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是社会中的一个群体，但又不是一个特定的阶层，因为这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时期，而每个人又都会相继离开这个群体。无论出生在什么年代的人，青春期都有共同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生理的躁动、思想的不确定、精神上的务虚。20世纪的中国历史，风起云涌，劫波涛涛，而社会动荡、社会思潮对青年的冲击和左右往往最明显。他们紧随时代的脚步，不断发出最强音，迈出大胆的步伐，而且常常不计后果，不顾生死，成为一种摧毁的力量——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是也。
在我接触的几代人中，他们的青年时代各有各的理想和抱负，也各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其认知无不渲染着浓浓的时代色彩。
反叛的一代
在我认识的父辈中，大多拥有这样一种人生经历：他们出身于所谓非劳动人民家庭，有的是旧时代的官僚，有的则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有的是地主、富农，还有的出身平民家庭或普通农户，后因学习优秀考上大学而改变了命运。青年时代的他们，身在北平、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不满现状，思想左倾，求新求变，其中很多人都加入了地下党，不入党的也进入了外围组织，个个满怀豪情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在他们这一代人里，最著名的有陈琏、傅冬菊、罗广斌等人，可以说这是反叛的一代。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有文化、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又常常处于尴尬的情形中。出身不好、有知识有文化、社会关系复杂，任凭哪一条都与时代大环境格格不入，有的紧赶慢赶，唯恐落伍;有的个性突出，固执己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或是批判别人，或是接受批判，—部分成了“反党集团”，一部分成了右派，剩下的多数最终也没能逃过“文革”。
对他们来说，最痛苦的就是如何对待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在他们离开家庭，投身革命洪流时，对长辈的“不孝”仅仅是未能依照长辈的意愿成家立业，所谓“背叛了家庭”。但最令他们为“不孝”内疚的还是后来，自上世纪50年代起，他们的长辈便屡屡成为批斗和肃清的对象，尤其到了“文革”，当长辈们被遣送回乡，而且饱受屈辱时，他们非但不敢挺身相救，而且还要与长辈划清界限，有人的父母回乡后就走上了不归路。到了晚年，他们最后悔不已的就是曾愧对长辈。我见过多位早年加入革命行列的知识分子，年逾古稀，一提及母亲便泪流满面，说自己当年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总是以父母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真是不孝!
 其实，他们不仅未能保护自己的长辈，有时连自己也保护不了。“文革”期间，他们大多被揪出来示众，叛徒、特务、走资派，实在没有罪名了，还有一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
这些人命运转折的出现是在改革开放后。改革开放需要知识分子，而这些拥有大学学历的老党员，既有知识，又有革命资历，顿时成为时代的宠儿，纷纷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那些青年时代从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走出来的学生，更有一到多门外语的特长，师长、同窗遍天下，很多人得以在外交事务、港澳台事务中大显身手。中共上海的地下党员里，读过大学的尤其多，改革开放后，只要熬过磨难的，几乎都受到了重用。
当年连家庭也可以弃之不顾的反叛一代，经过大风大浪和百般磨难后，早已不是当年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中间，有人对青春年华的躁动和叛逆依然无怨无悔，因为那个时代“腐败和黑暗”;但也有人对往事有所反思，认为那时确有激进的一面，误将所有旧事物视为革命的对象，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紧跟的一代
知识青年，曾经是一个时代出现频率最高的青年称号，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才退出历史舞台。这个称呼，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并不确切，因为其中大多也就是初中毕业，甚至小学毕业的水平。早在我也作为知识青年的一员上山下乡时，就曾挖苦过这个称呼，在我插队的那个村子，有的知青不会写家书，有的知青不能读完《人民日报》，可见“知识”二字，名不副实。后来，我们都称自己为“插青”，就是插队青年，只有当地农民才叫我们“知青”。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社会运动，前后历时长达近30年，从动员农村青年返乡，到鼓励城市青年下乡，再到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直至成为一种制度不得不去，最终因难以为继而落幕，为历史填写了一页。这一页对中国大陆几代人形成了深远影响，甚至还延续到他们的下一代。
“文革”前，1950年代的徐建春、吕根泽、杨明汉，1960年代的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都应一时之选，成为代表人物。而“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无不与当时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与反修、防修相结合，被涂抹上浓重的“文革”色彩。“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这些思想和号召，在当时打动了无数青少年充满憧憬的心灵。不过也有不少人，对动员和号召并没有发自内心地响应和拥护，尤其是许多来自“问题家庭”的子女，他们不想就此放弃学业而去当一辈子农民，但被裹挟在全社会的喧嚣中，身不由己。“文革”爆发，不少返乡和下乡的知青趁机涌回城市，就表明了他们的真实心情。
 由于“文革”初期社会急剧动荡的原因，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也处于停滞状态，导致1966、1967、1968年的中学毕业生始终没有“毕业”，形成了被耽误的“老三届”，这里既有初中也有高中，实际上是6届。这些学生里，特别是城市学生，“文革”发动时正值年少气盛的阶段，在中学里是大龄，在社会则是妙龄，不过20岁以下的年纪，却都参加过初期的“文革”。而初期的“文革”，恰恰以中学生的残暴造反最出名，他们有的殴打过老师;有的批判过父母和祖父母，与家庭划清界线;有的破过“四旧”，焚烧书籍、毁灭文物;有的侮辱、摧残过所谓“黑五类”……北师大女附中都是些青春年少的女孩子，可卞仲耘副校长却死于这些女生之手;我亲眼见过邻居家十几岁的孩子，在游斗其父时，用绳子牵着父亲的脖子，拽着向前走，边走边喊：打倒黑帮!
尽管“文革”中极端暴力的中学生是少数，但批斗老师、侮辱黑五类、批判封资修，却是几乎所有人都必须参加的运动，所以，他们身上不能不深深浸入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崇尚暴力，喜走极端，蔑视底线，言行无度，成为他们身上的鲜明色彩。当他们正经历“文革”时，上山下乡的命运又落到他们头上，大多数人都走上了这条道路，有的远赴云南、内蒙、黑龙江、新疆，有的去了陕北、山西、江西，或在就近的农村、牧区落户，或是进入兵团当战士。在他们最需要接受知识和文明教育的时期，却去了知识贫乏、文明落后的地方。
 与此同时，还有比他们年纪稍长的大学生，虽说人数远远少于他们，但社会能量并不亚于他们，是所有政治运动的骨干力量。1957年以后，各大学无不频繁投身政治运动，读书成了副业，老师经常成为受批判的靶子。“文革”开始后，涌现了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也造就了一批年轻的政治头目，造反、武斗、大批判、派性，是他们接受的洗礼。这些大学生里，有人对“文革”和各类政治运动的觉悟较早，尤其当他们被政治运动无情抛弃后，无不从此反省，进入了人生的另一阶段，但也有人不时在怀念人生中最具光彩的那段政治经历。
作为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青年，他们的基础教育都完成在1970年代前，也就是“文革”前期之前，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加上社会教育、课堂教育，阶级斗争思想或多或少成为了他们体内的一种意识形态，有的甚至根深蒂固，严重影响了他们的人生。
转折的一代
继1970年“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倒台后，1971年又发生“林彪事件”，犹如晴天霹雳，“文革”受到重创。1971年，知青上山下乡经历了过去的几次高潮后，人数迅速滑坡，1971年时已锐减到70多万人，只有1969年的28%，而下一年仅达到1969年的26.1%。这种滑坡，既是因为1968年和1969年要同时解决积压数年的上千万中学毕业生而导致的巨大落差，也来自人们对上山下乡日益产生的排斥和拒绝心理。1973年，《北京日报》的一篇“内部参考”称，对北京5个中学、10个班级的478名学生的调查显示，准备下乡的只有78人，表示坚决不去插队的有91名，仍在犹豫观望的则有311名。我是1975年的高中毕业生，1976年初去北京郊区插队，与我前后脚毕业并插队的高中和初中生，多数只在郊区插队，而且已有很多人借各种理由留在了城里。
 “林彪事件”后，尽管运动依然不断，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批判《园丁之歌》、批判《三上桃峰》、批判安东尼奥尼，马振扶公社事件、黄帅事件、张铁生交白卷事件等，接二连三，但中学已经在按部就班地上课;尽管有的优秀教师依然戴着各类“帽子”，但已被允许重新走上讲台;尽管课本里充满阶级斗争内容，但毕竟允许读书，还批判了“读书无用论”。不过，这时的学校里，考试仍形同虚设，学生可以不听课，任何成绩都能毕业，故所谓初中或高中毕业，其应有水平与实际效果或许差得很远。
与我年纪相近的这一代人，也是在阶级斗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从小经历了“文革”，反修防修曾是我们人生的主要目标。学校里，战备曾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拉练、打背包、挖防空洞，还有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政治老师讲授二战德国“闪电战”，我们的脑海里充满了备战的念头，以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人人都以为是苏修扔了原子弹。
 不过，我们读中学时，因已进入“文革”后期，社会趋于稳定，所以爱书之人可以借机阅读。我在“批孔批儒”中读了许多古籍，还在父亲所在的北师大图书馆偷着借出很多中外名作，用父亲单位的介绍信去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买到了廉价线装书《韩昌黎集》《于湖居士文集》《经传释词》等;这时，如《林肯传》《拿破仑传》《第三帝国的兴亡》《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外文书籍的译本也开始“内部发行”。而在邓小平等人复出，重新掌权后，我们也逐渐懂得了政治舞台上原来还有一股反对极左的势力在起作用。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此时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猛，但我们中很多人都臂绕黑纱，走上了天安门广场，而且开始从内心反感极左势力。
在插队的过程中，这代年轻人看清了农村的真实面貌，就在首都的近郊县，人民公社社员的主食常年还是白薯，再加玉米粥和咸菜，粥里还要掺入碱面，不然会太稀。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养殖极其有限，除少数工人干部家庭外，多数社员一年中很少吃到肉和菜。社员家中所需一切都靠生产队的实物分配，只有卖鸡蛋，才能换得几毛钱去买油盐酱醋。集市也被严厉控制，集市贸易如果繁荣了就成了资本主义。在这种大锅饭的体制下，社员大多出工不出力，有时干起活来还不如我们这些插青卖力。
 我们在农村插队时，传统农民还有不少，本分敦厚、尊重知识，这从他们的眼神和举止中就能领略，但新一代农民，已经开始偷懒耍滑，对知识也不以为然。一位30多岁任大队支书的农民，见我读书，显出一脸不屑，还一再追问：“为什么不能将城里的细粮分一半给农村，让大家都过同样的日子?”而老农民，言语间则对文化、对知识充满了敬佩，“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百事孝为先”“诗书传家，忠厚继世”，是他们对我的忠告。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这几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1978年改革开放到来，这也是全国多数人所热切期盼的。对众多知识青年来说，更是欢欣鼓舞，看到了人生的希望。云南等地的兵团知青以男女集体下跪、震撼人心的哭声和奋不顾身的大逃亡，表达出返城的强烈愿望。
1978年，我从插队的农村考入人民大学历史系。当时的大学里，你可以看到1977、1978、1979级的各系里，有应届毕业生，也有老三届。我的同系同班同学里，不但有农民、工人、军人、兵团战士，也有已经当了小学校长、支部书记的干部。在全国各大学和研究所，还可以看见不少中学生直接考入研究生的“老青年”。
 对他们来说，考大学年纪太大，而多年的坚持阅读，已经积累了丰厚的知识，所以干脆投考了硕士生。
“文革”中，青年的命运基本都靠自己把握，认不清未来的，就稀里糊涂地过去;有人在农村熬不过去，便在当地娶妻成家，从此扎根一辈子;有人坚持读书，最后考上了大专、本科或研究生;还有些人根红苗正，政治表现突出，于是当了工农兵学员;还有的，大概算特别精明之士，什么潮头都能赶，下乡后入党提干，改革开放后考上大学，以后又出国留洋，再往后或下海经商、腰缠万贯，或直入宦海，一路荣升。无论人生最终如何，都在风华正茂时赶上了改革开放，开始了别样的人生道路。
失忆的新生代
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人，这些年与他们接触，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中间很多人对“文革”、“文革”前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缺乏起码的了解与认识。我认识一位很优秀的70后，去新加坡参观后，看到当地的总理光临后全场起立，便认为这是个人崇拜，与中国的过去一模一样。估计在他的历史存库里，对当年我们经历的个人崇拜的疯狂景象是毫无概念的。而更多的70后和80后，对他们刚刚出生或出生前不久还在盛行的统购统销、计划经济、票证制度、公社体制，也已没有任何意识。
 这代青年的父母，现在应该有60来岁到70来岁，正是前文所说的“紧跟的一代”。其中，农村和城市的有所不同。身在农村的父母，年轻时的紧跟只是被时代裹挟，作为个人，因其本身文化水平大多不高，亲历的历史往往只有生活和劳动，贫困和窘迫是他们的记忆话语，所以，他们留给下一代人的回忆常常是真实的，但也只是个人的和四周的，他们常常会告知下一代，那是个“人人平等”的时期。而城市里的父母，一些视野不开阔，阅读面狭窄的群体，很可能会日益怀念改革开放前的那个年代。
为数不少的70后和80后青年，是在他们的父辈这样的回忆里成长的，难免形成对一个时代的扭曲认识和碎片式的记忆。在这样的记忆下，处于青春期、思想又极不成熟的70后、80后，便很容易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所裹挟，在盲目排外和批判改革开放中，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青年力量。当然，在70后、80后的父辈中，也有一些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正因为他们拥有艰苦的人生历练，所以视野开阔、知识丰富、善于用理性思考现实，他们的下一代，也对社会、历史有着深入独到的观察和思考，但这类年轻人毕竟不占多数。
 90后是眼下最年轻的一代青年。在农村，大多数90后已不会务农了，但他们是在祖辈的养育下成长，由留守儿童一路长大，与父母或多或少有疏离，这在未来是会留有心理阴影的;而城市的90后成长与单亲家庭的不少，即使不是单亲家庭，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六个长辈下的成长经历，也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他们从小就参加各类课外教育，英语、音乐、舞蹈、绘画……的功底，使他们更钟情于个人的发展，而对社会政治缺乏热心。这可能是不会吃苦、缺乏躁动、没有思想追求、既不务虚也不务实的一代。但与过去几代热衷于虚幻政治诉求、过度关心全世界的人相比，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注重个人权益总比“身在西下洼、放眼全世界”更有益于中国社会的发展。
 90后一代经常出国，见过大世面，不像他们的祖父母那样，部分人一到国外就失态;他们的父母是改革开放后接受基础教育的一代人，所以阶级斗争对他们没有影响。他们与70后、80后一样，你讲计划经济、票证制度、户口管理、人民公社，他们根本摸不着头脑，而且他们还总爱问，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与70后、80后不同的是，前者在长辈的误导记忆下对此还抱有一种乌托邦式的美好寄托，而他们对此根本就没有兴致。
 他们在国外，在港台，可以随着当地人们一起右立左行或相反，可以你好、谢谢不离口，可以学着其他人一道宽松式排队，不再如他们的长辈那样人贴人、没隐私，但一遇公共场合的关键时刻，道德的短板依然较为明显。我最近在台湾生活了一个多月，每天在捷运里上上下下，发现凡是在人与人相遇需要礼让时，抢一步的都是大陆青年，一屁股坐在“博爱座”上的也是大陆学生，而台湾人，只有老人和小孩才有资格坐在这种座位上。
 青春年华在人的一生中并不长，但极其关键，作为环境，教育得当、养育健全，人之一生受用无穷。在躁动中激进出头，也不能说不对，有时顺应时代，还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但假如环境不良、被人利用，自身又头脑高度发热、丧失理性，结果就是损人不利己，破坏了社会，也毁了自己的前途。“文革”初期，许多大中学生，尤其是那些造反组织的青年领袖，几乎都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殷鉴不远，值得永远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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