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传奇,横亘于时光的氤氲里,随着王洛宾亲笔信的曝光,所有 百余份亲笔信函首度曝光 北京青年报独家披露你不知道的王洛宾———
独家披露
他是传奇,横亘于时光的氤氲里——即便有历史的边框,也勾勒不尽他人生的峰峦叠嶂。 他更近乎传说,潜形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舍——只有祭起音乐的魔杖,才依稀幻化出他走过时代的姿势与回响。 他是王洛宾。明年适逢他的百年诞辰。本报记者日前幸运地读到了这位音乐大师百余份首度被发现的亲笔信函,于他的一笔一划之间,传奇的华服上有了因真实而鲜亮的补丁,借由他的字斟句酌,所有的传说也有了经纬分明的纹理,密密匝匝,现出一段被忽略的岁月的针脚。
“他几次想用头把我撞倒,每撞一下,我都扇他一个耳光” 如果不是当事人落款“1985年12月1日”的一封长信,我们无论如何难把写出“在那遥远的地方”的王洛宾同“彪悍”关联起来。 王洛宾在给友人的信里写道,1936年夏天,在扶轮中学当音乐教员的他,每天骑车去动物园后边五塔寺里吊嗓子。一日顺着河往西走,看到河南岸有一群人发生了争执。“我停下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日本人和两个朝鲜人在老乡的养鱼池里钓鱼,老乡再三央告,三个浪人根本不管。”当地河水至多有20公尺宽,王洛宾隔河喊话,叫三个浪人到河里来钓,养鱼池是老乡全家人的生计。其中的日本人回答说“你的过来”,王以为他们接受了调停,于是绕桥转到河南岸去。没承想日本人突然砸去一块石头,幸好没有打中,“我随水冲了一下爬上岸,三个浪人又赶了上来。这时一个卖油炸糕的山东老人,把炸糕盘一甩,施起了援手。” 很快养鱼池的一个年轻人也加入进来,不到一分钟,山东老汉便把朝鲜人扭着双臂,按在地下。“我对付小日本,他几次想用头把我撞倒,每撞一下,我都扇他一个耳光。”旁边的老乡呐喊助威,正在这时走来了三个警察,老乡们纷纷向警察说明三个浪人的蛮横行为,不料其中一个警察竟低三下四地向三个浪人道了不少“不是”,然后又把这几个中国人带进了巡捕阁子。“我把几十块油炸糕帮助老人捡了起来,一起去阁子坐了两个多钟头。当时只有一个老年警察和我们在一起。他无可奈何地说:‘没办法,谁叫我们是中国人呢!你们两位委屈一会儿吧。刚才我们头头儿说,过两个钟头,如果日方使馆没有什么表示,你们便可回家’。山东老人破口大骂起来,‘外国人在中国人的养鱼池里钓鱼,钓得对,外国人打了中国人打得对,打人的人放走,挨打的人抓起来,这是什么黄历呀?’我往外边一看,起码有一二百双愤怒的眼睛,盯住这阁子。不大会儿不知是谁,送来了两大碗麻酱面和两把水萝卜。” 当天下午王洛宾换了衣服去学校上课,是初中二年级的音乐课。他把上午的事讲给学生听,大家起初是饮泣,后来变为号啕大哭,课无法上下去。过了一周,又是初中二年级的音乐课,走进教室后,王洛宾感到特别安静,四十几个孩子都瞪着眼睛望着他。他们的级长走到前面,郑重地说:“我代表全班同学,献给您一件礼物,并保证随时做您的后盾。”说着双手递过来一把雪亮的童子军狄刀。“我接了刀,哭了,这堂课又没上成。” 母亲知道此事后吓坏了。她表面装着无事,悄悄把那刀锁在箱子里,并劝洛宾不要再去西直门外游泳。“我没有听老人家的劝告,自己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的河里游泳?” 不久,王洛宾又巧遇买炸糕的老人,“我说您为了我受的委屈,我心中总是过意不去。老人爽快地说,这一架,还是真打好啦,这几天一百块炸糕不到三个小时就可以卖完,大家都认识我,不饿也要吃我的炸糕。” 王洛宾的架也没有白打,不仅得到学生的一把狄刀,还在高梁桥畔结识了许多东北大学的进步学生。“我们一起游泳,一起唱歌,一起读小说,当他们读《八月的乡村》中安娜对尚明唱的那首歌我深受感动,立即谱写了曲子。”这就是有名的《奴隶之爱》。45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萧军名著《八月的乡村》,收录了这首歌的完整歌页,作家萧军还特别写下这样一段话:此曲为王洛宾同志所作,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只能用l.p.来代替。最近在北京,时经四十余年后我们又见到了。 事实上王洛宾的彪悍自有来由。他在一封信中特别提到自己有过一位私塾老师,是清末的秀才,每天早晨都要把十几个孩子集合在院中,看老师向着尽头的槐树连射三箭。 私塾隔壁是家很大的奶牛场,德国人开的。他是一战之前迁到中国来的,有三个孩子,“一次他儿子利勒和一个邻居孩子打架,他父亲出来不分皂白,朝我屁股上打了一手杖,并骂着听不懂的德国话。我当时没有哭,认为哭会给老师丢人,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一方面叫我二姐去和他评理,一方面叫我们不要告诉父亲。事后父亲还是知道了。父亲对我们说,这一手杖,不能原谅,从今天起,你们要长志气,好好读书,将来长大成才,就再不受欺侮了。事隔六十多年,父亲的这一席话,至今仍铮铮有声。” 就在同一年中,王洛宾跟着大姐去赵家楼东口外油盐店买东西。正赶上曹汝霖住宅前学生示威,有人翻墙打开宅门,纵起一把火,浓烟冲天。“母亲听了,感叹地说,这是什么世道,学生要造反!父亲则严肃地说,这个反造得对,曹汝霖心向着洋人,出卖良心。” 显然,父亲和老师的言行影响着王洛宾的一生。尽管他后来历尽坎坷,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心一秒钟也没有离开过祖国。”
柔情王洛宾
“不能再喝了。如果喝多了,头脑昏迷,就不能想念我的亲人了。” 王洛宾的柔情是从歌里溢出来的。 信札里他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脆弱”,“我现在动不动就流眼泪”,他写道,“有一次雨天,在汽车站等车,见一青年撑伞为一位奶奶遮雨,不知为何心里竟难过起来。” 他一度与儿子们关系紧张,因为他们都是自己长大的,与父亲疏于联络。在信中他提到一件往事,“他带来我三个月的工资540元,只给我200元,孩子,你不要笑我,为了钱一夜未睡,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父子关系。我四月底回到兰州即给他写信,到五月下旬仍不见回信,又发了第二封信,仍不回信。两封信收不到回信,心里是难过的。儿子来了,说了一会儿话,没有一半是实话……儿子对父亲这样欺骗,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但是他很快就原谅了儿子。 改变缘起于老宅。“又跑到过去住过的三处房子看了一下,两处已拆掉,盖了大楼。只有一处尚在。三十多年来,还保留着旧的痕迹。现在房主很客气。请我到房子喝杯茶。从前我把墙上挖了个书橱,中间装了两块木板,放过许多书籍,如今那书橱还在,只是放了许多瓶子及破旧杂物,xx就是在这个房子里生的,看了这房子想起xx的童年,又感到在兰州对他的发脾气,有点过分,总之做父亲也是一件难事”,他感叹说,“上帝既塑造了人,又打乱了人与人的关系,难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王洛宾嗜酒。 曾有老友看他,正开晚饭。“他问我家中有没有酒,我斗争了一会儿,回答他没有,差一点把亲爱的白兰地拿了出来,后来我约他上街吃了一顿小笼包子,喝了一点酒,虽然花了五块多钱,却保全了我的小白兰。” 在另一封信中他又提到了他的“白兰地”,“刚才晚饭后我揣着小瓶去黄河边走了一会儿,忽地想写一曲《白兰地圆舞》,想得差不多时急忙跑回楼上,一气写成,从歌的表面看来,像是一个醉鬼的圆舞曲,其实完全不是,它是一个最清醒的人想念他的孩子写的。” “我要向世上的人说:我最爱白兰地,因为它是我最亲的人送给我的。” 王洛宾常在路上。 路上的王洛宾急切地写下,“你知道我现在什么地方写字?是在铺头上的烟灰盒盖上!列车运行将近二十小时,除去九小时的睡觉,其他时间都在想你。我把六个苹果挂在窗边,它随着车厢动荡,我的心也跟着它在摇晃。每咬一口苹果,心里都沁着芳香。” 王洛宾是歌者。 他常把歌当做给亲人的礼物,“昨天我们走在王府井,好多人都盯着你,我了解他们的目光充满羡慕,做父亲的该多骄傲呢!这两天我骄傲地写了一支歌,目的是使你快乐,只有你的快乐才是我真正的幸福——” 今天的蓝天格外晴朗 马路旁摇摆着高大的白杨 楼上的人们打开纱窗 瞪圆了大眼睛惊奇地张望 年轻的货郎停止了生意 紧搓着双手不住地赞赏 亲爱的朋友出了什么事 为什么人群里如此的动荡 树上的小鸟尽情歌唱(卡古卡古)美丽的云朵快乐地飞翔 路旁的人们叫叫嚷嚷(漂亮漂亮)怀疑是自己走进了天堂 交通员束手不住摇头(摇头摇头)街心上停满来往的车辆 啊朋友不要这样惊慌(快看快看)我们丽丽走在大街上 有一次,王洛宾与一位热情的旅客同行,因为当他是朋友,旅伴拿出了一瓶白酒。 “我因为肚子有些不稳所以想喝一点看是否能平定下来。他用暖瓶盖斟满一杯,我轻易地喝干了。” “他还叫我喝,我却拒绝了。因为如果喝多了,头脑昏迷,就不能想念我的亲人了。”
烟火王洛宾
“在新疆生活50年,爱喝酒,有时醉倒,骑车摔沟里了。” 百余份亲笔信札里,扑面而来的是与音乐无干的烟火气。 他津津乐道亲友们送的好酒有十二瓶,“上火车时很像一个走私的酒贩子。”某天兰州下起小雨,中午当地文化局的崔主任约王洛宾吃饭,“小雨天喝酒天,一路很高兴,不料他却引我进了一家不卖酒的回族饭馆。吃得很好,只是没喝上酒,这位主任真是地道的书呆子。” 他会不错过任何举杯的由头,某天夜间看了两部电影,其中一部是《大篷车》,上边有一个饮酒的场面,于是午夜回到房子里,他便打开了一瓶,算作《大篷车》的影评。在一张便签上,他写过一个最短的简历——在新疆生活50年,生活清苦,爱喝酒,有时醉倒,骑车摔沟里了。 这种烟火气甚至也蔓延于他的艺术观。他拒绝去看某个“花儿”歌会,原因是四十年来,还没有一次因为参加了“花儿”歌会而写出了大家都喜欢的东西。因为创作终不是“记录”。他甚至认为,创作欲望和生活欲望是相结合的。单独的创作欲望不可能存在。“他们也许把我看成是一个为了创作而生活的人了。” 他对生活的抱怨很直接。“今天要去一个晚辈家吃饭,把全副行头都装备上,十一元的凉鞋,三块五的袜子,凡力丁的裤子折旧仍值十元,在北京买的上衣三十五元,共值五十九元五角,再拿上一把新伞三元五角,也不过是六十三元,实在可怜。”当然还有房子,“直到今天我自己尚未解决房子问题,又不愿离开新疆,因为友人写的那七场维吾尔歌剧,实在太迷人。所以就再没有房子住,又不愿离开此地。在这个矛盾之中度过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心情是痛苦的。从心里是想给祖国多写点东西,但这位伟大的母亲连落脚之地都不赐予。” 为了增加点收入,他曾想把《亲爱的白兰地》寄给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作为出口白兰地的商标,“一个老朋友和我开玩笑说,‘老洛,你是不是穷疯了?’我想了想郑重地告诉他说:‘是,我是穷得接近半疯’。其实都有点疯,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老友为他的晚年操心,“去冬及今春一连介绍过两个老婆婆。第一位二十多年前当过演员,现在是药材批发部的干部,口若悬河,像是时刻在背台词,她可以面向四五个人,以不同的内容同时交谈。我和她单独谈话约半小时,大约我只说了二三十句话,没我插嘴余地。若是我们俩一起生活,不出一个月,我的精神一定会错乱的。” “第二个是英语讲师,人各方面都很好,只是体质和我相距悬殊。我们一起走在大街上,我慢慢跨两步,她要紧紧地赶走五小步。假如我要大步前进,她就得‘终点冲刺’了。总之我的晚年抽不出时间去扶着别人走路。” 对于自己的俗世相,王洛宾写过一段话意味深长:一个艺术家,基本都有冷热病,不能一直冷,那样只有自杀,也不能一直热,这样很容易变成疯子。其实不如把生活中一些事变成习惯,然后下意识地去作(做)它,正像我们走路时,心中并没有数着一二一,或是左右左,但是两条腿都无停地向前活动着。
达观王洛宾
“其实天堂也不是人生的终点” 百余份信函,记载了太多生活中的琐碎,沉淀其间的却是一个世纪老人的憨直和这憨直背后的通透。 老人告诉家人,银川有一男一女都是唱民歌的,唱得不错也很有名。有一次五城市音乐会结束时举行了一次联欢会,王洛宾恰好和那位女歌唱家坐在一起。“这位民歌手,很出名,我却忘记了她的名字”,但不可思议的是,在叫不出对方名字的情况下,他却理直气壮信心满满地托那个人带一盒丹麦的甜食给他自己的孩子。 对此王洛宾的解释是“记忆力减退”,“如果有人问我‘最恨谁?’我马上回答不出!这种忘却倒也是幸福。” 除了纵容自己的失忆,他还放任自己的忧伤。 有一次八点半去隔壁礼堂看了一场日本电影《沙器》,“周围的观众许多人都掏出手帕,擦泪,我也陪着他们哭了一阵,感到哭与笑只要真实,得到的都是舒畅。哭了后,吃了一碗菜、一碗米、一个馍,一点半睡下。”他认为“忍住泪,莫悲伤”是不科学的。还说一位心理学家做过这样一次实验,把高血压的及血压正常的人分为两组,调查结果显示,血压正常的人都说他们有事就哭泣,而那些血压高的人,大多数回答“从不流泪”。 王洛宾一生中受过多次穷,“据我看吃红烧肉和啃窝头的一样可怜,一个无耻抢夺一个无能咒骂,到头来一样地进入火葬场,不同的只是一个是汽车送去的,一个是排子车拉去的,如果羡慕汽车送去的人,更可怜。”按照他的自述,“二十年来多次踏上死亡线,始终没有和死神握手。转眼即将68岁,有点越活越结实的倾向。这不得不感谢音乐。”而他一生的最深体会是越穷歌越盛,“穷人窗子里歌声多”。他写道:“我曾旅行过许多地方,有的地方没有山,有的地方没有水,但没有一个地方没有音乐。” 他在书信中抄录了这样一句话: 每一个向往 总是受到生活的创伤 而这创伤 再次化为生命的力量 使遥远的灯光更明亮
1996年3月初,卧床50余天的王洛宾终于得知了自己的病情,他很平静,”既然这样我们就回家去吧,每天把这么贵的药给一个没救的人,何必呢。” 3月12日,星期二,他一字一句地对护士说:“不需要打针了,星期三我就要走了。” 3月13日深夜12时刚过,老人的话就应验了。那天早晨,已春暖的乌市忽然大雪纷飞。20日时值葬礼,漫天大雪再度不期而至。洁白让这风沙之地俨然天堂。 但是,这也许无关乎老人的心愿,因为他曾一笔一划写下这样的词句:其实天堂也不是人生的终点,有一处比天堂还远的地方,那儿只有我和春风,一片蓝天,一朵微云。
特别鸣谢王洛宾信札收藏者、著名收藏家王金昌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