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学界当前的热门话题之一。2012年以来,中国GDP增速逐年下滑,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要靠是什么?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当一国人均GDP迈过3000美元之后,如果不能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及时转换,有可能长期停滞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如墨西哥、阿尔及利亚和秘鲁等,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持续增长,长驱直入进入发达国家,例如日本和韩国。
一般来说,可以把经济发展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阶段,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第二个阶段是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至9000美元;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人均GDP高于17000美元的阶段。在要素驱动阶段,市场机制能够发挥基本作用,人们有钱就进行生产性投资,有强烈的工作意愿,提供基本生产要素的积极性能被激发出来。只要宏观经济和政局稳定,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处于这个阶段的国家大多能摆脱“贫困陷阱”。这些基本条件比较容易满足,所以大部分国家能够达到中等收入。
在效率驱动阶段,不仅需要调动要素所有者增加供给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同时还要对生产性要素进行长期投资,以提高要素质量。实现这种结果的前提是,市场机制要充分发挥作用,特别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要极大地调动起来。在创新驱动阶段,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来自创新活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活力。美国、日本和欧盟许多国家目前都处于这个阶段。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正处在效率驱动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才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否则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哪些因素可能让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经常被强调的是,中国面临各种各样的结构性问题,比如消费不足、劳动收入占比太低、收入差距大、工业比重过高、投资比例过大、对外依存度过高等等。这些问题可能都很重要,但是我们更需要弄清楚,哪些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是问题之源,哪些是表象性的,是问题之果,哪些问题是可以调整的,哪些是无法调整的。比如,中国目前储蓄率太高,但日本、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储蓄率也非常高,等到经济增长率降下来之后,储蓄率自然也降低了。所以,高储蓄是伴随高速经济增长而产生的现象,有一定的必然性,现在中国即使想调也调不下来,而等经济增长放缓之后,想提高储蓄率反倒是很困难的。
现在人们非常关心四个问题,都与中国面临的矛盾和挑战密切相关。一是政府规模问题。政府规模应该适度,政府规模过大会对经济增长起反向作用。近几年中国政府规模增长很快,行政管理费用尤其增长迅猛。考虑到政府部门的财政收入和各种收费,广义的政府税费占GDP的比重已达到很高水平,而且政府支出结构也有诸多问题。二是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按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比照国际标准,贫富差距的确较大,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第三,教育水平与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相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水平,中国的人均教育水平在国际范围内算是较高的,反映了普及初等教育的成果。第四,如果以预期寿命作为国民健康的衡量指标,国民健康与经济增长也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水平,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也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顺利步入发达国家,有的国家却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要加强社会流动性。社会流动性是指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对下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的影响程度,影响程度越高,社会流动性就越低——通俗地说,社会流动性低,就是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社会流动性高,就是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政府规模过大,劳动收入占比低和收入分配不均,这些问题主要体现为静态的不平等,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这将造成动态的不平等,有可能导致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
(作者颜色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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