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在香港没有地位，这个“地位”当然要加上“特殊”两个字才准确。而“特殊”，不管我喜不喜欢、承不承认，那都是以往我在内地受用惯了的。内地的媒体，不要说正面报道，就是《新闻调查》专事批评，整天到处揭人家的短儿．我们记者的身上还是有一股虎威。现在虎落平阳，猫的本事都无法施展。就是打电话联系采访或者初次与人见面，你最好也不要开口说“我是 CCTV的”，说了，第一，很多人听不懂，第二，CCTV的英文缩写本身另有含义，是“中央电视监控”，这层意思来港前我不知晓，到了香港才愕然．从此再也不敢穿着台里发的T恤衫逛大街。
内地记者身上难脱“官气”，但是真正见了当官的，谁也别说自己不紧张。香港的记者就不同，他们见了“官儿”，不管大小，不拘束，也不特别“加小心”。倒是这里的官员．面对媒体或市民，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做错了什么事让社会不满。他们做官比内地官员所拿俸禄要高得多，责任也更明确，谁管的部门一旦出了什么事，谁就得马上出来解释或者在电视、广播中“谢罪”道歉。是不是就是出于这个原因，香港政府官员在纳税人面前注定总是“傲”不起来?
屯门医院里的特首
2005年11月8日，香港医院管理局组织了一次代号为“火鸟行动”的演习，主要是测试香港官方及公立医院对“禽流感”一旦在本港大流行的应变能力，演习分别在“基督教联合医院”、“屯门医院”两个地方进行，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奏感，因此诱来了平面、立体、网络的各路媒体大军。就在演习接近尾声时，香港特区最高行政长官——特首曾荫权已经不知何时来到了现场。
特首在屯门医院穿过了一截又一截的楼道，记者的闪光灯与摄像机开机时显示的小红灯就在他身前流动、闪烁。最后，曾荫权来到了医院的挂号大厅，停下，这次他可能有时间也有心理准备接受媒体的采访．于是他的面前迅速地就竖起了一片三脚架，记者们从正面厚厚地把他围住。
说老实话，当时我的注意力根本不在采访，而是不相信曾荫权怎么会就这么“平常人儿”一样地在医院里随便出入，身边既没有警察，也没有警卫?他接受采访时身后站立着的几位工作人员，我都认识，都是政府新闻处的，肯定不是便衣。
为了试验我的观察是否准确，我一个人悄悄地绕到了“记者区”的后面，慢慢地蹭到曾荫权的身边。开始三米没人管、两米没人管，后来离特首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了，我的耳朵都能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但还是没人上前阻拦——难道曾荫权不怕被记者刁难?不怕有人捣乱?甚至不怕……即使他不怕，香港政府保安部门对特首外出的常规保卫怎么也不见有任何配套的启动，还是隐蔽得太好我根本看不见?我瞠目：这样的事情假使发生在内地，别说党和国家更高领导．就是省长、市长有计划地来到某处公共场所，起码的保卫工作也会紧紧伴随，何况香港的情况又是那么复杂?
曾荫权那天和记者交谈的时间至少持续了半小时。当时大厅里还有很多人，挂号的、看病的、陪同病人的．都是当地的老百姓。我发现曾特首的出现并没有打破医院的正常运转。一对中年夫妇看样子是碰巧前来就诊，不大明白医院大厅怎么突然与往日不同，妻子上前看了看，旋即回到丈夫身旁：“曾荫权，记者采访”，意思是“没什么了不起，没有大事”!
范徐丽泰过马路
2006年4月22日，《香港基本法》颁布l6周年，香港召开了大型座谈会，会场就选在中环一家老式酒店，与立法会只有一街之隔。这场庆祝式的“座谈”格调甚高，香港特首、律政司司长、立法会主席等人只要在港都要出席。
22日我去采访，特首此时正在海南出席博鳌论坛，香港特首的职位就按律一由政务司司长许仕仁署理。那天前半场活动已经完毕，后面就是纯学术的座谈了，我和另外一名记者决定撤，正在酒店门外叫出租，听到门童说：“不好意思，请让这辆车走先。”这辆车是谁?就是许仕仁的。说话间“署理行政长官”的坐骑已经开到了门前，他向四周笑了笑，一屁股坐进去，就那么简单地走了。我继续招手喊我的出租车，同事则好心提醒：“唉，要不要再等一下?范太的车可能也快过来了。”她说的“范太”就是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我说：“不用等了，咱们赶快回去发稿。”我并不是没有看到酒店门前的空场太小，实在容不下两辆轿车并排停靠，也不是不懂礼貌故意不让领导先行，而是一分钟前，我看到范太一个人，低着头，胳肢窝里夹着一叠子材料，已经走出了酒店，自己悄没声儿地过马路。
钻进出租车，同事还在追问：“怎么，你看见范太走了?”我忍不住笑：“对，刚刚看到她在过斑马线，立法会她的办公室不是就在马路对过儿?”
范太一个人走了，她是因为没有必要坐车，才步行返回办公室。可是我笑什么呀?这件事有什么值得好笑?事后思量，或许还是自己太少见多怪……
曾荫权学普通话
天下突然大变，也就是一两年的工夫吧，随着香港和内地交往的日益紧密，香港人开始拼命地学习普通话，尽管他们学普通话和我学白话(粤语)一样困难。
2006年5月24日．“中国民营企业海外融资上市峰会”在香港隆重开幕．本次论坛旨在提供一个良机，让香港金融界与内地民营企业家直接对话、为内地企业走向世界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融资上市渠道。
主礼嘉宾在当天上午的开幕式上有一篇致辞，内容很结实。我想要这篇文字稿，于是就向会务人员要求复印致辞全文。不一会儿，工作人员把我叫到了会外，说：“长江小姐，不必复印了，主礼嘉宾就让我把这份原件交给您。”我展开来一看，可不得了，脑袋里立刻滚来了一声闷雷，同时还好像响起了类似交响乐的悲壮演奏——好家伙，这篇致辞的原件以后简直可以进博物馆：繁体中文，2号仿宋体，每一个字大得都能赛过拇指盖儿．每个“拇指盖儿”的头上还都标着汉语拼音，而且每个拼音上还都加注了“平、扬、上、去”的不同发音。最惊人的，开篇首页，有一行中括号．里面用中文繁体写着这样的“提示”：“在朗读本文时须变调的词语．按变调注音。”
“致辞”总共5页——难怪，刚才那位主礼嘉宾在台上讲普通话，怎么那么慢、那么费劲啊，原来他手里的稿子有这么多的“机关”!想来主礼嘉宾不是刚刚0起步学习普通话，就是年龄过大(至少年过花甲)，怎么学也进展不快。然而，香港六七十岁了的老人干吗还要学习普通话?还要在几百人的论坛上专门用“国语”来发言?内地六七十岁的老人，你让他再学一门外语或者再学一种方言，有几个会接受?
香港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出租汽车司机、店铺售货员，甚至街头小贩，这几年不分男女老少，地位高低，大家“学普”的积极性一浪高过一浪。其他的人不说，就说特首曾荫权，三年来我可是眼见着曾荫权把个普通话“学”得突飞猛进、成效显著。
从客观角度来评价：作为特首，曾荫权上台时说普通话可不如他的前任董建华．因为我听他讲过白话或者英文，整个人理直气壮、发挥自如、亦庄亦谐；可是换了普通话……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普通话立刻就泯灭了这位特首的智慧与个性魅力，而是从旁观察，总觉得他正在学习或者正处于“实习”阶段。
2005年7月5日，曾荫权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专访。那天特首的手里捏着_沓子黄纸片，在我提问时总会忙里偷闲地看上两三眼。开始，我还以为纸上记着的一定是他回答问题的要点，可是后来发现这个判断不成立，我所提出的问题，对特首来说简直是太容易了，张嘴就来，根本用不着刻意准备，更用不着提前草拟什么发言稿。突然我明白了，那一沓子小黄纸，没准记载了一些特殊的符号，其作用只是在帮助特首用普通话漂亮地完成中央电视台的访问。
虽然我没有看到小黄纸上究竟写的都是什么，但是这个判断很快又被强化。时隔不久，8月9日，我又走进了礼宾府，跟团拍摄北京一个代表团前来感谢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在台风期间成功搭救了内地的91名遇险船员。特首那天会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即兴发言很简短也很家常，可是他的手里又捏上了一张纸，在宾主寒暄的空隙忍不住总要往纸上看一眼，这一下我基本可以肯定．那些纸张就是特首的语音提示了。
曾荫权怎么学，正像我怎么学，谁都不可能把普通话、粤语说得和自己的母语一样。比如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他讲到：当北美的纽约和欧洲的伦敦由于时差的关系都还处在夜晚，香港的银行、股市却正好开门营业……把个“开门”说成了“开门儿”，听得我当时就差点喷笑，但是事后想想人家特首的勤奋和执著，他坐在香港最高行政长官的位子上。每天日理万机，面对香港各界民众、各党派团体以及国际舆论的重重压力，轻松的日子一天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62岁)，还能如此认真地学习普通话，其心其意，难道不值得我对他挑一挑大拇指，在香港人的学习精神面前甘拜下风。
《晚来香港一百年》，长江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 作为中央电视台记者，几年来作者以自己的视角，记录了上至高官、下至草根的香港人的喜怒哀乐，同时不忘随时将内地和香港社会文化进行深度比较．她的调侃、直率和坦诚里有惊异和理解，也有谦虚与善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