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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放：1968年，整个国民经济处于衰退状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4.2%，绝大多数工矿和企业无法招收新工人。同时，招生考试制度又被废除，造成1966～1968届初高中毕业生(俗称“老三届”)大量积压在城镇，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出路”被寄托在“到农村去”。
1968年底，1000多万在校的青年学生因一道“最高指示”到了农村，开始了他们的知青生涯。其后，连年照此执行，长达十年，散布在天南地北的知青多达1600万人。
2005年9月9日，一名50多岁的妇女走进本刊编辑部。她操着一口南方口音，向记者述说了她及18名同伴的诉讼经历，希望媒体关注他们这些知青的命运。此时，记者才突然意识到，“知青”这个词已经渐渐退出历史舞台。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热血青年还好吗？
女儿是全部
连续两个晚上没睡着了，一大早，刘女士吃了片降压药，还是硬撑着上班去了。她不知道，今天，上司还会不会有意为难她。她明白，这是公司想让她走，可是，为了每月数千元的收入，为了能留在北京陪女儿，什么委屈她都得忍下去。她说自己拿出当知青时的勇气来，一切困难都能挺过去。
“如果不是因为我是知青，这些也许都不会出现。”刘女士说自己在当知青的同伴中命运还算过得去，可是按照正常的生活轨道，一切也许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1968年,刘女士初中一年级，15岁，就从北京下到延安当知青。小小的年龄，当然吃了很多苦，所幸因为她表现突出1971年被招工到华山脚下一工厂，又因为表现突出，1972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被保送到位于省城西安的某大学。三年后，她拿着大学文凭重新回到华山脚下，同时带回去的还有一名男同学的思念。
结婚前她把男友领回家，家里坚决反对，倒不是嫌对方人不好，而是男友是当地人,已经留校了。家人明白这样她就回不了北京了，当时返京潮已经出现，她的同学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返回。她其实并不很想回北京，因为父母去世早，她是姐姐抚养长大的，早就想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不愿意再拖累有老有小的姐姐。
结婚后，他们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丈夫在西安，她在华山。“那几年真是苦”，她甚至认为比插队时还苦。孩子没满月她就带着孩子回厂上班了，因为没经验，孩子脐带感染了，病得很重。她自己楞是守在孩子的病床前三天三夜没合眼，在紧张与劳累中“坐了月子”。
那个时候，她与丈夫的奋斗目标是结束分居生活，调到一起。
她终于调到西安后，两人又开始为房子奋斗。孩子好几岁了，他们的家还是一间丈夫单身时期的单身宿舍。为此，丈夫想尽了办法后，努力学习英语，准备出国。功夫不负有心人，出国考试结果下来了，丈夫考了全校第一。可是成绩下来的第二天，校领导就安排他带学生到外地实习，一个月后他回来了，发现顶替他的那个人早出国了。丈夫又开始跑职称，可是他的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总让他排在最后几名。
女儿初中的时候，落实知青的政策出台了，可以有一个子女返城。考虑到北京的高考分数线低，她把女儿的户口迁回北京。自己这一代被耽误了，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因为各地出题方式不同，女儿距离高考还有一个学期，他们全家就带女儿转学到北京，希望她有个适应过程。没地方住，她想了很多办法，终于借到一同学自己楼下临时搭建的小平房。她与丈夫轮流请假陪着女儿。“看到女儿身上被蚊子叮的一个个大包，突然很后悔当初没想办法回北京。”她抱怨，是丈夫这个当地人拖了后腿。那段时间她还在北京跑了跑，试图找个接收单位。因为政策规定，只要有接收单位就可以回京。可是因为年龄大了，还因为就业人口急剧增加，没有结果。
四年后，女儿大学毕业，在北京某公司找到工作。不放心女儿在外租房住，她让女儿住到姐姐家。一天两天还好说，时间长了，那些惦记老头、老太太房子的儿女们的脸色渐渐阴沉下来。听着女儿在电话中的哭诉，刘女士心如刀绞，再次动了回北京的念头。
此时她在厂里已经做到总工程师，事业如日中天。可为了女儿，她决定提前退休，就是内退。领导、同事都劝她再考虑一下，这个一向以事业为重的人却觉得不能再亏欠女儿，还是毅然办了手续。接着，连夜赶到北京。下火车后，她没有立刻去见女儿，而是去逛了无数售楼处，抱着一堆楼盘广告回到姐姐家。
一个月内，刘女士就敲定了房子，并且用大半生的积蓄交了首付，房主是女儿。因为是现房，钥匙很快拿到，刘女士的丈夫也利用放暑假的机会赶来帮着一起装修房子。那些日子，刘女士累得全身浮肿。
女儿安顿好了，刘女士松了口气。可是，女儿一个人住她实在不能放心，于是她留了下来，说是等女儿结婚了她再回去陪丈夫。
那段时间，她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发现“大家混得都还行”，“除了我，都早就回北京了”。有房、有车、子女留学，是大部分人的生活状态。大家又替她可惜一番，说凭她的干劲在北京早就“发”了，要强的她听了很不受用，以后这种聚会就基本不去了。
但聚会后就有同学找她，看中了她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再加上了解她的为人，一定要她到自己新办的厂子去帮忙。闲着也难受，她去了。因为厂子刚开始，千头万绪，经常是白天黑夜连轴转。帮了大忙的她一年后还是离开了，因为厂子运行正常了，同学全用上了自家的人，她识趣地主动递上辞呈。这次工作让她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不光能陪女儿，还能挣些钱还房款。于是，她很快又找到第二家。
丈夫因为还没有退休，只能在节假日过来看看妻女。工农兵大学生如今更不受重用，丈夫基本处在无课可上的状态，早早就秃顶了。今年暑假后，丈夫找了借口，留在北京。可是找了一圈，投了无数份简历，只有一家保险公司回音了。放下大学老师的架子，丈夫当上了保险推销员。
“现在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家三口团聚了”，刘女士高兴地对记者说，但记者问她以后的打算时，她却含糊了，“孩子结婚了我们就回去了，可能是。”“知青经历对你是好是坏？”记者问。
“有好有坏吧”，她想了一下，含混说道，接着又补充一句，“那种生活能磨练人的意志”。
刘女士说从离开插队的地方后，再没回去过，也没有这个念头，她的理由是“过去就过去了吧”。
比起张女士，刘女士是幸运的，她可以选择忘记过去，可是张女士为了要解决一些遗留问题，不得不频频回首。
户口至今还在农村
张女士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来编辑部的妇女。她拿着一堆整理得非常清晰的材料，一进门就说：“我是知青。”言语间很为自己曾经是知青的身份自豪。在采访中，她多次强调，知青就是知识青年，是有文化、有抱负的人。也许因为这种心理，她十分不愿意谈起自己具体的生活经历。
在张女士拿来的材料上处处都有“农婚知青”的字样，记者询问这是什么意思，她立刻就忿忿不平地说：“这是当地对我们的轻视，是侮辱性称呼。”接着开始抨击当地对他们的不公平，情绪十分激动。在记者一再表示下，她才不情愿地细细说起事情的经过。
原来，“农婚知青”就是留下来与当地农民结婚的知青。他们的问题比返城知青要复杂得多，命运也因此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张女士是浙江人。1969年12月，高中毕业的她被敲锣打鼓送到浙江某公社务农，当时她23岁。她回忆，“大卡车披着大红花，大家都觉得很光荣”。没想到大卡车驶向的是她人生的另一条路。
下乡期间张女士的父亲病故，家中只有继母。因为在上海的父亲是“文革”中被迫害死，所以她受到连累，“以为天不会亮了”，张女士只好嫁给了当地的农民。出嫁时她已经年近30岁。1977年，恢复高考。从村里的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距离考试只有十多天了。张女士是个要强的人，很希望能有继续深造的机会，于是马上开始准备。时间紧张，加上还要照顾才几个月大的孩子，高考失利。
尽管返城的政策出来了，规定25岁以下未婚的才能返城，可她这些条件都不具备。而且家里没亲人了，这里又有孩子和丈夫，就留下吧。“到现在我的户口还在当地。”国家对不能返城知青做了安排，要求“就近安置”，有条件的到大型企业，没条件的到社办企业或知青厂去。这样，1979年张女士招工进了知青厂。之前她在村里当代课老师，但因为没有后台，一直无法转正成公办老师。
工厂是做电子元器件的，活比较轻松，工资二十多元，在当地农民看来，已经是笔巨款，何况又是国家的人，户口也成了城镇户口。那时候真是过得很满意，毕竟自己是知青，跟农民不同呀。
可安稳的日子不长，由于知青厂技术薄弱，经营得不好，三四年的工夫就做不下去了，纷纷关闭或转手。她所在的工厂承包给了个人，他们一批知青失业了。当时，他们已经四十多岁。
为了谋生，张女士与当地农民一起做了一段时间的副业，她说“都这么苦过来的”，心理上并没有多大落差。后来，张女士只身来到宁波，寄居在亲戚家里，四处找工作。因为当时国家经济刚刚复苏，急需人才，她又是高中学历，在当时已经算高学历了。很快她成为一名会计。“在宁波算是开了眼，知道怎么做企业了”，一年后，带着学来的经验，她回到村里办了个玩具加工厂。勤奋加上她的知识，企业发展很快，成了拥有100多名员工的大厂。两三年的工夫就给家里盖起了小楼，让家人过上了小康生活。她又替两名知青交了劳动合同制工人十年的养老保险费。在她赞助的同学聚会上，留城的同学都羡慕地说她是“因祸得福”。
经济上宽裕了，可她与丈夫的分歧也日趋白热化。尽管从前因为性格、生活习惯等产生的矛盾也存在，可凑合过日子还说得过去。但丈夫在经营上的“短视”让她再次正视一个事实：他们不是一类人。有钱后，张女士想把钱投入再生产，扩大生产规模，一来可以有自己的事业，二来也可以给渐渐长大的子女提供教育费用。可是丈夫有点钱就忘乎所以，吃喝玩乐。甚至在她到处推销产品之机把小姐带回家里。她无法忍受了，想到赶在丈夫把钱挥霍完之前抢救出来供孩子读书。于是，1993年她把企业卖掉，然后离开丈夫，只身到宁波陪两个孩子读书。
因为出身大城市，又受过多年的教育，她明白知识的重要。所以孩子一到上学年龄，她就把孩子送到宁波读书，毕竟教学质量比农村强多了。
供两个孩子读书，只靠积蓄当然不够。她又接连办了两次工厂，可因为市场竞争太激烈，都没能坚持下来。接着她又做过推销员、经纪人等。她说：“我做了最大努力，很辛苦。”孩子们很争气，女儿大学毕业后当了老师，儿子也顺利地在邮电局找到工作。她再不用为经济发愁，可以安心养老了。这个时候，她与同样命运的伙伴们发现了自己的养老金中存在问题。
“我举个例子”，她说，“我们这里有一起下乡的两姐妹，工龄一样，可在我们这里的姐姐养老金比在别的县的妹妹少了两三百元，并且退休时间还比妹妹晚了五年。”而这个养老金，还是当地要求他们在2000年每人大概补交了将近两万元的养老保险费后才获得的，有些知青因为交不起，达到退休年龄也无法享受退休职工的待遇。2003年，当地政府又发文，让他们补缴十几年的医疗保险基金，约一万多元，靠养老金生活的知青们实在无力交纳了，至今也无法享受医疗保险。
“当地财政收入是全省第一，为什么对我们这么斤斤计较，还不承认我们是职工，只承认是‘农婚知青’，这不是歧视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张女士等“农婚知青”向当地劳动和保障局递交报告，请求纠正这一不符合职工社保政策的做法，但对方的答复让他们很不满意，没有解决问题。于是，他们起诉到法院。诉讼经历了几个回合，最后省高院以不在受理范围内驳回了他们的起诉。
为了改变这一败局，知青们四处奔波。张女士说：“我们不是图钱，是想争取公正的待遇，不能因为我们在农村成家了，就被区别对待。我们要为自己维权，真是很不容易。”说着，她的声音沙哑了，“如果不是有当时的‘运动’，我不会是这个命运。我的很多没下乡的同学现在位居高位，过得很好。上学时，我的成绩在班里可是名列前茅的。”
一直没成功的下海经历
如果说刘女士和张女士还在为生活奔波无暇回顾从前的话,黄先生则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去“看些东西”、“想想过去”，因为他已经很长时间不去工作了。
黄先生是1967年底，从北京去黑龙江兵团的，当时高三。1974年“没费什么劲”回到北京，因为当时北京调了大概3000名知青充实师资。黄先生被分到中学教书，“当时学校的混乱情况现在无法想象”，“学校的窗玻璃没一块是完整的”，所以一起回来的很多老师都无法适应，甚至得了病。黄先生说自己相对是个坚强、乐观的人，可是每天放学后静下来看报纸时“字乱晃、头晕”，他后来才知道那其实也是得了轻微的神经官能症。所以1977年一恢复高考，黄先生立刻报名，可惜因为考生太多，尽管上了分数线也没能被录取。1978年，黄先生终于考上北京大学数学系。当时他已经30岁了。为了追赶失去的青春，他日后做了种种努力。
毕业后他被分配在某大学教书，他很快发现学校派别斗争激烈，而且年龄大的原因要想在数学上有所建树很难。职称评不上去，加上个性的“不安分”，四年后，黄先生下海了。
下海后呆的第一个公司是一帮“投缘”的年轻人。一年后，因为“理念不合”，黄先生又投靠到某区政府，与区政府合作到海南做公司。1988年去的，1992年公司就结束了，“其实运做时间很短，后两年是我一人在那里善后，打官司”。公司工资发到1992年底，然后他的档案被放到人才交流中心。按照传统的说法就是，他已经没正式单位了。
不久他把档案放到一个同学的厂里，想节省点存档费。等到想起来去看看时，却发现工厂已经早就不存在了，而同学也不知道去向。费了很大力气，找到那个同学，才知道同学在家里帮他保存档案。
从海南回来后，他“又挣扎了两年”，还是想去海南开公司，一直对那里念念不忘，可是都没能成行。
1994年，国家改革力度加大，“我很受鼓舞”，于是注册了一家私人公司，经营范围很广。尽管自己当了老板，可一个雇员都没有。成本低，所以黄先生也经营得很随意，“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等于完全没做起来”，他承认，原因是“自己有些想法太天真”。
期间，还有过几次经营尝试。与几个同学合开过商店、照相馆，或者因为经营不善，或者因为分配纠纷最后都不了了之。
黄先生自己总结：“我下海后的经营都不成功，太理想化了。”因为这些不成功，黄先生后来很少做事，大部分时间是“在网上潇洒”，“看到很多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经历”。看的同时，他还做收集工作，然后“提供给想看的人”。他做得津津有味，并认为“很有价值”。
他说自己很幸运的是，尽管没去做事，但生存问题不用操心，“住房、孩子都没问题”，“降低生活水平还过得去”，并且再过三年就可以领养老金了。这样他就可以做一些自己希望做的事。
他说也听说有的同学混得不好。一个同学在得肝炎后被单位买断工龄，给了一万多元“踢”出大门。“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我们这一代是步步都赶上了，现在为改革买单的都是这些人。”但是，他说自己不会像其他下岗的人那样愁眉苦脸，“比如知道养老金的事不可靠，可是个人不可能有改善的办法，所以调整自己的心态很重要。”
记者采访后记：
采访中，我发现被采访者都拒绝对我谈起过去的经历，无论是人还是事。有心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有心灵受过重创，伤口未曾愈合的人，才不能回顾过去。而且，受伤的程度和抗拒回忆的强度是成正比的。这些心理伤痕对他们今天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产生着影响。那个特殊的年代以它特殊的方式造就了一代人。
从有关人士那里，记者还了解到，因为当年高干子弟下乡者颇众，他们代表的是一千六百万知青中后来能够“出人头地”的那一小部分人。然而，更多的老知青现在是在社会底层挣扎、为稻粱谋：由于文革失学，这些人学历较低，文化基础薄弱，从当初下乡吃苦到回城待业再到晚婚、晚育、找房子，几乎各种人生烦恼都遇上了，如今又遇到了下岗潮，按年龄层的划分，下岗者最多的应该正是当年的知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