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从左至右：姜明安、龚祥瑞、陈兴良、王建平后排从左至右：陶景洲、刘凤鸣、李启家、王绍光、李克强（照片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提供）

    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李克强、郭明瑞、姜明安、武树臣毕业时曾约定，合写一本叫“法律文化”的书。这个约定一直没能实现。

    1982年，全班82人，他们四人选择留校。李克强分在经济法教研室，武树臣去了法制史教研室，姜明安留在行政法教研室，郭明瑞选择研究民法。

    同年，李克强任北大团委书记，渐离教研一线，之后升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现任辽宁省委书记。

    1985年，郭明瑞也离开北大。因为放心不下山东乡下的妻儿，冲着两个农转非的名额，他回到烟台。现在是烟台大学校长。

    1992年北京市政法系统从学者中挑选干部，武树臣被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当副院长，暂别教坛。如今他是北京市奥组委法律部部长。

    30年过去了，现为北大行政法教授的姜明安笑称，同学们遍布各地、各有所为，惟有自己一直坚守北大法律系。

我要上大学！

    拿到北大法律系通知书时，郭明瑞忧甚于喜：儿子刚满一周岁，妻子为补贴家用，还在生产队里干活。自己这么一走，在中学教书的收入没了不说，谁来照顾妻儿？

    踌躇再三，郭明瑞还是坐上了烟台开往北京的火车。那年，他所在的县就他一人考上北大，县里资助了几十块钱路费。尽管如此，从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到踏进北大校门，郭明瑞没有“大喜”过。

    武树臣接到通知书那天是他大喜的日子，20天后，他和相恋一年多的女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武树臣没想到，1968年离开北京到山西插队时，自己还是个20岁出头的小伙，再回北京已是北大法律系新生，还娶了个四川姑娘。

“大家断定我一旦考上，肯定要吹。”武树臣用实际行动给女友吃了颗定心丸。

    对于上不了大学坚决不谈婚论嫁的姜明安来说，所有的幸福都装在右下角有“北京大学”四个字的牛皮信封里。从1967年初中二年级毕业开始，姜明安串联、当兵、在乡下搞工作队，从来没有中断过自学。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力抓教育。“上半年就有消息传出要恢复高考，当时传的是应届生可以考。”此时，姜明安正在湖南省汨罗县天井镇中学教高中毕业班的语文、政治。他把考大学的希望都寄托两个班百来人身上了，白天教学生语文、政治，晚上和他们一起学数学、物理。几个月后，当他从报纸上得知老三届可以参加高考时，“都快高兴死了！”

    1978年初的一天，何勤华(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还在工地上挖河泥，听到广播里自己被北大录取的消息时，他立马放下了手中的铁铲。这时他已经是乡团委书记。

年龄结构奇特的班级

    开学第一周，刚过完17岁生日的宋健(现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就知道她是这个班里最小的。这个应届考上北大的南京小姑娘留给多数同学的印象是，她太小了，比较天真。王绍光记得，当时一些年龄大的同学开玩笑让她叫叔叔。

    何勤华还记得，班上有人向他提过意见，说他说话官气太重，一副拍板命令的口气，完全不像同学间的商量。入学后第一次集体活动，何勤华翻新生通讯录，发现有位同学和他有几分相近，都是1955年出生，都当过干部：李克强，安徽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何勤华吃了一惊：“省级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不得了！”他问坐在旁边的同学：“谁是李克强？”“我就是李克强，你是何勤华吧！”对方说。

    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法科学生的选拔标准。尽管政治气候回暖，开始解冻的法科仍是绝密专业，颇有“阵地”意味，所有的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军人、农村支部书记、中小学教员、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专业聚集了又红又专的各路英雄。

    在北大法律系77级这个大家庭里，高考前相当一批人已经像高尔基那样读完了“我的大学”。

    正是在这种特别的环境中，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使北大法律系77级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

   李克强在外语上的勤学苦读让何勤华至今难忘：“小本的正面写英文，背面写英文；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队时也背。”姜明安的刻苦也为大家公认。有一年暑假，宋健的弟弟来北京玩，寄住姜明安宿舍。后来他告诉姐姐，姜明安在宿舍里看书，经常晚上三四个小时也不抬头一次。郭明瑞说，论艰苦朴素，他和姜明安有一拼；论刻苦，他远不如姜明安。

    郭明瑞告诉记者，当时法学著作很少，大量都是阅读文学、历史、政治著作，“马恩的著作，大家都读过，而且不是一遍两遍。”

    当时的北大热气腾腾。

    没有土壤我们可以改造啊

    姜明安还保存着一张大三时的黑白照。

    坐在前排中间的长者一身黑色中山装，一副黑框眼镜，目光炯炯，嘴角微泛笑意。他后排和左右的几位年轻人精神抖擞。这位长者是已故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前辈龚祥瑞先生，其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照片上，龚老先生的右手是姜明安，左边是陈兴良。后排从右至左，依次是李克强、王绍光、李启家(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副所长)、刘凤鸣(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陶景洲(国际商会仲裁院委员)。

    “龚先生讲的比较宪法，很多内容都和比较政治相关。”王绍光告诉记者，他对政治学的兴趣和龚老先生的启发直接相关。龚祥瑞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北大法律系77级82名学生中，多有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的热衷者。课堂上，龚先生的家里，都是他们讨论、研习的场所。文革十年间，公检法被砸烂，宪法沦为废纸，教学中，一些老师对宪法话题噤若寒蝉。“龚先生讲授的民主宪政真义，恰似天降甘霖。”

    姜明安时常忆起那段时光。在龚祥瑞家的小庭院里，几个人一起讨论欧美政制，“龚老师自编的教材，往往会指定一个人作报告，其他人听完后点评。”姜明安说，龚祥瑞主张三权分立、多党制等，有些主张至今仍是禁忌。陶景洲印象最深的是龚老对“责任”的讲解：你必须完成交给你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解释原因。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完成人民交给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向人民解释原因，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

    在龚祥瑞的影响下，姜明安开始“抛弃”了B.M.马诺辛的《苏维埃行政法》，转向詹宁斯的《英国议会》、戴雪的《英宪精义》，并在1981年开始自学英语。李克强、陶景洲也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他们几人帮助龚祥瑞翻译了《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姜明安没想到，临近毕业时，龚祥瑞给他泼了一瓢冷水，“老师怕我研究行政法将来找不到工作，没有饭吃。”姜明安如今忆起唏嘘不已。龚老虽抱着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普及民主宪政的宏愿，虑及学生未来生计时，却坚定地告诉他中国没有搞行政法的土壤。

    “没有土壤我们可以改造啊！”姜明安的回答一腔热血。“也许吧，但那毕竟需要时间，五年十年恐怕不行。”龚先生答。1985年，姜明安受中央组织部之邀，参加了国家工作人员法(后来的公务员法)的研究制定。之后，他参加了几乎所有的行政立法。其间，他体会了龚祥瑞当年的忧虑，在1989年通过行政诉讼法前后，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咱们是人民政府，人民怎么可以告人民政府呢？这不是搞西化吗？”其时的姜明安更感“民告官”在中国之难。

    杨敦先向记者回忆，“黄埔一期”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杨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强，他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同学之间的讨论也相当积极，陈兴良说，他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后，偶尔也回北大和李克强讨论相关的理论问题。

    1979年，第一部刑法颁布，杨敦先参与了立法全程。他回忆，对于打砸抢罪，当时包括他在内的几位专家都不主张规定，相关领导同志说暂时还得写。“反革命罪”也写进了这部法律。1981年，北大出版社率先出版了杨春洗、甘雨沛、杨敦先、杨殿升主编的绿皮刑法教材，并开始有了教学案例集。

    教员和其它教学资源的匮乏，反倒使北大的法学教育显得格外宽松自由，不拘一格。王绍光印象深刻的是，婚姻法期末考试时，他交了自己写的一篇小说，想以此代替该门课的考试，没想到任课老师李志敏欣然接受，还给他打了不低的分数。

    2002年，北大法律系77级聚会纪念毕业20周年，大部分同学都来了，昔日的师长也被请到现场。李克强作为学生代表发了言。会后，负责组织的几个同学编了一本纪念册，里面有每位同学在校时和现在的照片，纪念册的名字就叫“未名的77”。

    “同学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骨子里的东西没变，他还是他。”宋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