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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风农场龙泉公墓的知青死亡名单上,我们15分场就有两位：左边第一列第10位的上海知青施德全 、右边第一列第12位的北京知青张来喜。实际上我们分场死亡的知青有三个，还有一位上海知青顾银根没在名单上，可能是亲属将其迁回了上海，没安葬在龙泉公墓。施德全生前一直和我在一个连队，因此对他的记忆也就最深。

    我是71年7月到15分场（当时的二团15营）一个新建连队的。在众多的上海知青中，施德全年龄最小，身体很结实，上海知青都叫他“小猪猡”。那时的条件很艰苦，可不论多苦多累，小施的脸上始终都挂着腼腆的微笑，是一个不知疲惫不知忧伤的小娃娃。我们在一起砍坝、备耕、挖梯田，一起吃糯米饭、喝盐巴汤。73年又先后调到分场机务队，我开轮式车，他开链轨车（就是推土机），在机务队四年多时间里，他就两次给我解困。

   
     一次我从普文拉水泥返回，傍晚途经飞龙坡，刚爬一半就下起了大雨。好不容易爬上了坡顶，道路已泥泞不堪，重车根本就没法下坡。天渐渐黑了，雨还不停地下，我只好卸下拖车，冒险开着车头到坡下景洪农场一个分场机务队请求援助。那机务队长很为难，天黑又下大雨，还是满载的重车，搞不好会出大事故的，叫我天亮后再想办法把车弄下来。真要等到天亮，这车水泥也该湿透报废了，无奈之下我只好给我们机务队打电话求救，然后返回坡上等待。这时我已全身湿透又冷又饿，只好躲在拖车下避雨。也不知等了多长时间，当远处机车的灯光照过来时，我真像看到了救星，开车的就是施德全。凭着驾驶推土机在15分场陡坡上开梯田的经验，施德全平稳地把装满水泥的拖车拉到了坡下的公路上，不仅给我解了困，也在景洪农场的同行面前露了脸。

    另一次是我在分场6队山上拉柴火下来，在一个转弯处因刹车不好，车头一边的前后轮滑出了路面，整个车头都倾斜了，差一点就翻下山。队里接到我电话后，就叫在附近作业的施德全来拖车。由于路面太窄，又是转弯处，拖车时我还得坐在机车上控制方向，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为了我的安全，施德全花了一个多小时推宽了路面，才把已倾斜的机车拉了上来。望着他那一脸的汗水，我真的好感动：为他再次替我解困，更为他把我的安全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
    

    就这么一个可爱的热心的好小伙，却因一次意外就永远离开了我们。那是1977年9月25日，我们机务队全队上山砍竹子，我因另有出车任务没参加，同去的队友给我讲述了出事的经过。

    砍过竹子的版纳知青都知道，完成定额的最佳方案就是先把竹子砍倒在地，够数了再一颗颗修枝，然后拉到公路边装车。那天他们一起上山后，小施干得很快，一会就放倒了好多颗大竹子，11点左右当他哼着歌抓起竹子修枝时，惨剧发生了，一大群野蜂铺天盖地朝他袭来。

    原来在他砍倒的竹子中，有颗竹子上挂着一个硕大的野蜂巢，刚上山时露水很大，野蜂的翅膀被露水打湿后飞不起来，太阳出来后渐渐晒干了野蜂翅膀上的露水，小施正好过去修枝，于是野蜂群就向毁巢的小施发起了疯狂的攻击。附近干活的队友听到他的惨叫声赶过去，都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小施的头上、脸上、身上都铺满了野蜂，痛苦地在地上翻滚。他穿着上海知青都喜欢在干活时穿的大红运动杉，在阳光下更加鲜艳醒目，这也使野蜂的攻击更为集中和猛烈。几个队友想冲上去把他拖出来，可还没靠近就被野蜂蛰了回来。情急之下，机务队长赶紧叫人去拖拉机油箱里放柴油，把浸满柴油的棉纱绑在树枝上点上火，上海知青陈国雄、赵辉昌、王建强等人举着火把冲上去，驱散了野蜂群，才把已近昏迷的小施抬了出来。

    分场和农场的领导得到消息后非常重视，马上把施德全送往景洪分局医院抢救，分局领导还从昆明请来野战医院的专家进行会疹。但因伤势过重，剧烈的蜂毒经血液循环已蔓延到全身，第三天施德全就停止了呼吸。据入院后一直守护在小施身边的上海知青王建强说，三天来他一直没苏醒过，只是昏迷中偶尔发出一两声梦呓，几乎都是他要好的知青朋友的名字，其中就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