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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样子真的要打仗了。
一九六九年，咱们中国的边防部队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与前苏联边防军动手干了起来，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
这一下子我们所在的位于黑龙江边上的生产队可热闹起来了。团里从农场各生产队抽调了一百多位小伙子，在我们这临江的生产队组成一个武装连。
发武器那天，全连在主席台前列成方阵，飘舞的红旗伴随着冲天的口号声，倒也是雄纠纠的。连长肃穆地站在队列前方，他是原生产队的造反派，绝对的贫下中农，但是他原来是开拖拉机的，对于军事问题知之不多。于是上边又在生产队的复转军人当中提拔了一位曾在四川大、小凉山剿匪战役中立有战功的复转军人做副连长主管军事。
热闹在于这些战士大部分是各地的知青，听口音就知道有上海人、北京人、天津人、哈尔滨人、鹤岗人、温州人等等。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只在电影里看见过枪，如今一下子摸着真家伙了，一时也觉得挺新鲜，把枪拿在手里不停地摆弄。张副连长却紧张得很，生怕这些只顾好玩的家伙出什么事。可想而知，要把他们训练成一个合格的兵得有多麻烦。 最令人头疼就是枪总走火。这些城里来的知青们拿起枪新鲜了一气之后很快就烦了，除了拿枪照相以外，实在不想再摸它。晚上上岗又把照相时那股雄纠纠的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豪情忘在脑后，因为树林、荒野、各种动物的嚎叫声以及不时升起的信号弹实在叫人心惊，所以子弹永远是上膛的。 那天一位温州知青夜间上岗，竟对着自己的影子大喊大叫，见“对方”不答话却紧紧地跟着自己，于是毫不犹豫地开了火。等连长听见枪声跑来一看，那不过是他自己的影子，于是他自己又不好意思地笑。 还有一位老兄更干脆：轮到他上岗的时候他根本不出屋子，而是脸朝屋里在门口站着，到下岗的时间他就上炕。 这些人下岗回到宿舍以后又往往把枪往枪架上一扔，爬上炕倒头就睡，打死也不肯退子弹擦枪。所以宿舍里十分危险，说不上谁偶而一摸枪就可能走火伤人。 有一天晚上连长听见猪舍那边有声响，怕是有狼来叨猪，就叫一位上海人拿枪过去看看。这位老兄咬了咬牙，端起子弹上膛并且上了刺刀的步枪，再打开手电筒，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才敢向猪舍走过去。他这个样子绝对看不见什么狼，因为狼很狡猾，只要你拿着枪，无论你怎么藏，狼都不出现。 他这个样子倒把连长担心得不行，生怕他走火把猪打死。
有两个小伙子，来自南方同一个城市，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以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缘故，两人认了兄弟。这有些“桃园三结义”的意味，相当于老年间拜把子。当时江湖义气是连队管理中重点批判的内容，所以他们也没让别人知道。大家只觉得他们两人要好，本来他们在同一个班，铺挨着铺，在食堂他们也同吃一盆饭，甚至每月开了工资都放在一起，日常工作和训练中他们更是互相帮助。 要保证随时能拉出去能打得响，连里把各种速成的军事训练都组织完成了，比如武器装卸、实弹射击、实弹投掷、单兵战术动作、班战术等等。但是夜间紧急集合练了几次都不理想，因为一部分人有了准备，晚上干脆提前打好了背包等着，这样不能显示出真正的成绩。于是那位从支援越南的战场上归国的张副连长就想了个主意。 那天全连下地干了一整天的活，收工时连长强调说，今天大家很累，就不搞训练了，今晚大家的任务是好好休息。大家也都信以为真，晚上真的没有人打好背包干等。 但是后半夜传来爆炸声，这是从未有过的！接着就听见凄厉的紧急集合号声。大家乱成一团，因为有人又听见了枪声。大家赶快打好背包拿起武器冲出门外。 队伍集合完毕，一看时间超过了五分钟，再一点名时还少了两个人。连长叫一排长去看看，过一会一排长回来报告说：“他俩在分钱！”队伍里传出笑声。
连长说：“情况紧急不等了！”于是队伍跑步向江边冲去。 到了江边，连长宣布，这又是一次军事训练，目的是考核一下大家的真实成绩。原来那爆炸是连长预先设置的炸药，然后副连长朝天开了几枪而已。 这一次紧急集合的成绩不大好，但背景准备得很逼真。 正因为太逼真了，这两位“把兄弟”出了问题。 做大哥的说：“这回真的要打仗了。” 做兄弟的说：“还不知道谁能活着回来？” 大哥说：“不如把钱分开，一人一半。不然万一拿钱的那个死掉了，那个活着的岂不是吃亏了？” 兄弟说：“是这样说。” 于是两个人把枪靠在墙上，把钱拿出来，你十元、我十元；你五元、我五元；甚至把小钢嘣也拿来你一分我一分地均摊，谁也不吃亏。 在中国的南方，商业气息浓，所以小哥俩的财务意识也重，一分钱也不能差。并且因为那时候他们刚到农场还没过试用期，每个月才二十五元工资。一分钱也不是小数目。
连长走进屋里看着他们分钱的那认真劲儿，气得大发雷霆。 这样的兵，怎么能打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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