。她特地拿来奖状和奖品——书包、颜料和调色盘，让妈妈看。
    她摸摸孩子的头：“再给妈妈画一张吧！”
    孩子真听话，伏在床上画了一张：妈妈躺在病床上。她紧紧搂住孩子。丈夫看见，她哭了。
    她把伙伴们叫到身边，一一交待着工作，而且要她们拿笔来记。
    显然，一切她都知道了。
    丈夫推着她去做胃镜造影检查时，安慰她说：“你不要胡思乱想，仅仅是怀疑癌，没有最后确诊。”
    谁都希望不是癌！可是，万一呢？生活，哪一次不是把厄运留给她，哪一次留给过她幸运的意外呢？她从来不是幸运儿。
    “推我到阳台上看看吧！”她轻轻对丈夫说。
    这里是九楼阳台。北京城尽收眼底，在脚下流动着光和影，显得那么富有生机。生活，是多么美好；活着，是多么美好！她忽然想起在北大荒时的初恋，禁不住抬头望身旁的丈夫。
    那时，他在队里喂猪。她已经是场部宣传队队员了。听说他是高三的高材生，领导派她请他为宣传队写个节目。她到猪场找他，帮他挑食、挑水，忙乎了一天。他也没答应，甚至她出门时都没送她。漆黑的夜，露水打湿的小路，她险些落入泥塘。她真气，又不甘心，第二天再去找他，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她失望了。几天过后，她准备走的时候，他不知从哪儿蹦了出来，一下子交给她三个节目。
    就在这时候，她悄悄地爱上他。她是个泼辣的姑娘，先给写了封情书：“……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既然这样做了，就不会后悔……”
    想到这里，她问丈夫：“你现在后悔吗？”
    丈夫对她苦苦一笑：“后悔有什么用？后悔我没有好好管住你，你干得太猛了！”
    两人不禁黯然神伤。
    “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北京城了！”
    “干吗说得这么悲观？不会的！你还记得那年咱们去演出，半路上，翻车的事吗？刚下过雨，路滑，车翻进水沟里，咱们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不都没事吗？老天一直保佑着咱们呢！”
    她哭了。这是安慰。不管结局如何，她不后悔。她干什么都不会后悔，不管是对了，还是错了。错了，留个教训；对了，做个前进的路标。是改革的年代使她一个普遍的女人焕发了光彩，给了她一展身手的舞台。短短几年来，她的小小凤凰毛织厂共生产了33万件毛衣，为国家创造了843万元的产值，纯利润206万。她没有白干，没有白辛苦，没有给插过队的老三届丢脸！
    生活，对于真诚地贡献了青春，全身心投入到虽然渺小却有意义的事业的人，是不会亏待的。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检查，胃癌排除了，大家舒了一口气。虽然身体还很虚弱，毕竟又有了新的希望。她又回到凤凰毛织厂，当她的副厂长。她实在离不开这里，正像她实在离不开丈夫和孩子一样！
    我再一次见到范佩莉时，她又染上肝炎。我对她说：“人到中年了，身体各器官零件赶不上年轻时好使，各种病容易找上门来。你还要多注意身体！”她笑笑对我说：“女人四十岁上下是黄金时节，我还能再干十年！”她的话充满生活的力量和精神气儿！
    临告别时，她颇动感情地对我说：“这就是咱们老三届人的命！换上谁谁也得这样……”
    这句普通的话，让我久久难忘，一想起来，总使我心怦然而动。
    　　　　　　 3．刚回到北京时，他曾经想到过死……
    　　他说：献给北大荒的全部青春，收获的不能仅仅是荆棘。
    高建国　40岁　1966年届高中毕业　北京市监狱干部
    他叫高建国。我们共和国刚刚建立时起的名字。个子不高，瘦瘦的，显得弱不禁风，像一片单薄的叶子。
    1978年底，在北大荒好不容易接到回京的准迁证时，他的爱人还有十几天就到了预产期。他们有了一个一岁的女儿北北，这是第二胎。他们真不愿意再让孩子生在北大荒。没办法，只好生在北大荒：竟是一对双胞胎。
    双胞胎！会给他回京后带来什么好运吗？没有工作。没有房子。妻子带着刚落生不久的双胞胎挤在娘家，白吃白喝。他带着北北挤在自己父母家白吃白喝。统共20平方米的房子，爸爸、妈妈、妹妹挤在里屋，他和弟弟带着北北睡在外屋。妈妈是个裹着小脚
的家庭妇女，看着孙子、孙女满堂，高兴不迭，似乎忘却了忧愁。父亲退休了，却早在他回京之前就在外面补差，在一个建筑工地干起了应该小伙子干的壮工活。回家的第一个月，该给孩子们订扔了，三个孩子三瓶奶呀，父亲从衣袋里掏出10元钱一张整票子，
递给他。他心里真不是滋味。三十好几了，拖家带口了，自己已经成为父亲了，还要手心朝上从父亲手里拿钱。那钱，是父亲在工地上，顶着日头，摔下汗珠，泥里、水里、砖缝里、脚手架下，挣出来的呀！他感到脸红，钱沉甸甸的，压手！
    记得有一次从北大荒回来探亲。那时，父亲还没有退休。每天下班，要带回家一捆铁丝，吃完晚饭，戴上劳动布做的粗糙手套，拿起一个铁锤，蹲在地上，叮叮当当砸起来，要把每一根铁丝砸直，一斤可以挣1角7分钱。那一天，他带领着几个北大荒的朋友
到家里来玩，一进门，就看见父亲弯曲着虾米一样苍老的身于在砸着铁丝，墓地感到格外难堪，便埋怨父亲：“爸爸，你砸它们干什么呀！”父亲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把铁丝塞进床底下，把小屋的空间和安宁让给了他们。第二天晚上，父亲又砸起铁丝来。他又对父亲说：“爸爸，你砸它们干什么呀！”父亲这回生气了，扔下铁丝对他讲：“我知道你是怕你的父亲砸铁丝会给你潲色，脸上无光！不砸它们，你每次探亲的路费，吃的、带的钱从哪儿来？……”
    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当时，他懂吗？现在，他攥着这10块钱，仿佛才真正懂得了一点点。
    夏天到了。这是最难熬的季节。
    妻子被分配到了一个工作，到汽车公司上班了。白天，他要到她父亲家看那一对双胞胎。人家一家五口人，弟妹两人工作三班倒，白天总有人在家睡觉，小屋空间充分利用。姥爷又是患有肺气肿，瘫在床上下不了地。怕人家烦，怕吵人家睡觉，孩子一哭，他就抱起来哄。按下葫芦起了瓢，这个刚不哭，那个又哭了。多少年没长痱子了，这时候，他浑身长起痱子。红红的小疙瘩，像小毛毛虫，痒得钻心般难受……一直熬到晚上，妻子下班了，把孩子交给妻子，他又跑回家接着看另一个孩子——北北。自己的母亲已经替他看了一天，够累的了。
    弟弟下班了。妹妹下班了。两个人都到了成亲的时候，都还没有成亲。他明白为什么没有成亲。他感到一切罪过都在自己。弟弟、妹妹却总安慰自己，每次单位发的电影票，总要给自己：“你去散散心吧，我替你看孩子！”他真恨不得当着他们的面痛哭一
场。当年，他穿着那件“国防加强特别绿”的棉大衣从北大荒回来，慷慨激昂讲起北大荒的一切，他们是把自己当成英雄一样看待呀！尤其是他人了党，当上了党委秘书，可以替场长、党委书记指挥、调动麦收、豆收的时候，他们是把自己当做全家的骄傲呀！
现在呢？他成了全家的累赘，成了他们的包袱。
    父亲也回来了，拖着疲惫而苍老的步子。吃饭了，全家人吃得汗流泱背。天太热，屋太小，没有电扇。孩子不听话，总在踢腾，总在闹。他急了，“啪”，给了一巴掌。“哇”，哭了，母亲忙搂过孙子，说他：“孩子懂什么？干吗打孩子呀？”他又跟母亲顶起嘴来，母亲掉眼泪了，父亲把饭碗一摔，弟弟、妹妹悄悄溜出屋。当收拾完毕，给孩子洗完澡，哄孩子睡觉，他身上不知出了几身汗。一家人在街上凉快得差不多了，回来悄悄爬上床睡觉了，他才有空闲跑到街上凉快一会儿。夜风真惬意！一到晚上，只有这一会工夫才是属于他自己的。他流泪了。三十多岁男子汉的眼泪呀，枪然独下，任夜风把它舔干……
    1968年的夏天。他报名去北大荒，没有被批准。没有告诉家里一声，背着一个简单的书包，在伙伴们的掩护下，他偷偷挤上开往北大荒的火车。10点38分，多少人曾经在这个时刻，坐上列车，告别了北京城，驰过松花江，到达那块神奇的、富有诱惑力的土地上呀！怕农场前来招工的人发现，一上火车，他就钻进厕所，解下皮带拴死门。伙伴们从窗口递给他食物和水。一天两宿，到达佳木斯。北大荒的第一个不眠之夜呀，他为自己的胜利激动过，憧憬过，写下过幼稚却也美丽的诗句……
    啊，那时候，去北大荒究竟为了什么？今天，回到北京，又是为了什么？当时，一腔热血，难道就换来这残缺不全的生活吗？就是为了这三个孩子而操劳奔波吗？要房子没房子，要工作没工作，和妻子团聚的的生存空间都没有，虽然近在飓尺，却像远隔天
涯。谁来管我们？
    一时间，烦躁和郁闷堵塞在胸口，后背又冒出汗来。他竟然涌出轻生的念头：这样活着，真不如死了！
    这样沉闷的心情，一连弥漫好几天。每天晚上，孩子睡着，一家老小都回屋歇着了，院门口便只剩下他和一位老大爷。一连几天，老大爷都是等他回屋睡觉了，才抄起小板凳走进院，似乎，他内心的秘密，老爷子全知道了，一天晚上，他愣愣地坐在门口不动
窝，老爷子也不动窝。一老一少沉默许久，老爷子叹了一口气，对他说：“建国啊，别那么想不开！千万别想不开！你还年轻，又是‘老三届’，别光看眼面前，将来国家还得用着你们，指望着你们……”他的眼泪立刻涌上来，心里温暖起来。他怎么竟然想起
死来呢！
    他的脑子里笼罩着一片濛濛的迷雾，想起了许多……
    夏天，在北大荒一尺多深的泥水里割麦子，跌倒了，又爬起来；冬天，在完达山伐木，用斧子劈开冻馒头，架在熊熊的簧火上烤着吃；
    修二抚公路。那是通向抚远三角洲的惟一一条公路。那是他和无数伙伴用青春的热情和汗水铺筑出来的。至今，那里留下了一条缎带般金色的路。路旁，还有为它牺牲的同志的方尖碑。啊！那时候。蚊子、小咬雾一样扑来；沙子、石块瀑布一样卸下……小米粥上浮动着一层淹死的蚊子……喝着从桦树皮里割下来的一滴滴清亮的水珠……
    一切，如今换回来的是什么呢？那是他们的青春、理想以至生命呀！今天？该做如何的估价？在这些个难以成眠的夏夜，他的脑子里纷乱如云，驰过这些往事和迷惑不解的疑团。他问这漠漠夜空，也问自己的心。
    有一年的夏天，他和一个伙伴心血来潮，想去闯一闯雁窝岛。提起北大荒，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雁窝岛。1958年，10万转业官兵开进那里，那里便成为了北大荒的一颗明珠而向世界闪烁着璀璨的光彩。只是，没有路，没有桥，隔着曲曲弯弯的挠力河和一片危险的飘筏甸子。去雁窝岛，要有一点探险精神。他们去了，先蹚水到落马湖，那里有队里打鱼的一个鱼梁子。睡了一宿，逮了21个跳蚤。啊，那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情致呀！第二天清早，他们划船到了雁窝岛，看见了董必武为雁窝岛的题词，高高地悬挂在农场的礼堂上；看见了为雁窝岛开发建设壮烈牺牲的烈士纪念碑。那个拖拉机手，为了取回拖拉机零件，在回岛的路上，突然遇到暴雨，河水上涨，他背着零件，游泳过河时，怎么也舍不得丢下零件，沉重的零件坠下了他的身体……啊！他怎么也忘不了这位拖拉机手。他曾经为他流下过眼泪。
    从雁窝岛回来时，又来鱼梁子，天黑了。他们瞪着水往队里走去的时候，飘筏甸子眨着诱惑的眼睛，一步失足，他落进去了，泥水立刻淹没到胸口。
    “别动！”是打鱼人跑过来，救上了他，带着他们一步一步，踩着清凉沁人的湖水，向远处一片眨动着的灯火走去……
    为了什么？一切为了什么呀？险些搭上一条命！而当时，他却还为自己的壮观探险
而自豪，写下了这样慷慨的诗句：“飞舟挠力河，初临雁窝岛。霞红心亦红，水遥情更遥……完达低，青河浅，麦海小。纵有万里白纸，难把壮志描……”如今，这一切哪里去了？难道随着38万知青大返城，统统飘逝得一干二净？
    当他想到这里的时候，心里禁不住怦然而动。为什么要死？为什么想到死？石头扔进水里，还能听个响声呢！我们把青春都献给了北大荒，竟然连个回声都没有！世界上什么都不会是永恒的。一切困难，也都是暂时的。自己为什么忽然被这暂时的困难所压倒呢？他为自己一时的软弱而羞愧。
    他感谢北大荒。他知道北大荒救了他。他洒给北大荒那么多汗水，献给北大荒全部青春，收获的并不仅仅是荆棘。在那个艰苦特殊的环境中，把人磨练出一种惊人的毅力。这种毅力，仅仅说是吃苦耐劳是不够的，那是经得起打击甚至摧残的一种精神，是一种
处于劣境下仍然奋发向上的精神，是一种在北大荒本应有作为而未能实现，依然顽强抗争向前的精神。这是北大荒所给予的。虽然交织着血与泪的痛苦，却是得天独厚的。
    他觉得自己真正走向成熟，像一个携妻带子、肩负重荷而远踏征程的男子汉了！
    街道招工考试了。他抱着孩子温习功课。孩子困了，睡着了,他也倒在孩子的头上，睡着了。全家人都为他祝愿。街道上150名知青，他考了第13名。他可去电视大学管总务，他却选择了到北京监狱去当工人。监狱！这名字好吓人哟！他知道工人总比在事业
单位多一点儿工资和奖金。
    第二年10月，九三学社和司法局联合举办的北京市法律夜大学招生，他报名了。希望对于人可以破灭一次、两次，甚至更多次，却不可能永远破灭下去。生活对于不悲观消沉者，总要寻找机缘，冲他招手。
    他考取了。他毕竟是六六届老高中毕业生。当他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短暂的激动过后，他马上想到了孩子。要去上学，一周两个夜晚，两个半天，一系列正规大学课程。最让人头疼的是外语，早就遗忘在遥远的北大荒了，要想把一个个单词捡回来，难
呐！无疑，时间只会更加紧张。三个孩子，让妈妈带一个，妻子带一个，够意思的了。剩下的一个孩子一定送进幼儿园整托，才能缓冲一下压力。现在，孩子人托成了老大难，没点后门、关系，只能处处碰壁。他已经碰了好几次壁。
    拿着录取通知书，他就跑到市公安局幼儿园。园长不在。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第一到夜大报了到，就急匆匆赶到幼儿园，园长在，正开会。他一直等到散会，在门口堵住园长，央求着：“我一直打报告，希望能够整托一个孩子。带着三个孩子，现在又
要上学，真是没办法……”
    园长是位老太太，被他的话感动了，禁不住上下打量着他。这么大年纪，拖家带口，坚持上学，也不容易，便对他说：“你先回去等着吧！”他遇见了好心人。
    一个处里专门负责幼儿园的年轻姑娘到监狱附属工厂办事，从别人那里听说他的困难，主动帮助他联系。其实，他与她素不相识呀！他感到温暖！老三届，有人歧视，更有人关心，默默地却真诚地伸出了友谊的手呀！
    没过一个星期，园长打来电话，通知他的孩子体检。老大北北进了市公安局幼儿园。也许，是一个新的转机，一切充满着新的血液。他又感到了希望。
    要坚持4年才能毕业。这对他，并不像逛一趟百货大楼那样简单。这是一次新的考验。
    上学第二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他年老的母亲被自行车撞倒，胯骨摔折，骑自行车的人夺路而逃，杳无踪影。生活，在有意为难他。
    他把母亲驮在自行车后架上，到医院去检查，心里有一种愧对母亲的感觉。如果不让母亲费心照料孩子，如果不是晚上要上学、下班后要赶着吃晚饭，母亲要操持买菜、做饭，也许，母亲不会这么着急走路，被自行车撞倒。
    母亲却安慰他：“你回去吧，快去上你的学，让你弟弟、妹妹来就行！”
    他真想哭。到这时候了，母亲想到的还是儿子。
    以后，母亲从来没有找他。家里也从来不扰他。他知道，一切都是弟弟、妹妹默默地做了。一切都是母亲把苦楚默默地吞咽了，他知道全家人的希望。他没有权利不把学上好。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把欢乐和痛苦，失望和希望，过去和今天，白日的操劳和夜晚的挑灯夜读，都刻进了岁月的年轮。
    有时候，当他从茫茫无涯的书海中，在纷乱如云的思绪中，在无数个崭新的法学名词和虽不崭新却总也记不住的英文单词中清醒过来，他忽然觉得对不起孩子。三个孩子，是多了些，可那并不是孩子的过错。为什么，有时候，把一肚子的怨气和恼火统统撒在
孩子身上？
    每逢星期天，是他最头疼的一天，他觉得脑袋大了一圈。三个孩子都接回了家，这个洗，那个涮；这个要吃，那个要尿；这个哭，那个笑；这个要唱，那个要闹……一个孩子跟你说两句话，你，你就说六句。还要温功课呀，还要背那些倒退十几年就应该背
的单词和定义。有时候，他急厂，冲孩子大叫几句，或是一巴掌拍下去，不知道在谁的头上或屁股上。孩子不是立刻愣住，哑哑无声，就是哇哇号哭。星期天，他的家像滚沸的开水锅。
    “十·一”到了。他休息。妻子带着南南上班。北北留在家里，让爷爷看着。他带亚妹到陶然亭划船。三个孩子，只有老三亚妹没有划过船。打完孩子、骂完孩子之后，他就许下愿：“别哭！别哭！爸爸一定带你去划船！”
    上午9点到陶然亭，排队买船票的就已经有六七十人了。
    “亚妹，这么多人，下次再划吧！”
    “不！我要划！我要划！”
    亚妹3岁多了，跺着脚叫着。他咬咬牙，横下心，划！排多少人，一定要带亚妹划上船！
    长蛇般的队伍只见加长，却不见移动。他真心急。亚妹等得也不耐烦了，一会儿跑到前面，一会儿跑到后面。他怕丢了她，要不住喊着她的名字。
    他的身后是个30多岁的男人，大概也插过队，要不怎么会这样理解他的心情？那人望望他，同情地对他说：
    “这么着吧，你带孩子先去玩玩，我不走，帮你占着位置！”
    好心人处处有。他带着亚妹去坐宇宙飞船，又到儿童乐园玩了够，中午买了一个面包，一瓶汽水。等到他带着亚妹又回到船坞，下午快4点，才买到船票。落日熔金，双浆拍溅起浪花。亚妹第一次划了船。
    10月2日，妻子带亚妹加班。家里留下北北。他带着老二南南到动物园。南南没有去过动物园。自然，这也是他许过的愿。刚挤上开往动物园的2路无轨电车，南南就嚷嚷：“我要喝酸奶！”
    “行！”现在，孩子什么要求，他都可以满足。
    可是，一到动物园，南南就忘记了他的酸奶。那些活蹦乱跳的各种动物吸引了他。玩够了，乐够了，走出动物园，南南又想起了酸奶：“爸爸，我要酸奶！”
    “好！”
    “还喝。”
    他又买了一瓶，站在一旁，默默地望着他的小嘴一动一动，吮吸着细细而半透明的麦管。一丝丝难以言说的波动拱上他的心头。
    10月3日，南南跟妈妈上班。亚妹留在家里。他又带老大北北去逛北海。漫说孩子没有去过北海，就是他自己，也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次到北海来。抱着孩子，他一直爬到白塔上面，五龙亭、中南海，整个北京城，尽收眼底。秋高气爽，他感到劳累，也感到心旷神怡。
    三天休息就这样过去了。三天丢下的功课，他只好加班熬夜去补了。
    一天，北北得了传染性肝炎，在幼儿园隔离治疗。他请了假，特地跑去看望。在幼儿园门口，他看见妻子也跑来了。孩子的病不重，阿姨们很负责任。他和妻子放心地走了。忽然，他想到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空闲时间。结婚这么多年，三个孩子拖累的，再加上自己上学，竟没有时间，夫妻俩人到公园里走走。
    “咱们一直也没有去过公园，到北海转转去吧，离这儿正近。”他对妻子说。
    “行！”
    “那我在门口等你！”
    他骑车。她坐车。到了北海门口，他买了两支雪糕等她。一支雪糕吃光了她没有来。另一支雪糕化掉了，她还没有来。怎么还没来呢？会不会她到北海后门等呀？他又骑车奔到北海后门，也没有。只好骑着车悻悻而归。回到家一看，妻子已经在家。她是在后
门等他，也买了两支雪糕。左等右等，不见人影，只好回来了。
    一次游北海又化入梦中。
    长期繁重的家务和学习，他觉得身体体质逐渐下降，有时候感到胸闷、胸疼。还有一年多就坚持上完夜大了。许许多多工作，包括他回京后的生活，还仅仅是开始呢。当然，他不能让自己的身体垮下来，他给自己制定以下三条规定：（一）戒烟；（二）打太极拳；（三）游冬泳。
    于是，每天清早5点钟，他准时起来，骑35分钟自行车，到玉渊潭游冬泳。回到家7点半，吃完早点，上班。今年春节，横渡玉渊潭的冬泳比赛，他参加了，并且得了奖。每天清早，在曙色朦胧之中，站在玉渊潭沁凉如水的晨风中，光着瘦弱的身子，像一尊寒冬中的塑像。带着冰茬儿的碧绿湖水在迎接他。那不仅是一种对身体的锻炼，更是一种对生活的考验，一种对意志的磨砺。为了什么呢？为了事业？为了明天？自然，也为了孩子，还包括他自己。
    他写信这样对我说：“也为了北大荒！让别人看看北大荒所给予我们的并不仅仅是失望和悲伤，毕竟给了我们一生最难忘，也最可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当我们在青春和理想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一种淬火和锤炼！那就是凤凰涅槃！”
    　　　　　　　　4．在美国，他分外想念北大荒……
    　　他说：在这异国土地上，我跑了二十四个城市，我马不停蹄，我有有玩。
    戴建平　41岁　1966年高中毕业　北京市天坛医院医士
    舷窗外驰过茫茫云海，飞机在万米天空之上，飞行得极其平稳。此行何去？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弥漫处。”这是1967年12月6日，戴建平去北大荒时，和伙伴们写下的传单，在列车上散发。在那锣鼓喧天的北京站，在那披红挂彩的列车上，那时，他是多少激动！他自以为是在投身一场如父辈一样伟大的革命。革命，在当时是一个多么富有诱惑力的字眼！
    小时候，他梦想过蔚蓝的大海。上中学，他希望考取大连海运学院。高中毕业的前夕，解放军艺术学院招生，到学校来物色人，看中了他：个高，魁梧，适合舞台上演将军。他便放弃了大连海运学院，而报考了军艺。这是革命的需要嘛。正等着发榜，文化大革命来了，上山下乡了，这也是一场革命。尽管母亲不同意他到北大荒那么远的地方去，哭得格外伤心，而且亲自跑到学校要求留下来，学校也同意了，因为他是戴家九世单传。惟一的孩子呀！可是，他还是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车快开了。他把头探出车窗，向送行的朋友们挥着手。那时，他的心情是壮阔的。对于未来，迎接他的命运虽然还是朦朦胧胧的，他却自信是要去干一番事业的。突然，他看见自己的老父亲跌跌撞撞地挤过人群，向他扑来。父亲是原来同仁医院的院长，现
在下台了，赶到门诊看病，监督改造，为了送儿子，开始请假未被批准，老头哭了。后来，终于批了，来了，见到儿子时，和儿子一样高兴。他哪里知道当列车驰向那风雪弥漫的北大荒时，老头儿回到家后，哭了。
    北大荒迎接了他。那是真正的风雪弥漫。大烟泡一刮，铺天盖地地卷来，像飞腾着万条银龙，于冷、干冷得塑料皮掉在地上都摔破了。可是，他依然觉得四周这一片北国风光，引起他无限美好的逻想。正是夜晚，沿河一排背冻土修路的农场职工，一人打着一盏红灯笼，远远就看见一闪一闪，像眨着深情而富有魅力的眼睛，更使他和伙伴们激动不已。开始，他们谁也没有看出远处闪动是红灯笼，都猜测着，充满极大的乐趣。啊！四周一片皑皑白雪，那闪烁不定、飘忽无形的红光，宛若一幢童话中最美丽的画面，令他们心荡神驰……
    此刻，戴建平再没有这种心境。那属于年轻人的幼稚和飘逝岁月的狂热，已如大潮退去了。坐在飞机里，倚在松软的椅背上，望着舷窗外飞腾如雪的云雾，他平静得如一尊雕塑。
    这是1979年11月。他要到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院放射科留学进修。他是北京天坛医院神经放射科的医士。
    他是自费留学的。在纽约有他家的一位亲戚，答应他来时替他安排好房子，而且给他3000美金作为援助。飞机自香港飞行了20多小时，从阿拉斯加进境，在纽约机场停落之后，他的亲戚来接他，却只给了他500美金，而且说是“借你先用”。至于房子，连提也没提。
    他感到一种悲凉。他自己从国内仅带来400美金，加起来900美金。在美国住一个最差的地方，每月要支付房费200美金，饭费100美金。也就是说，他最多只能维持三个月的生活。他只好自力更生。
    波士顿座落在大西洋美丽的海滨，是座古老的文化城。全城人口只有70多万，没有那么多的大工业、商业的污染和喧闹。波士顿湾海水盈盈，查士斯河从城中穿过，宛若一条银色的飘带缠绕在城市的腰间。他在城中城，一个叫中国城的较为破落的地方，找
到一个华人开的饭馆，叫做“独一处”，去端盘子。没有正式工资，只靠小费的收入。
    虽然，这在美国并不算什么，连洛克菲勒的儿子都端过盘子，他们从小就养成自立的习惯。可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长大的他，开始却不大习惯，有些腼腆，端盘子的姿式也极其别扭。而且，他的英文说得也不好。虽然，在北京，医院每年有三个月的放射假，他从不休一天，一直坚持自修英语，但依然比较差。柜台上光酒就有130多种，五颜六色，溢彩流光，他叫不上它们的名字。
    远离祖国的亲人，生活逼迫他就要独自一人在异国的土地上闯荡。每天下课之后，晚上9点到夜里2点，他到“独一处”来端盘子。3点钟回到宿舍睡觉，早晨8点爬起，9点到校上课。像钟表一样准时而单调、枯燥。节奏紧张，频率加快，他自己也像上足了发条的钟表，一天不停地疲于奔命。
    这算不得什么！在北大荒时，他在连队的食堂里干过活儿。那里比这里不艰苦？冻萝卜。冻土豆。粗粗的压面杠子，使足全身力气压面、发面。打水，井台上结上厚厚的、滑滑的冰，只露出一个小小的像火山口一样的井口，悠呀，悠呀，悠半天绳子，冻红了手，才打了半桶水……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熏得鼻子、耳朵黑乎乎的，有虱子，有跳蚤，有臭虫，……睡在二层铺上，站起来脱衣服，一不留神，头就扎进顶棚里面……大冷天，他敢和伙伴打赌，光着脊梁在外面跑一圈，让北大荒的朔风吹红他粗壮的肌肤……春天，到林子里伐木，田野里上面是水，下面是冰，拖拉机像战舰飞起，甩在身后一簇簇如雪的浪花。喝着雪水，吃着带冰茬儿的馒头，用铁锹烙饼，几天几夜不睡觉，连轴干……
    经过了那些岁月的艰苦，他觉得自己应该格外坚强而不可摧。对比美国人，他觉得他们显得格外娇气呢。
    他自己也万万没有想到，在他踏进异国他乡一开始困难向他袭来的时刻，北大荒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他的心中，而且竟然起了那么大的支撑作用。他诅咒过北大荒呢，他曾要自己忘掉过它。可是，他忘不掉！记忆，就组成了他已经构成的人生。哪怕那记
忆不愉快也好，艰辛也好，却都是他付出的汗水和心血、青春和理解啊！他不知道该如何评价那段已往的历史，他已知道此时此刻，在这远离大陆的大西洋彼岸，在这灯红酒绿穿梭般端盘子中间，在这晕沉沉，拖着铅重的步子回到住处倒下睡觉的梦中，他觉得北大荒显得对他格外亲近……
    端了半年盘子。他的英语会话大有长进。他的小费收入可以维持整整一年的费用。他的体重下降了20多斤。
    他不干了。钱够花一年的了。他要抓紧时间学习了。一寸光阴一寸金，他这才真正理解中国这句古老的谚语。他格外珍惜这段时间。他的这段时间就是用自己劳动换来的钱买的呀！
    他的父亲给他来信了，告诫他：“知识是学不完的。不要死读书。这次出国主要是开阔你的眼界，要知道更多新的东西。多看多了解，带回国以后再消化……”
    父亲1939年在美国圣约翰大学毕业，1951年从底特律回国，曾经冒着炮火硝烟到朝鲜战场慰问过志愿军。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仿佛一直到现在，踏在了父亲年轻时曾经求学过的土地，他才真正理解了父亲。当年，他去北大荒，是要和父亲划清界限呀！
    头一次从北大荒回北京，那时，他是何等战绩辉煌呀！他当上了农工排的排长，学毛著的积极分子，是特地回来接收下一批知青的呀！他俨然如一个得胜回朝的将军，刚刚回到家里，他就被医院的造反派叫去了。一间黑黝黝的小屋，没有灯，看不清对方的脸。人们在怒吼，要他揭发父亲的罪行。他没有看到父亲，父亲已经到门头沟劳改队劳动改造。那时候，他理解父亲吗？
    当他要离开北京，返回北大荒时，告别满目凄凉的家。家早被抄了，全家搬到这间陌生而窄小的屋子，沙发摞起来，无处可放，书籍叠满床头，一片颓败，像北大荒的荒草甸子。他一走，小屋里只抛下年迈的父母，陪伴他们的只有孤灯冷壁和漫漫长夜。那时，他理解父亲吗？
    现在，他才真正理解，他去北大荒，他牺牲了自己宝贵的青春，而父母的牺牲则是更大的，无言的，深沉的。如今，父亲没有责怪他的幼稚和天真，把他送到美国留学。他理解父亲的爱和心意。
    无疑，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起着指导作用。第一个月领来的小费收入加在一起，他先买回一架佳能照相机，麻省总院神经放射科的资料、病历、照片堆积如山，他先后照了8000多张幻灯片。后来，他又发现医院里有三台影印机，许多书买不起，他便连夜在
那里影印。沉甸甸的幻灯片和影印资料装满皮箱，那是他最宝贵的财富。
    北美神经放射主席塔瓦诺斯，号称神经放射之父，是他的老师。他亲呢地称他为戴瓦诺斯：“咱们是一个姓呢！”塔瓦诺斯很喜欢他。给狗做介人性或干涉性放射学的实验，很多美国学生不愿干，尤其是要耽误许多晚上和休息日，他们去跳舞了，他留下来，
从狗的麻醉开始，一直到实验完成。累、脏，他学到了本领。待要正式给一位黎巴嫩人做手术时，许多美国学生要求上手术台了。可是塔瓦诺斯只允许他当助手，上了手术台美国学生有意见，找到塔瓦诺斯：“为什么总用戴建平而不用我们？”“你们平常不来！
现在想干了，不行！”塔瓦诺斯回答得很干脆。老教授对人一视同仁。
    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艰苦学习一年。他成绩优秀，并且获得下一年的奖学金，每月400美金。他再不必去饭店端盘子了。
    和戴建平同在麻省学院的一位姓李同学，是台湾荣民总院的医生。他们同住一宿舍，同一课桌学习神经放射，又是同岁。他很佩服戴建平的刻苦好学。自然，常常和他交谈，言谈话语止不住有所流露。
    这算得了什么呢？你知道吗？在北大荒，我扛过麻袋，180斤的麻袋，扛着迈上三级颤颤悠悠的跳板。那是什么劲头？比起那时吃的苦，这样的条件，我只能珍视。戴建平很想和他讲讲这些，可是，他没讲。他不会理解我们到北大荒的这段特殊的、悲喜交加的经历的。
    荣民总院的院长来到麻省总院后，大概听到他的介绍，对戴建平格外感兴趣。年轻有为，刻苦好学，谁都喜欢的。
    “你在大陆上每月工资多少钱？”他这样问。
    多少钱？每月48元。戴建平没有回答。
    “到我们医院来吧，我每月给你6000美金的工资。”
    戴建平笑了。他太不了解人了。
    当年，那最艰难的时刻。啊！他现在都不知自己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毅力熬过来的！他抱着真诚的背叛家庭的愿望去的北大荒，幻想那里有一片净土。最后，也没逃个干净。他被打成所谓“小集团”的分子，被30多个连队骨干围在中间批斗。
    “你们有没有反动组织？”
    “国民党从台湾打过来，你肯定是要投降的！”他受到这些令人不能容忍的诘问。他发怒，他反驳，他拍桌子。最后，折磨得他精疲力尽。
    他病倒了。几辈人家传世医，他懂得自己患的是肝炎。可是，仍然让他到田里割麦子。正是大雨季节，麦子全部被淹，田里一片泥泞。好心的老职工让他在拖拉机驶过的链轨道上割麦，可以干一些。而他们自己踏在泥水当中。他晕倒在泥泞的麦田里。大家截住一辆拉石头的汽车，把他送到医院。
    当同学送他回北京治病时，他浑身软得像棉花，只觉得走路轻飘飘，天地之间在旋转。正赶上“十·一”前夕，火车站相当挤，根本上不去车，是同学拨开人群，大声叫道：“我们是珍宝岛下来的伤员，谁敢不让我们上车？”
    慷慨激昂而去，落魄困窘而归。他回到家里，养好了病，他开始厌恶北大荒了，虽然，那里的房子是他和伙伴亲手盖成，那里的麦子是他和伙伴们亲手种的，可是，他厌恶。不仅厌恶北大荒，而且厌恶整个“四人帮”统治下的中国。当形势好转，父亲返回单位，出国成风之际，父亲曾经对他这样说过：“我们戴家三代人在美国留学，惟一值得庆幸的是没有沦落为美国籍，而都还是在为中国人服务。”他明白父亲这番话意味着什么。
    啊！此刻，北大荒那风雨泥泞，也化成了一缕温馨的梦。而父亲对他说的话，像是一道警醒的闪电，又照亮在他的心头。
    “谢谢！荣民总院是个有名的大医院，我要去的，等到全国统一的时候。”他这样回答了那位院长。
    第二年暑假，戴建平自费到纽约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医院和宾州神经放射科参观学习，他听从父亲的谆谆教诲：多看、多了解，把更多的东西带回祖国。各家大学和医院各有特点，他博采众家之长。
    10月份，刚刚开学不久，塔瓦诺斯要带他去芝加哥参加北美神经放射学会。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北美神经放射的专家名流将在那里济济一堂，群星灿烂。
    要订购飞机票时，戴建平对教授讲：“我想坐汽车去芝哥。”
    “为什么呢？”
    “飞机票400多元，坐汽车要300多元，可以省些钱。另外，我还可以沿途多看几家医院。”
    当汽车载他奔驰在美国北部一片铺金叠翠的原野上时，他觉得自己恍惚又飞在北大荒那块甩手无边的原野上。真像。太像了！生活中，刻骨铭心的地方，总会在相似的地方突然跳人眼帘，勾起他无限的乡恋情思。
    他先到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神经放射医院。那里有正电子扫描机，有11台最新的CT计算机断层。
    他又到克利弗兰临床中心，那里有数学减法造影。
    他接着来到芝加哥儿童医院。那里有他敬重的放射部主任，这次北美神经放射学会执行主席汤姆教授。年龄仅比他大两岁。
    汤姆和当医生的爱人离婚，孤身一人在他的放射王国中徜徉。每天早上7点上班，夜里11点下班，中午只带一包软糖，外带喝一点咖啡。也许，正是这种事业上锐意进取的刻苦精神，使中美两位年轻人走到一起。
    晚上，戴建平到汤姆家，看他替自己放映幻灯，讲解他的神经放射那鞭辟人里的见解之后，在共进晚餐的饭桌上，戴建平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的关于神经放射的论文，我都拜读过。你的文章为什么总和别人不一样，而且在临床上具有特别实用的价值？”
    汤姆沉吟片刻，这样回答：“第一，重视我自己的误诊病历，错误教育了我；第二，追溯历史，30年代大体病理所见，回过头看一些基础的书籍；第三，注重解剖基础，每天坚持搞解剖。有一天晚上11点多我还在搞解剖，看门人偷尸差点没打死我……”说到
这，他笑了笑，那一段精彩的遇险故事便化人这淡淡一笑之中。
    这次北美神经放射学会会议结束，他来到底特律父亲当年呆过的医院，站在那绿荫如盖的医院花园中，站在静谧又充满神奇的医院走廊里，他的心格外起伏不平。他似乎看见了当年父亲在这里学习的影子。临风怀想，父亲这几十年所走过的道路，那对祖国一往情深的赤诚热血，如今激荡在他的心中。两年来，在美国这块异国土地上，他马不停蹄，曾经到过24个城市。他没有玩，他对得起自己这一辈子，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1981年12月，回国前一个月，是戴建平最紧张的一个月。他自费来到旧金山，找到一间每月只需40美金房租的便宜房子住下，然后，拜访旧金山医疗中心神经放射主任牛顿教授。牛顿教授和北部神经放射权威塔瓦诺斯一样，是西部神经放射权威。他和塔瓦
诺斯同是美国神经放射学的13名发起人之一。
    戴建平天天钻进图书馆里。这里有世界名学者讲课的录音、录像。他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一样，天天学习到深夜，摘抄大量资料，拍摄大量照片。整整一个月，他学到了别人需要一年才能学完的解剖学课程。繁忙劳累，却也乐在其中。
    奔波中的花销虽然一省再省，但奖学金却已经所剩无几。待他到洛杉矶准备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启程回国的时候，300多美元买了飞机票，120美金托运了他整整两皮箱资料，800多张幻灯片，200多支导管之外，囊中差不多清可见底了。他本想给家人买些东西，只好从简了。除了给4岁的小女儿买了一辆儿童玩具小汽车，给妻子买了一件红缎子棉袄之外，他给父亲买了一个带灯光的放大镜。父亲老了，眼睛不行了。
    1982年元旦，他赶回北京，两年零一个月的美国留学生活，像轻轻翻过一页的书。当他推开家门，看见了所有的亲人，唯独没有看见父亲。原来，父亲早些日子便病倒，住进了医院。父亲没有让家里告诉他，怕影响他最后阶段的学习。
    他立刻赶到医院，蹲在病床前，把脸俯在父亲的胸前，轻轻地，却是无比虔诚、深情地叫道：“爸爸！”父亲搂住了他。那过去与未来所有的一切，都融化进这轻轻一声呼唤之中了。
    当我在天坛医院CT病房找到戴建平时，他正在紧张忙碌之中。他的“海绵填塞治疗动静脉漏”成功，曾经在去年获得北京市科研三等奖。现在，他又和同仁医院许怀谨同志合编一部厚厚的《选择性腹腔内脏动脉造影术》，校样印出，他正在动手做修订工作。他的身体明显发胖。从美国归来之后，他不仅很快恢复了原来的体重，而且今年又增加了30斤。很难想象，他刚刚从北大荒回到北京的时候，身患肝炎，是一副什么悲惨的样子。
    和有些从北大荒归来的老三届一样，他也有可能悲观消沉下去。但是，他没有。他一直在自学奋斗，而且一直把这种精神带到美国留学生活之中。为什么能这样呢？他对我有两段精彩的回答，很值得在这里披露——
    “当然，除了我父亲对我的教育、激励之外，就是北大荒激励了我。不知为什么，我诅咒过北大荒，可是，在美国，我才深切地感到北大荒的那段经历是难忘的。在我的身上已经潜移默化，带有不可抗拒的北大荒的热血！”
    “我不能同意把当年到过北大荒的知青那虽然幼稚、纯真的为共产主义理想献身的精神全部抹掉。我们和那帮当年赖在家中不走，在王府井逛马路，最后在北京耗到了工作，现在也许在工资、住房各方面条件都比我们强的人毕竟不一样。我能出国留学，还
是沾了我爸爸的光，更多的人没有这个条件，但只要给这些人机会，他们就一定会像当年在北大荒扛麻袋一样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