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当年，南湖红船党旗闪，
朗朗乾坤，天安门城楼人民领袖挥巨臂，
农业合作社如春笋涌现亟需大量人才，
有一种力量，叫做我的祖国，
古往今来，一曲曲悲歌，
艰苦为乐，风雨为伴，披肝沥胆， 谁能相信，城市与返乡知青大军竟达几千万⑤！
怎能忘啊，知青一代人洒下的热血与泪水，
走下去啊，你会看到钢铁怎样炼成，
沧海横流，才显英雄本色，
披荆斩棘，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看今朝，祖国鼙鼓欢腾层林尽染，
2019年3月20日于北京
注 释：
注①：刘瑛，1935年8月5日生。1950年3月14日，就读于北京女三中的刘瑛由于崇拜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英，拉着伙伴从北京自愿奔赴黑龙江投身北大荒的开发建设，从而成为了“共和国知青第一人”和新中国第一代女康拜因手。期间因积极肯干不怕吃苦创造了班次收割小麦的全国记录，被誉为“北大荒的女儿”和勤劳的“云雀姑娘”，先后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出席了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代表大会。1983年邓小平到黑龙江视察时，还特地接见了刘瑛。之后从黑龙江友谊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岗位退休后，仍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坚持参加北京知青组织的各种活动，深受广大知青朋友的爱戴。
注②：徐建春，1935年3月生，山东省掖县（现莱州市）西由镇后吕村人。1950年6月于后吕村高小毕业后，当时村里正在组织农民互助组，她毅然返乡和村里四户人家组成一个组并担任组长。在她的代理下，互助组搞得井井有条，自愿入组的人越来越多。当国家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务农的宣传达到高潮的时候，徐建春作为响应这一号召的生动范例，很快就被当地党和政府发现与重视并被推向了全国。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山东《大众日报》的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这是党报为全国知识青年正式树立起的第一个先进典型。她先后担任农业初级合作社社长、人民公社社长，并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被选为第2、3届全国人大代表，第5届全国政协委员。历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中共山东省委常委、掖县县委副书记、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中共十至十三大代表。1998年退休。
注③：北京市青年垦荒队：1955年6月，共青团中央胡耀邦等领导同志会见北京团市委第二书记王照华、副书记张进霖等人，确定由北京带头动员一部分青年到边疆垦荒，解决国家亟需的粮食短缺问题。8月5日北京石景山区西黄村乡乡长、22岁的共产党员兼乡团总支书记杨华和门头沟区团员庞淑英及张生、李秉衡、李连成等人在团中央会合，决定按照团中央的设想和要求组织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8月9日杨华等人正式向北京团市委递交了志愿到边疆开荒的申请书。8月16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全文登载了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五位发起人的申请书，全市青年立即纷纷响应，踊跃报名，要求参加垦荒队。短短十几天报名人数就多达803人，大大超过了所需人数。8月30日北京市各界青年1500多人举行欢送“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大会。胡耀邦代表团中央把一面写着“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大旗授给了队长杨华。9月4日北京青年志愿者垦荒队到达黑龙江省萝北县凤翔镇南十公里的团结村（靠近现俄罗斯边境）。他们开垦的是一片广阔无边的荒草甸子，没有村庄和人烟，有的是雁、兽、蛇、虫和狼群的嗥叫。青年垦荒队住的是临时窝棚，喝的是泥坑里积沉的黄泥水，吃的是冰冷的窝头。他们割野草、砍树条，战胜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到1956年秋天共开荒3000亩，生产出粮豆14万千克，上交国家7.4万千克，收入1.56万元。到1961年共开垦荒地14250亩，6年累计生产粮食317万斤，农业生产以机械为主，耕畜、农具基本配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杨华也由此被称为“中国垦荒第一人”（杨华于2017年2月8日因病在哈尔滨逝世，享年85岁）。
注④：从邢燕子侯隽到“南耕北耘”及蔡立坚：
一、邢燕子：原名邢秀英，1940年出生，天津市宝坻县人。从小跟爷爷在农村老家长大，父亲是天津市一家工厂的副厂长。1958年邢燕子高小毕业后没有回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区，而是选择回到天津市宝坻县司家庄务农，发愤改变家乡的穷貌。在那里她和农民打成一片，并组织了一个“邢燕子突击队”，成绩十分突出（这发生在国家大规模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前10年）。邢燕子的这一选择与当时党中央的号召不谋而合。当时正是农村遭受天灾人祸最困难的年头，需要树立一个“发奋图强，扎根农村，大办农业”的青年典型，1959-1960年，邢燕子的事迹在全国造成一个空前的宣传声势，各大报纸、电台纷纷报道。1960年邢燕子入党，同时她与另外两个全国回乡知青的典型徐建春、吕根泽互下战书，进行“建设新农村”的友谊竞赛，全国各地农村知青纷纷响应他们的号召。在当时严重饥荒已蔓延到全国的关头，邢燕子她们发出的劳动竞赛活动，稳定了广大农村青年的情绪，鼓舞了他们“大办农业，大种粮食”的士气。1961年她与同村青年王学芝结婚，再一次表明她永远扎根农村的决心，由此她也成了全国青年学习的榜样和家喻户晓的模范人物，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姑娘”。1964年她出席中国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同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毛泽东主席5次、周恩来总理13次接见过她。先后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宝坻县委副书记、地委常委、天津市委书记、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党的九至十三大代表，第十至十二届中央委员。1981年被市委安排到北辰区工作，任北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至退休。2009年9月14日，她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二、侯隽：1943年生，原籍北京。1962年高中毕业后放弃高考，只身从北京来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村（今属史各庄乡）安家落户，立志做一个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因不怕吃苦，表现优异，1963年7月共青团天津地委发出《关于在知识青年中开民学习侯隽事迹的通知》，在天津地区青少年中掀起学习侯隽的热潮，成为了影响整整一代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典型。1964年侯隽与邢燕子一起出席河北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作为全国劳动模范、“知青明星”，侯隽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71年被选为中共天津地委委员、中共宝坻县委委员。1973年任中共宝坻县委副书记，1976年任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副组长。1972年以中国农民代表的身份访问日本。1980年至1990年任宝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1年起担任宝坻县副县长，2001年1月出任宝坻县政协主席，当年9月撤县设区后一直担任宝坻区政协主席直至2007年5月退休。
三、“南耕北耘”：“南耕北耘”是指南方江苏的董家耕，北方天津的赵耘，二人当时都是全国著名的知青典范人物，故被人誉称“南耕北耘”。
董家耕：1940年生，江苏盐城葛武镇董伙村人。1961年夏天董家耕高中毕业，作为盐城县龙冈中学的预备党员、团支部书记的品学兼优的学生，面临着升学还是回乡的两种选择，他却在升学志愿书上填上“回乡务农，立志耕耘”。在得到县委的批准后，他用一根扁担挑着书籍和行李回到家乡葛武公社董伙大队第四生产队。当时正值中国农村面临连续自然灾害，经济最困难时期，公社党委决定调他到邮电所工作，他却发誓“决不从第一线撤退”。他在日记中写到：“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乡亲们迫切改善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促使他立志改变家乡几千年来的传统农业。在此期间，他充分利用自己所学的农业技术在家乡进行了“农业内部的第一次产业改革”，提出“沤田改旱田，稻、麦、棉、绿肥轮作，改良土壤，解放劳力”的措施，结果粮食获得大丰收，水乡第一次长出了棉花。从此稻、麦、棉、绿肥轮作制在全大队、全公社乃至里下河地区推广成功。很快，董加耕被选为生产队长。1963年12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走革命的道路，当革命的接班人》，副标题是《评知识青年董加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和行动》，《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相继报道宣传董加耕回乡务农的事迹，强调“董加耕所走的道路，正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有最广阔前途的革命行动。”董加耕的先进事迹，对1964年达到高潮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年南京市就有72名应届毕业生在他榜样的感召下，自愿放弃高考，到苏北农村插队务农。董加耕当选为共青团“九大”代表后，又担任共青团盐城地委书记，出席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为《董加耕日记》一书题词。1964年8月在共青团“九大”上，邓小平、彭真、薄一波、陆定一都在报告中号召全国青年向“新式农民董加耕学习”。毛泽东主席过生日时，特地邀请董加耕、邢燕子、王进喜、陈永贵等人作陪。董加耕先后担任四届人大常委、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兼盐城地委副书记、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1982年后担任盐城郊区郭猛乡副乡长、郊区乡镇企业局副局长。2000年在盐都市政协主席位置上退休。
赵耘：1936年6月2日生，原籍山西左权县柳林乡三教村。1950年初，赵耘兄弟两人随1936年参加革命、时任天津市人委处长的父亲赵晋科来到天津。1953年他升入中学就当上了班主席；1955年他成为天津市十三中学第一名学生党员，同年又被选为校学生会副主席。1957年夏即将毕业面临人生道路的选择。作为品学兼优的赵耘认为，党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去，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要找艰苦的路走，我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在农村干一辈子！在做通父亲思想工作后，又主动找校长谈了三次，校长终于被他的执著说服了。1957年8月21日赵耘和两个伙伴来到宁河县六区共产主义之路高级农业社（现东丽区军粮城镇苗街村）开始了新的人生征途。下乡期间，他表现优异，被乡亲们推选为猪场场长。1960年赵耘被借调到管理区作党务工作。1962年赵耘又被乡亲们从管理区要回来并推选为苗街三队的队长，同时兼任三、四队的党支部书记。1958年2月赵耘当选为县人大代表；1958年被评为天津市青年建设积极分子； 1963年秋带队参加天津市抗洪抢险荣立三等功；1963年被选为河东区政协委员、天津市青年联盟委员；1964年4月出席河北省青年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大会向全省回乡青年发出:“学习赵耘立志建设新农村，做有觉悟、有知识的新型农民”的号召。他领导的苗街三队成为全省二十八面红旗单位之一。省团委作出了“关于在全省知识青年中开展向赵耘学习活动的决定”；1964年6月赵耘因表现突出被邀请列席共青团“九大”会议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6月11日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团中央“九大”代表，赵耘与徐建春、李瑞环、董加耕等各界青年代表与毛主席合影；1964年至1966年赵耘所领导的苗街三队连续三年被评为河北省先进单位。从1966年起赵耘被上级任命为军粮城公社党委书记走上了领导岗位。1968年任东郊区（现东丽区）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任区委常委、副区长，1984年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至退休。2015年5月5日因病在天津去世，享年79岁。
注⑤：“城市与返乡知青大军”：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校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4年《人民日报》转载山东《大众日报》的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1955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中国知识青年，指从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末，除据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城镇知识青年近1800万人之外，还包括据不完全统计的同期的农村回乡知识青年近6000万人左右，总数约8000万人。
注⑥：黄土高原知青留下的骸骨与遗言；这里特指在延安下乡的知青。北京知青在此下乡共有近两万七千人，西安知青三百多人，以及江苏、四川知青少量人。在1969至1974年期间，共有因抢救集体财产献身、因公殉职和因病及各种意外事故不幸去世的知青就达五六十人。其中，给延安人民留下深刻印象是张革、王长翠等人，张革心系延安第二故乡，为他所下乡的村子做了大量事情，在他因病去世之前，仍然念念不忘，特地留下遗言，要把他的遗体埋葬在延安的第二故乡。在张革运回到他下乡的村子时，全村老乡不分男女老幼倾村而出，泣不成声，出村跪拜迎接。
注⑦:在内蒙草原，在勐腊山川，在大漠戈壁和黑龙江畔；在内蒙兵团下乡的北京知青，仅一次在扑灭草原大火的过程中就壮烈牺牲六十多人；在云南、新疆和黑龙江各地，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因抢救国家财产英勇献身这样悲壮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
注⑧：企业改制，机构改革，下海创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为改变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经营管理松弛，缺乏创新活力、效益低下的问题，国家提出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公司制企业、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是原有企业改制的主要形式。企业改制后，经济活力大增。在此大潮中，国有企业大量“4050”人员纷纷下岗，其中占主要比例的是回城工作的知青。一些条件稍好的国有企业给予下岗职工妥善的安排，而大部分下岗职工面对的则是艰难的“自谋出路”。由此，“二次再创业”成为以知青为主体的下岗职工大多数人的唯一选择。
在改革开放初期，因城市就业渠道有限，大量返城知青一度处于无工作状态。为此，邓小平果断地提出了尊重经济规律、扩大就业市场的思路，受到了知青们的欢迎（前门“大碗茶”就是其生动的一例），有效地缓解和解决了这一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日益发展的生产力对与不适应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党政机关的管理体制、职能配置、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以及这些机构人员的组合方式、运行机制等方面需要进行较大调整和变革。自上而下的国家体制改革、机构改革，不仅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使多余的干部人员在“下海创业”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为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知青这一代人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底蕴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充分展现了坚强的中流砥柱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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