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 中南海里的短兵相接
扩大突破口时的激烈较量
一天，胡耀邦向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张耀祠又一次写信提议，是不是一些重大案件统统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的时候，汪东兴等人仍然不以为然。他们说：只能把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办公室对一些案件的审查结论交给中组部，而有关的旁证材料、审讯记录、被审查人的申诉等等的文书档案，仍由中央专案组保管。
1978年6月9日，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找胡耀邦与陈野苹谈话。那次谈话，中央专案组第—办公室的几个人也在座，他们单刀直入地谈了“六十一人”问题。
汪东兴说：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刚起步时党中央决定成立的，由华国锋同志和我们三个人（指汪本人和纪登奎、吴德直接负责的。这两个办公室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所以，关于这些案子，还是原来的那句话：结论材料可以交给组织部；而文书档案不能交。另外，关于第一、三办的所有其他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可以交给组织部；属于敌我矛盾的，都不能交。胡耀邦明白：这实际上是开他的批判会。他先洗耳恭听，然后才开始答辩。他说：中央专案小组第—办公室、第三办公室的案子，几乎都是“叛徒”、“特务”之类的敌我矛盾，哪有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为了对党对同志负责，我们的意见还是交给组织部复查，还是统统交。
当然，这个要求不可能被汪东兴等人所接受。
如是，就必然带来这样一个大难题：这许多所谓的“结论”，无非仍然是按照康生等人当年设下的框框，仍然肯定这些同志是“自首变节分子”，是“叛党”、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部分”，全都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切职务、给予一二百元多少不等的生活费，已被迫害而死的就听其死去。
考虑到汪东兴、张耀祠和中央专案组的这种态度，胡耀邦没有再对他们说什么。因为不少人都知道，中央专案组是由怎样的一些人组成的。胡耀邦他们更知道，—些专案人员在办“专案”过程中，是如河残酷迫害许多老革命的。
这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的专案人员在他的床头吊了一个三百瓦的大灯泡，不交代“贺龙乞降通敌情况”，就折腾得他整宿整宿不能睡觉；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被整天罚站，不准解小手，硬逼他交代所谓的“贺龙罪行”；装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拒绝参与诬陷贺龙和许光达，被专案人员猛一拳打瞎了一只眼；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被通宵达旦罚跪，半边脸被抽打得黢青乌紫，骨瘦如柴，便脓流血；工程兵副司令员谭友林被连续几昼夜地突击审讯，险些死于狱中……
被迫害得最苦最惨的是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那些打手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大将趴下去舔了吃，并放肆地呵斥说：“你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你大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想什么时候斗你就什么时侯斗你!”他的专案组组长、装甲兵保卫部的某位副部长，在审讯时攥紧拳头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打手们纷纷赤膊上阵，几次打得许光达心脏病发作昏死了过去。在场的医生将他弄醒，打手们接着再打……
许光达的身体终于被彻底摧垮了!l969年5月31日，即许光达悲辞人世的前三天，人已卧床不起，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逼他向毛主席的像请罪!
这些，都是如此这般专案绢的罪恶记录!！
时至l978年的此时此刻，胡耀邦断然决定：对这些重大案件复查平反，中组部只能另起炉灶!
另起炉灶．兵贵神速
胡耀邦一回到中组部，立即把干审局及政策研究室的一些同志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说：“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
“实事求是。”人们都这样回答。
“可是要担大风险的哟!”
“再大的风险，”有人说，“还能超过‘四人帮’的?”
胡耀邦说：“对，要有这份勇气!”
胡耀邦说：按照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对伟大领袖晚年搞错了的事，也应该予以纠正。有些人硬扛着“两个凡是”牌子不放，坚持一错到底。针对这种态度，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请大家议议行不行?”
大家说，应该这么办，这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又简明有力。这时，胡耀邦才向大家硬谈了这次与汪东兴等人的正面交锋，并下达了准备“另起炉灶”的动员令。
但为稳妥起见，胡耀邦觉得有必要首先取得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一天，他向中央负责人汇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时，反映了“六十一人案”中许多人及死者亲属要求复查的强烈愿望，并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
不久，邓小平又接到了有关“六十一人案”的两封申诉材料。6月25日，他在其中—封材料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胡耀邦随即指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这项工作。一切似乎进展得一帆风顺，但是胡耀邦明白：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
中南海里的短兵相接
1978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出通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申诉信和上访人员，如何落实政策才算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这个会议，是胡耀邦刚到中组部时就向中央建议举行的。汪东兴遂让胡耀邦主持会议，并在开幕式当天作主要讲话人。
明眼人看得出：这将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
正因为这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历来不爱宣读讲稿，而习惯于旁征博引、嬉笑怒骂皆文章的胡耀邦，这次却特别请来政研室和干审局的—些同志-研究并协助起草讲话稿。
对胡耀邦的这个讲话，政研室的苗枫林认为非同小可，很可能引发一场激烈争论。因而在起草过程中，他尽量把观点阐述得十分周密而无懈可击。等把稿子弄好送给胡耀邦过目时，他又一次劝阻胡耀邦：“最好等时机成熟了再讲。”胡耀邦—听，不免有点气，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谨小慎微。”苗枫林请胡耀邦再考虑一下，胡耀邦义无反顾地说：“怕什么!就是下油锅，也总得有人下嘛!”
9月18曰，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如期开幕。胡耀邦从从容容地走上了怀仁堂讲台，并发表了平生第一次照本宣科的那篇讲话。台下掌声连连。
“照本宣科”，还是出了事!按规定，大会秘书处应该立即把胡耀邦讲话全文登上会议《简报》。但是，等《简报》发下来，许多代表都傻了眼：胡耀邦讲话的精髓——一用“两个不管”针对“两个凡是”的内容———被删得一字不剩。接着，续出的《简报》连篇累牍，借用某些会议代表之口，对胡耀邦的讲话进行了一系列批评指责。其中据说是来自河南省的代表说：胡部长的讲话也太离谱了!连毛主席定的案子都要否定，也太不尊重毛主席了!
会议闭幕，汪东兴作了会议总结讲话。他又直接面对全体代表宣告“两个不管”的说法不妥。散了会，9月25日，胡耀邦找汪东兴等同志讨论这句话究竟有何不妥。被询问的同志中有人反问胡耀邦：
“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么办?”
胡耀邦说，“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被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都应该平反改正。”
对方又有人说：“‘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批的定的’，这说法未免太大而无当了!如果这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国民党时代定的冤假错案，难道也得由我们去平?”
胡耀邦即刻把这种挑衅也顶了回去：“国民党都被我们推翻了，他们搞的冤假错案就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
对方哑然。
过了些日子，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发表了胡耀邦的讲话全文，完全恢复了“两个不管”的提法。
“两个凡是”的主阵地终于被突破
经过胡耀邦一系列委婉而顽强的斗争，“两个凡是”的阵地越来越狭小，“两个不管”的洪流节节壮大。到最后，汪东兴等人不得不把中央专案组管辖的所谓“大案、要案”，全都转交中组部重新复查。l978年11月20目，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这《报告》列举了大量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群众广泛传达。
随之，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为数寥寥的“两个凡是”论者作了最后冲刺之后，一向对党对人民耿耿忠心的彭德怀元帅的“庐山沉冤”终于昭雪于天下；陶铸也与薄—波等人—起，从“叛徒”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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