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之岸，霸王刎剑，英雄成败寇的末路就这样戛然而止，滚滚波涛中旋即又添了一个怒吼的、不甘的英魂。

      英雄末路，历来是文人们喜欢的话题。不知多少人会在读罢司马迁的《项羽本纪》后，脑海里浮现出“英雄末路”四个字。诚然，“妇人之仁”、“刚愎自用”、“自矜功伐”这些字眼可以被附加在西楚霸王身上。但是，把项羽仅仅看作失败的统治者，是抛却了情、义、血、泪后简单的看法。我认为，虽然霸王卸甲，步步难堪，无路可去，但项羽的情之至、猛之绝、义之极却使他无愧于“英雄”的称号，更堪称一位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英雄”。

 

      首先，项羽“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可以为英；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英雄尚武的血脉从本源上就在项羽身上澎湃流淌，那股雄风绝非“起于青萍之末”。

      项羽在军事上也颇有远谋胆识。他反驳宋义时认为“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赵举而秦强，非社稷之臣”，从军事和道义角度抨击宋义，掷地有声。不仅如此，项羽九战破秦，威震楚国，名闻诸侯。

      然而韶华胜极，便必有凋零之时。项羽错失了鸿门宴的良机，火烧咸阳而失民心，愚昧地中了刘邦的离间计，失去了谋士范增，最终一步步走到了四面楚歌的绝境。

 

      月黑云如磊，兵壁垓下，楚汉对决。十面埋伏，连遁地的希望都没有。楚歌哄发，八千子弟军心瓦解。项王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这真是“丈夫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项王被打出人生常轨，想到的不是怎样死守自己的江山，而是任凭深情席卷全身。这种“有情”恰恰和刘邦的“无情”形成鲜明对比，刘邦心肠竟可以冷酷到说出“吾翁既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羹”。而项羽不闻四面楚歌，不闻战马嘶鸣，惟闻虞姬一曲。所以有后来苏轼的“帐下佳人拭泪痕，门前壮士气如云，仓黄不负君王意，只有虞姬与郑君。”

      项羽之死让我想到茨威格的名篇《争取南极的斗争》：1912年，英国探险家斯科特因为错误的推理判断，用人力拉着雪橇长途跋涉，导致自己和四名伙伴在南极返程中因极圈寒季的突然提前到来，在饥寒交迫中死于体力不支。他们“被封锁在白雪与静默中，白冰将他们封在晶亮的玻璃棺材里”。茨威格并没有为同时也探险南极并大获成功的胜利者、挪威人阿蒙森作传，却深情地记录了失败者悲壮的一幕。因为那壮丽的毁灭，虽死犹生。

 

      正如朱光潜所说：“悲剧人物一般都有非凡的力量、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常常代表某种力量或理想，并以超人的坚决和毅力把它们坚持到底。”这种超越精神大多在毁灭和失败中越发得到彰显，它是人类保持自己尊严和高贵的一道坚固的屏障，使人们无论陷入多么卑微的环境都能够始终保持一股傲气，保证自己永远不被打倒。悲剧英雄，如项羽、斯科特等人一次次地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也不惜毁灭自己，来表明自己作为人的价值与尊严，体现了英雄主义的气概和激情。

      因此，他们的悲剧都带有超乎寻常的美学色彩。死在眉睫，斯科特却在白雪皑皑的荒漠里搭建起心中的海市蜃楼，用冻僵的手指给他的妻儿、朋友、祖国写下了书信，为自己的这次决定感到光荣而非遗憾。另一个则在美人帐前演绎了动人心魄的“霸王别姬”：乌江之岸，霸王刎剑，英雄成败寇的末路就这样戛然而止，滚滚波涛中旋即又添了一个怒吼的、不甘的英魂。

      至于项羽为何成为悲剧英雄，这必然和他的性格有巨大关系。他从小就尚武厌学，埋下了有勇无谋的祸根。而诸侯们对他绝对的尊崇助长了他性格中自矜功伐的一面。他夜坑秦虏，嗜杀残暴，缺少安抚士卒之识。就像穆罕默德在攻打拜占庭后，允许自己的军队掠夺城内的一切。这些具备超凡能力的人在做出最绚丽的事业后却同样选择了做出最不人道的事情。这难道是胜利者们的通病吗？霸王凶残，在关键时刻念一丝温情，在鸿门宴上放过了刘邦；在英雄得意时，一心只想衣锦还乡；走到江边绝路时，也不肯上逃生的小船，只因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他心里有太多的私情相绊，注定了他只能做一个自刎于江边的项羽。最可怕的还是他的天命思想，“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诚然，项羽性格中的诸多弱点是不容忽视的。但是，更加夺目的应该是他身上蓬勃激荡的骨气与痴气，永不向现实妥协。“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一个“不肯”，一种“士可杀不可辱”的英雄豪气，力透纸背，侠骨飘香。他虽败于一时军政，却赢得了千古美名！

      从遥远的秦末天际，奔腾而至的涛声，我们可曾听出了历史泣血的呼喊？那悲剧性的英魂，已醇化为一条白茫茫吞吐古今的大江。昔时沧沧乌江水，今日悠悠空浪花，问天下谁是英雄！

      作者是北京四中高一学生 曹宇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