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瑾（清代） 《秋瑾墓志铭》（《秋先烈纪念碑记》），立于1927年，蔡元培撰文，于右任书丹。共15行，满行25字。此碑乃于右任难得一见的楷书作品，根底在《石门铭》，融墓志、摩崖笔法于一炉，厚重奔放，宽博雄强，气象宏大。秋瑾名篇《风雨口号》： 多病休登花外楼， 一番风雨一番愁。 衔泥燕子多情甚， 小语依依傍玉钩。  元苹（唐代） 韦应物妻《元苹墓志》(局部)立于唐大历十一年（776年），42×44.5厘米，楷书27行，满行27字。字形宽博潇散，端庄儒雅，用笔变化多端，柔中有刚，风格挺拔清利，遒厚中见飘逸。 《元苹墓志》乃韦应物撰文并亲自书写，让后人第一次看到了韦应物的真迹。韦应物一家四方墓志于2007年同时在西安被发现，其中《韦应物墓志》和夫人《元苹墓志》，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元苹16岁时嫁给韦应物，去世时仅36岁。墓志中有些词句感人至深：“每望昏入门，寒席无主，手泽衣腻，尚识平生，香奁粉囊，犹置故处，器用百物，不忍复视。”韦应物名篇《滁州西涧》：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张九龄（唐代） 《张九龄墓志》(局部)全称《唐故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始兴公阴堂志》，立于开元廿九年（741年），徐安贞撰，18行，满行18字。1960年7月在广东韶关发掘。 笔画宽厚丰满，尤其是捺角，与褚遂良楷书很接近，但笔势相对杂一些，透露出写经体的意味，字形大小不拘，显出行草笔意，雅丽丰润，无刀斫之痕，而有柔逸之气，是难得一见的楷书精品。张九龄名篇《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纳兰性德（清代） 《纳兰性德墓志》（局部）全称《皇清通议大夫一等侍卫佐领纳兰君墓志铭》，立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76厘米见方，38行，现存1648字。由内阁学士徐乾撰文，陈廷敬篆盖，高士奇书丹。1972年在北京海淀区上庄村出土。 志文为行楷书，受苏轼书风影响很大，自然宽博、不激不励，起收笔有很多小动作，展现了唯美情调。 纳兰性德有“清代李后主”之称，主要文学成就在于词，尤擅小令。与陈维崧、朱彝尊并列为“清词三大家”。纳兰性德名篇《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 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 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王之涣（唐代） 《王之涣墓志》(局部)全称《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立于天宝二年（743年），靳能撰，无书丹者署名，志文24行，满行24字。1930年出土于河南洛阳。用笔劲健，点画流利，轻松明快，结体疏朗俊秀，全志神完气足。王之涣一生的传世之作仅六首，却闻名遐迩，除“更上一层楼”之外，还有“春风不度玉门关”，被一代大师章太炎推崇为“绝句之最”。王之涣名篇《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经典赏析 生有座右铭，靠自己用一生不断实践 死有墓志铭，由他人对一生做出评价
 韦丛之母（唐代）
《段氏墓志》全称《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铭》，立于唐元和四年（809年），乃元稹为其妻韦丛之母所撰。39厘米见方，22行，满行21字。用笔磊落，不守故常，变化跳跃，结体大小跌宕，自然疏朗，因用笔之变而形成极强的动态感，可以看到唐楷的不同侧面，非欧颜柳能涵盖。 元稹妻韦丛是太子少保韦夏卿的小女，20岁时下嫁给24岁的诗人元稹，当时元稹仅是秘书省校书郎。出身高门的韦丛并不嫌弃元稹，勤俭持家。病逝时仅27岁。两年后，元稹续娶裴氏、纳妾安氏，让人觉得言行不一。元稹在成都时与长自己11岁的薛涛有过情感经历。风流才子元稹写下：“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一场轰轰烈烈的姐弟恋，成为薛涛一生唯一的爱情。 陈寅恪对元稹的道德评价很苛刻：“综其一生形迹，巧宦故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其实，续弦纳妾与唐代士大夫生活的社会风气分不开。 此墓志的出土，证明元稹并非如此绝情。他为段夫人写墓志时，妻韦丛已先亡故，他仍恪守遗言：“是以余妻之言与我曰：离则思，思则梦，梦则悲，悲则泣。恋恋然，余不知所亲矣。”传说戏剧《西厢记》描写的爱情故事原型其实就是元稹与韦丛。元稹名篇《离思五首》之四：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 半缘修道半缘君。
中西方都有墓志铭的习俗存在。每个人都会面对一生归宿的最终审定，生命的过程与价值刊于石刻之上。在灵魂不灭、祖先崇拜意识的支配下，慎终追远、祭祖扫墓逐渐成为一种道德规范。 “墓志铭”成为固定的文体，始于南朝。刘凤君有言：“志石方而表示地，志盖覆斗形表示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墓”即幕，任何人登上舞台表演，最终都有谢幕之时。“志”有记述之意，包括死者的名号、籍贯、官级、功德等。“铭”是用韵文进行委婉抒情。“夫碑志者，纪其德行，旌乎功业”，把死者在世时的一切浓缩为一份个人档案，实现树碑颂德的目的。中国没有专门成为举国信仰的宗教，墓志铭展现了一种“宗教情结”。人的生死观是发展变迁的，从对死亡的恐惧到对死者的追忆，与其说是一种为死者所选择的方式，毋宁说是一种生者的精神寄托方式。
墓志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性、史料性、书写性、社会性、系统性等诸多方面。书法作为工具，无意识地包含在其中。但是，墓志对于近当代书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历朝墓志中，唐代数量第一，其后渐不足观。在唐代墓志中，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一些诗人的墓志，其中有王之涣、张九龄等大名鼎鼎、如雷贯耳的人物。2007年11月，韦应物夫妇及子韦庆复夫妇墓志被发现。
另外，还有一些诗人亲自写墓志，寄托哀思。 唐代诗人中，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齐名，通过“书写墓志”，见证心心相印的友情。元稹曾为杜甫写志文，距杜甫去世已经43年。由于当时家境贫寒，只好暂厝岳阳，临终嘱咐后辈有了能力一定要将其骸骨迁回故土。四十年后，杜甫的孙子杜嗣业决定完成祖父的遗愿，跋涉途中路过武昌时，旅资耗尽。当时元稹正好在武昌做官，杜嗣业便向元稹求助，元稹不但慷慨解囊，而且还写了一篇墓志铭。开头第一句话是：“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总萃焉。”充分肯定了杜甫的诗坛地位。元稹为杜甫写了墓志铭之后，随后就轮到他自己了。李杜已逝，只剩下白居易和他两人，刚巧又是至交，元稹便在死前委托白写墓志铭。白居易答应了。据说元家人后来还要支付一笔润笔费，足足有七十万钱。白当然没有要，而是和元家人商量，修建了香山寺。白居易则是自己先写了一篇《醉吟先生墓志》。到后来，李商隐忍不住为他另写了一篇。白居易生前非常欣赏李商隐，曾说过愿在死后做李商隐之子。作为前辈，说出如此抬爱之语，令人感动。白居易刚死，李商隐果真就添了个儿子，遂起名“白老”。这么美好的知音回环相与，成为唐代乃至整个文学史中的一段佳话。 到了宋代，苏轼曾为司马光写“神道碑”，苏轼的墓志是弟弟苏辙所写。欧阳修写墓志坚持说真话，弄出了很大的矛盾。一次是为老友尹师鲁写墓志铭，欧阳修讲求分寸，结果死者家属不满，干脆不用，另请人重写。欧阳修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论尹师鲁墓志》，解释为什么要那样写；另一次是为范仲淹写“神道碑”。范氏在当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欧阳修前后磨了一年多时间才完稿，范氏家人觉得不满意，擅自修改了若干处，还有一段被删除。欧阳修大怒，严正声明“非吾文也”！最后不欢而散。欧阳修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朋友、门生、故吏与孝子用心常异”，而文章“有意于传久”，则“恐难满孝子之意”。“有意于传久”就是对历史负责。
书法史中的一些人物，徐渭自己写墓志，何绍基给邓石如写墓志，朱孝臧给吴昌硕写墓志。这也是精神传承的一种方式。 清代“婉约词人”纳兰性德的墓志，尤其是志盖篆书，和唐代墓志对比，可以看出风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有了变化。而后从晚清到民国，几十年倏忽而过，世易时移，丧葬制度的改革，墓志渐至终止，不过，“墓志书风”依然延续，因为墓志有足够的量，并且不断出土，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可资借鉴。
生有座右铭，靠自己用一生不断实践；死有墓志铭，由他人对一生做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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