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史铁生
一
清华附中，顾名思义，是为方便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子弟就近入学设立的一所中学，建在清华校内，原名成志中学，历史追溯至1915年。学生曾经全部走读。
上午，同学们下了课，三五成群结队回家，吃了饭眯个午觉，再走回教室修下午的课，不用急，一准儿赶得上。高手们算得精准，常常踩着铃声走进教室。清华园离北京市中心的前门或西单牌楼有几十里路。五六十年代交通不便，进一趟城要先走土路到郊区汽车站，等半小时坐上一趟公共汽车，和马车三轮车自行车一起把狭窄的柏油马路拧成麻花，到北太平庄或平安里车站换车，无论怎么运气，也得两个来小时才能到城里。因此，虽然听说城里有历史悠久更传承洋派的名牌中学，对于我们这些偏安清华一隅的小学生们却是可闻而不可及，可羡却无法体验。名震北京的男四中、师大女附中等名校如清华荷花池中的莲花，香远溢清，只可远观焉。比如，我在“小升初”报考学校时，第一志愿是清华附中，第二和第三志愿分别是北大附中和人大附中，离家不远，都在郊区海淀。
“文革”初期，史铁生（右二）和清华附中的同学们在教学楼前
史铁生是城里王大人胡同小学千里挑一的顶尖学生，三道杠的大队长袖标在臂膀上戴了 好几年。这骄人的成绩既培育和巩固着铁生的自尊心，也鼓舞着父母对儿子的期望。他家住城里北新桥附近，汽车电车四通八达，可以选择的城里中学名校很多，为什么第一志愿报考了清华附中呢？
这也许要从清华附中六十年代正经历着的巨变说起。1960年，清华附中在清华北墙外约半里路的一大片稻田上盖起了新楼房，在原有的初中基础上建立了高中部，校舍搬到了大学校门外。六层的教学主楼撑着一身钢筋混凝土骨骼，按苏式超高举架设计建造，在周边大片农田映衬下，显得高大威武，像是羊群中闯进了一头大象，逼得众目仰视。主楼宽大的门庭前伸展出来一个标准的运动场，细细碎石铺成的外周跑道上，画着白色分隔线，两侧有跳高和跳远用的沙坑，可以开展所有的田径运动，也可以踢全场足球。穿过大操场是一座四层的学生宿舍楼，位于主楼正门左前方。宿舍楼西、南两侧，分别是两组篮球场和排球场。
20世纪60年代初，清华附中的同学在做广播体操
在“又红又专”的办学思想引领下，清华大学派来了万邦儒先生担任附中校长。万校长锐意实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招生面向全北京，一时声名鹊起。六十年代，越来越多市内学生报考清华附中，录取分数线扶摇直上，其势头之猛已经盖过101中学，比肩男四中。后来又通过考试在高二年级设立了两个清华大学预科班。把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的优选生源与毕业分配的去向串成“一条龙”供应链，在人们的想象空间里打通了一条成为“红色工程师”的绿色通道。
史铁生家与清华有缘分。铁生在奶奶家长大。奶奶带着铁生的父亲和两个弟兄三家人合住一个四合院——北京草厂胡同39号，三世同堂。铁生的大爷史耀增，1951年1月份从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全家庆贺；史铁生正好在这个月出生，双喜临门。孩子们吃、住、玩儿、念书等都在一起。堂兄妹之间，按一家人实行大排行，铁生是父母所生老大，大排行老三。铁生的父亲史耀琛排行老二，没考上清华，上了北京农业大学林学系，毕业后曾去东北，辗转回京。铁生母亲在北京林学院工作。林学院和清华隔一条马路，对面的清华大学里收藏着父母的梦。
清华大学建在北京郊区一个老王府中，教工寓所、教学楼宇和学生宿舍都被围墙圈起，有如一座小城，人称“清华园”。里面不仅有修表铺、理发店、公共浴室、食堂和合作社商店等全套生活设施，还有古趣盎然的亭台楼阁。例如大学领导中枢设在“工字厅”，这是一座木质结构的王爷府邸，坐北朝南两进大院加上厢房院，组成“工”字形。二进院正房是贵宾接待室，两侧是校长的办公室，北面窗下是一汪清湖，合称为“水木清华”。
水木清华
我和铁生的生长环境不同。我出生在清华大学新林院一座洋式的小别墅里，该别墅原是为美国派来的教授建造的，美国教授走了以后，每栋一分为二，住进两个中国教授家庭。父亲是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母亲在建筑系当排课的职员。我家在1961年搬进一座新盖的五层大楼，17公寓，加上同时建成的15公寓和16公寓，合称“教授楼”。两居室或三居室内大多住着教授，也有少量大学中层干部。同楼邻居里有好几个清华附中同学，男生除了同年级的莫京和方胜，还有高年级的陈小悦和低年级的张铁良、庞沄等，后来一起在陕北插队。我长在清华园内，能当清华的导游，吹牛有底气。自从学会走路开始，知了、蜗牛、马蜂窝、蜻蜓和玩伴们引领我趟过几乎每一条大路小道、每一片草丛树林、每一个操场运动场和每一池河湖水塘。跑电报、捉迷藏、玩打铑、扇洋画、看演出、下围棋、弹玻璃球、焊收音机，还有钓鱼滑冰游泳打球踢球打冰球，带走了我儿童和少年的几乎全部岁月。我中学以前很少出清华园，这园里沉淀了我的所有探索、发现、体验和记忆。墙外大世界，清华小天下，我上初中前的天地只有这么大。
20世纪60年代初，清华附中的学生宿舍楼
史铁生分在初中64-3班。1964年8月29号是新生注册日，清华附中好不热闹。我与17公寓的同楼邻居莫京和方胜结伴，背个书包，骑自行车早早到了学校。“欢迎新同学”几个大字贴在主楼的红绸布横幅上，随风抖得热烈。扩音喇叭里放着进行曲。我不懂音乐，说不出曲名，只觉得心中也有一把小小号角，暗自配合着进行曲的节奏。胸中的好奇心呼之欲出。墙上贴着分班的名单，初中组一共二百人左右，分成四个班。清华子弟大约占了五分之一，熟悉的面孔一个个从墙上的名单中跳出来。我和邻居方胜分在64-4班。莫京分在64-3班，同班还有冯骧，清华子弟中有名的美女。平时狭路相逢，远远的一双大眼睛扫过来，我们几个勾肩搭背的男生赶紧松开手，指着天上说好像有飞机，你看树上的知了叫得怎么这么欢。那时我们区分男女界限，同龄的男女路上碰见几乎从来不打招呼不说话，女孩儿越是漂亮，这界限就越是划得分明。冯骧四年后，与史铁生等十几个同班同学到了延安清平川插队，后来与铁生同桌姚建的哥哥姚元结成了夫妻。巧上加巧，这是后话。孙-立-凡，64-3班一个名字抓住我的眼球，与我的名字只差最后一个字。随后知道，孙立凡原名章立凡，从63级转下来，能文能画，是五十年代中国粮食部长章乃器的小公子。父亲民主救国，半世英名，1957年当了大右派，一夜之间变为“臭”名，儿子只好改姓为孙。章立凡后来成了史铁生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史铁生是住校生。学校专门组织排子车，到清华门外的公共汽车站接远道而来的住校生，这些新生大多来自北京城里，也有少数海外归侨。我们走读生忙着为住校生搬行李，送到宿舍楼里去。这宿舍楼平时有门房把守，外人和走读学生不准入内串门，今天是例外。大多数行李是那种用绳子捆成井字形的被褥包，让人联想起当年志愿军出征朝鲜的装束。打开背包，里面通常夹着两三件换洗内衣和袜子。大多数人还手提一个线绳编织的大网兜，里面装着脸盆、水杯还有牙膏，内容一目了然。历时三年的全国性饥馑高潮刚刚退去，肚子里饿鬼的歌声依然余音袅袅，吃饱饭是每家人的头等大事。日用品和食品凭票供应，都缺。家长们用有限的工资在生活必需品的底线上权衡取舍。学生没有行李箱，也没有多余物品。从被子的花色上，我能大致猜出新同学的家庭沿革，比如，带黄绿色铺盖的一定有军人背景，大约占新生比例的五分之一左右。
史铁生住校的宿舍环境如何？我在注册日第一次造访宿舍楼，印象深刻，有些细节记忆犹新。这是一座四层的砖楼，第一至三层是男生宿舍，第四层是女生宿舍。一律筒子楼格局。楼层中间贯穿一条黑幽幽的甬道，两边各是一溜寝室，每间房里支着四个上下铺架子床，睡八个学生。室内中央吊下来一个白炽灯泡。没有地方放桌椅和其他家具，读书学习一律在教室或床上进行。公共盥洗室在甬道中部，转进门，左右两个水门汀长方型浅水槽，用来放洗脸盆；两队自来水龙头一字展开，个个向前伸着脖子。对面是公共厕所，便池子翻卷出一股尿骚味。我想象学生体育课归来，齐整整站一排，恣意挥洒男孩子的霸道。男生楼层有一种特有的味道，是水汽蒸发着的汗腥味儿、胶皮鞋味儿，还有劣质的肥皂味儿。上了三楼再向上望，见到通向四楼的半层转折处挂着“男生止步”的告示，上面显然是传说中的女生宿舍。心神游移之间，一群女生鱼贯下楼。脚步声卷下来阵阵好闻的香味，沁入心肺，分不出是香皂味儿、雪花膏味儿还是天然的体香。一阵说笑声，银铃一般甩在楼梯上，在我的好奇心上又洒下一把谜语。这楼里充满了活力、浪漫和未知。史铁生在这宿舍楼里住了大约三个年头。
同学们的组成多样，背景复杂，学生中还有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孩子，首长秘书偶尔在假期和周末坐车接送他们。这些学生与其他学校的高干学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对政治敏感，1966年创建了全国第一支红卫兵，清华附中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前沿阵地。与红卫兵交往，参加政治运动，给了史铁生留下了一份深刻的体验。这是铁生观察道德冲突、理解人性本质，以及后来思考政治哲学的起点，铁生多次和我提到。铁生一直与红卫兵创始人中的阎阳生、张晓宾、卜大华等保持联系。老红卫兵张承志成了名作家。他们一起回望历史，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时代的潮起潮落，世事沧桑。
清华附中红卫兵部分发起人，左起：宋柏林、王铭、骆小海、张晓宾、邝桃生、袁东平、卜大华、阎阳生
第一次听到史铁生名字是在开学不久的语文课上。教语文的董老师告诉我们，邻班史铁生在课堂上读了他的作文，写他小学一位老师，不但文笔好，而且朗读时声情并茂，全班听了一起感动。课后同学反响大，好评如潮。当时，语文教学方法之一是选出优秀的学生作文，让学生自己在课堂上读。学生在擂台上过招，既锻炼心理素质，又促进参与式教学，是清华附中精英式语文教学的一大特色。语言是对世界的观察与描绘，它把感知到的世界，通过想象与联想连接成意义，打破认知的混沌和迷茫。认知是心灵的开端，是“我”的诞生。铁生早年把直接与间接的经验用丰富的语言形成结构，在中学先声夺人，引起回响。铁生有语言天赋，或者说语言能力表达了他的创造力天赋，而创造力是心灵能力。弗洛伊德在《超越唯乐原则》中分析天赋中的生本能情节，这强大的本能要求创造与更新，抗拒死亡。
董玉英老师从师范大学毕业不久，是我们的班主任，给64-3和64-4两个班教语文课。她严肃起来的时候，美丽的瓜子脸一绷，两只大眼睛眨得天真，眼角藏不住笑意，我们都不怕她。董老师的丈夫王玉田是音乐老师，在隔壁史铁生所在的64-3班当班主任。有了这层关系，两个班之间消息灵通。上音乐课，王老师指挥唱歌，一手弹钢琴，一手打拍子；头左右摆动，口型、眉毛和眼睛都和我们说话。现在想起来，眼前一座会动作的雕塑亮相。王老师会作词会作曲，能拉、弹十几种乐器，是个音乐天才。进清华附中伊始，一口气组织成立了民乐队、交响乐队，还有话剧队、歌唱队和舞蹈队。自编自导一出大型歌舞剧，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有文艺特长的同学，每天下午最后一堂课难熬，手脚在胸中舞，乐曲在心里流。下课铃一响，学生们飞奔到各自的文艺活动室。萌动的青春无处安放，王老师像一块磁石。同学们在艺术中陶冶心灵，放飞创造力。两位老师那时二十五岁上下，新婚不久。
史铁生的这两位老师是一对残疾人。残疾和死亡这两个词不仅仅是概念，它们以鲜活而残酷的面孔早早地走进史铁生的人生词典。董玉英老师患小儿麻痹后遗症，走路跛行。王玉田老师有更深重的残疾，先天性心脏病，左右两个心室之间有多个孔洞，无法手术修补。在肺脏里充满了氧气的新鲜血，刚回到心脏就又和富含二氧化碳的静脉血混合，造成慢性缺氧；平时嘴唇泛着微微的紫色，只能慢慢走路，不能跑，不然就喘不上来气。更惊人的消息在同学中不胫而走：阜外医院的专家判定王老师活不过三十岁！我们好像看见死神追赶着王老师，步步紧逼。王老师奋力捕捉身边流逝的每一分钟。为了造就和实现人生理想，他在和时间赛跑。与两位老师朝夕相处，设身处地，学生心里对他们充满敬重。王老师最后在学生们为他组织的专场音乐会舞台边倒下，史铁生那时正举着鲜花要献给他。几米的距离，死神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现身，分秒之间天人永隔，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铁生在纪念王老师的文字中写道：“我最终从事文学创作，肯定与我的班主任是个艺术家分不开，与他的夫人我的语文老师分不开。在我双腿瘫痪后，我常常想起我的老师是怎样对待疾病的。”铁生还写道：“……恰似我们当年。纯洁、高尚、爱和奉献，是他的音乐永恒的主题；海浪、白帆、美和创造，是我们从小由他那儿得来的憧憬；祖国、责任、不屈和信心，是他留给我们永远的遗产。”
“你们班的史铁生是哪个呀？”我抓住课间休息的时候小声问莫京。顺着他的眼神指引，我在楼道里看见了他。大约一米六的个头，身体修长，在初一年级组里显得相当高，据说上课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史铁生胸背微微向前倾，走路有点外八字；眼睛小，目光沉稳；圆而大的鼻头实实在在端坐在脸庞中央，威风八面；上唇两撇淡黑色的胡须给面孔增添了几分老成，举手投足之间透着稳重、潇洒和自信。长成这样的人，思想多复杂呀，语文当然好！我心里念叨着，对史铁生肃然起敬。
史铁生不但作文好，朗诵更有演员风范。一首《黄山松》诗歌被他朗读得抑扬顿挫，仿佛舒展出一幅画卷，一股神韵。同学们听得心弦颤动，如醉如痴；他在全年级有名。我从心里崇拜史铁生，联想起我们班的王贞平，文史大家王利器的公子，也是坐在最后排的高个子；两只大眼睛陷在脑门下，宛似两口深井，眼皮眨几下，嘴里就能吐出一篇作文。站起来朗诵，窗子玻璃跟着震响。
无线电做媒，我在第一学期正式认识了史铁生。开学以来，我焦急地盼望着老师通知无线电小组的集中活动时间。清华附中为新生开列了多个业余活动小组，每人根据自己的爱好选一个到两个。除了各种文艺、体育小组以外，还有无线电小组；我开学就报了名。五十年代，清华大学电机系分出师资，成立无线电系。清华附中六十年代初设立业余无线电小组，开发学生的专业兴趣，培育后继人才。组装收音机，俗称玩儿无线电，是清华子弟中流行的时尚。我经常跟着哥哥到清华主楼后面翻查无线电系倒出来的垃圾，捡选可用的电容电阻。礼拜天早早进城到西四“丁字街”，等待工厂运来论斤称的废旧零件。哥哥经常一宿一宿地焊收音机，我也动手，实在熬不住了，搂着线路图歪倒睡着。无线电是我的特长，是维护自尊的本钱。我想象着在活动小组里耐心地给别的同学讲解，从矿石、真空管、花生管一直讲到晶体二极管、三极管，从放大器讲到超外差式收音机原理。这小组里或许还有女生，让她们知道我聊起无线电来能上天入地，并不结巴。
一月一次的业余小组活动日终于到了。我下了课，一步三个台阶窜上四楼。进了物理实验室，见里面只有老师一个人做准备。离开始时间还差半个钟头呢。宽阔的大教室摆着好几排试验台，桌上散放着各种零件和装着小变压器的胶木底盘，还有插着电的烙铁，空气中飘着熟悉的松香和焊油味道。这是我的天堂。
记得先进来的是高一的新生。“你在小组里想焊点儿什么？”我问他。我这个“焊”字相当于棋手对弈先请对方亮出“段”位，是在“丁字街”换零件的行话。如果是矿石收音机，那就还没入段。能做晶体管外差式调频收音机，就是高段。“我想用学校的示波器焊一个电视”，他回答得平和。我听得心发慌，好像一口吞进两个煮鸡蛋，噎得直揉肚子。
门口进来两个同学，前面的是莫京，后面进来的竟然是史铁生！莫京向我正式介绍，这是我们班史铁生，功课特好。你也喜欢无线电？我脱口问道。铁生慢声回答说，试着装过几个收音机，随便看看，学习学习。史铁生也爱好无线电！我始料未及。莫京是无线电高手，话匣子打开。史铁生插话不多，偶然问几个问题让我惊异。比如他问，把高频放大管的栅极用可变电阻微调短路控制高频放大器的自激振荡，是不是比使用负反馈电路更简单有效？聊到音频电路时，铁生说推挽式放大方式像是合唱团里高、低音部互相配合，不但输出功率大，音域也能加宽。听史铁生的问题，我想，天下怎么会有这种多面手？会朗诵，会作文，还这么懂无线电！我原以为玩儿无线电是清华子弟的专利，高手云集，现在突然觉得清华的天地真小。观察着史铁生，回顾上中学以来的见闻，再审视自己，我觉得自己像是井里一只张着嘴看天的大蛤蟆。一来二往的熟悉了以后，我知道了铁生更喜欢无线电或者美术，根本没打算报名参加朗诵组或其他的文艺表演组。他想上清华大学，读理工科。假如没有后来这么大的人生曲折，我想象他会成为一个建筑设计家，或者物理学教授，或者工程师。虽然他的作文好，我敢打保票，史铁生绝不会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不过，命运专指未来的不确定性，是人生的迷途。命运历来不相信预测，也不兑现保票。
史铁生中学时代的标准像
我和史铁生不在一个班，却交了朋友，缘分真是个奇妙的东西，老天爷的安排。清华附中以班为中心形成集体。我所在的64-4班和史铁生所在的64-3班虽是隔壁，却很少一起活动，即便一起活动也带有竞争性质，比如体育比赛，比如数学竞赛。我们和自己的班集体共呼吸，同荣辱。除了先前的熟人，陌生同学之间深交朋友的几率几乎是零，这种现象到文革后才改变。这是当今在社交网络中打破时空局限，聊友遍天下的年轻人所难以想象的。
这缘分在1969年去延安下乡时起了关键作用。我们坐大卡车到了延安以后，按班级分配插队落户的村子。我不知为什么，被同班女生“开除了”，说我是赖皮，不让我进64-4班所在的生产队。学习委员邢仪向我宣布的时候，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下农村修地球都被开除，难道让我当外星人？史铁生出手相救，说服64-3班的十几个男女同学接纳了我。我随后带着一个比铁生小三岁的“拖油瓶”李子壮——清华大学“黑帮”李传信的大儿子，挤进了史铁生、曹博、钟兴华的窑洞，睡在一个炕上，一起喝了几年清平湾的水。
史铁生对清华园充满好奇。我带着他走小路探访过园中名胜。
比如“断碑”。1926年，日军侵入中国内河，遭冯玉祥部队袭击后，英、美、日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引发学生强烈抗议。总理卫队向示威学生开枪，打死了清华学生韦杰三。清华师生悲愤难平，从圆明园废墟中移来一个大理石圆柱，树立在 “水木清华”北山坡秀木丛中，用以纪念遇难的清华学生。石柱底座坚实，柱身挺拔上耸，突然被拦腰截断。栋梁之材，横遭腰斩，凹凸糙切的断口上好像还淌着青春的血。铁生望着这用生命写成的象形文字，流连忘返。他惊叹清华学子的创意，体悟宁折不弯的壮士情怀，扼腕之情无以言表。
比如 “荒岛”。这是被美丽的荷花池团团围住的一座孤岛，长着密密的参天老树，多年的落叶无人打扫，铺成天然地毯。举目四望，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就在眼前，我们轻轻走进画里，时间在静谧中停止。史铁生二十一岁惨遭“腰斩”，下肢瘫痪，在生命哲学上进入“荒岛”扶轮问路，难道冥冥中有上帝启示？
铁生上中学期间是圆明园中常客。去散步聊天，去读书思考。圆明园占地三百五十公顷，与清华附中隔一条马路。这个曾经敛聚世间珍稀无数的皇家园林式建筑群，荒凉，颓敝，杂草丛生。随手捡起一块碎石交给文物研究者，说不定能考察出云南或福建的原生籍贯。一条小河从西向东贯穿其间，曲曲折折，不同季节的水量和流速各有特点。我是个抓鱼迷。在1961年搬到清华西门内的公寓楼以来，与圆明园的这条河结下不解之缘。
我经常和住在成府镇的几个工人子弟来这里钓鱼、网鱼、淘河。“淘河”，也称为淘鱼，是选一段狭窄河床，把上、下游用泥土堆成水坝，形成一个小水潭，用容器把水舀干，竭泽而渔。星期天早上，偷走母亲的高腰雨靴出门，顺手抄走一个小脸盆，差不多半下午时候，水利工程大功告成。小鱼在浅水中翻跳，泥鳅把淤泥钻出气孔。傍晚，这些可怜的小生物变成马连草上一串串“鲫瓜子”，还有小手指长的“川丁儿”和开过膛的泥鳅。晚上，铁炉里的蜂窝煤舔出火苗，铁锅里的小鱼和姜片在白汤中上下翻滚；香味儿经常引来邻居陈小悦家一只瘿瘦的老猫，卧在饭桌下，喵喵的叫声和我们的肠鸣一起奏响。这是不受“副食本”或“肉票”定量限制的蛋白质，对于正在蔓延的水肿病疗效一流。
开学不久的一堂历史课别开生面。晴朗的秋日。清华附中的学生得天独厚，老师特意利用上课时间，安排我们凭吊一百多年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遗址，为了给停滞与空洞的历史课支起新架构，输入新内涵。老师领着初一学生，整队横过清华附中西门外的马路，走大约一百米的乡村土路，向左转，上一条从乱石和蔓生的灌木丛中挤出的小道。路径曲折，树叶过滤后的艳阳把队伍排出层次。纷乱的脚踏在被旧日风雨和泥泞揉搓过的脚印上，路上一簇簇踩不死的皮筋草，纠缠着同学们的脚步，陪伴我们走进历史深处。
史铁生第一次见到圆明园的“西洋楼”遗骸：历史露出可怖的獠牙，残存的欧式门庭和高大的罗马柱兀立在嶙峋杂陈的碎石堆中，像是荒野中被群狮撕扯分食之后遗弃的羚羊骨架，血肉尽失，几根断裂的肋骨无奈地指向天穹。我们三五成群地爬了上去，观看和抚摸大理石上精雕细刻的艺术纹理，石面吮尽万千工匠血汗。老师讲解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成群的清兵受命抵抗，用大刀和长矛杀入洋枪洋炮的硝烟，以父母养育的血肉之躯迎接钢铁铸成的子弹，血流成河。无数鲜活的生命瞬间化作千古孤魂。慈禧太后惜命自保，仓惶西逃，一路车辇散落、威风扫地。老臣跳入福海，尽忠城邦。圆明园凝聚中华建筑与文化辉煌，见证侵略者的骄狂和当权者的柔弱。圆明园，自1860年英法联军浩劫，辉煌不再，遭人遗忘更忍受百年孤寂。
圆明园和地坛是北京当年两座最大的废园，它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模样和方式融入史铁生的世界观，它们曾倾听人世间最蓬勃的一片心语。历史教科书被王者承包，是英雄和胜者的赞歌，选择性偏见充斥其间，一旦写成即成局限，进入时代价值观的樊笼。真实的历史是丰富多元的个性人生，用生命和血泪铺成。历史中充满了仇恨和破坏，映衬出爱和美的稀缺与可贵。史铁生后来在写作中追问历史的本真。难道人类的美好创造仅仅是为了少数人的骄奢享乐？仅仅是为了给英雄写意权力与欲望提供一方画板？那些奉命抵御外国侵略者、保卫京城成群倒下的士兵哪里去了？生命的意义和人性的祈盼在燃烧了两天两夜的圆明园烈火中是否化为永远的虚无？战争中即便得胜，又怎么样？“一将成名万骨枯”。铁生在《病隙碎笔》中借用赵子龙枪下的死鬼遥想历史中死去的兵丁们：“某一无名死者，曾有着怎样的生活，怎样的期待，曾有着怎样的家，其家人是在怎样的时刻得知了他的死讯，……，好像这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在某一天消失，就是为了给他的亲人留下一个永远的牵挂，就是为了在一部中国名著中留下一行字……。当然，他不必非得是名人，是个普通人足够。但一个普通人的心流，并非普遍情感就可以概括，倘那样概括，他就仍只是一个王命难违的士兵，一个名将的活靶，一部名著里的道具，其独具的心流便永远还是沉默。” 在铁生眼里，历史不是那些编年表里枯燥的数据抽象，普通人是史诗的主角。被省略的人性在铁生笔下东山再起，回归故里。史铁生讲起甘少诚未完成的创意：“用青铜铸造一千个古代士兵的首级，陈于荒野，面向苍天。我因此常想象那样的场面。我因此能看见那些神情各异的容颜。我因此能够听见他们的诉说—一千种无人知晓的心流在天地间浪涌风驰。”
1966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圆明园举帜造反
1966年5月29日，就是在圆明园的乱石中，一群清华附中学生草创了红卫兵组织。呼啦啦的一面大旗，红艳艳的一片片袖章，清华附中学生独领风骚，带动起了全国的造反热潮。红卫兵6月份第一张大字报中写道：“……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同学们仿佛一夜之间大梦初醒。世界翻覆，我们走出历史，我们创造历史，我们就是历史。
史铁生喜欢几乎所有的体育活动，乒乓球、羽毛球、排球、篮球都能上手。我的记忆中保留着他在宿舍后面篮球场上带球上篮的样子：虚晃一下身体，拍球过人，跳起来转身侧手投篮。虽然弹跳不高，姿势蹩脚，但投篮命中率挺高。铁生说他第一喜欢田径，第二喜欢足球，第三才是文学。
清华附中的校运动会是个盛大节日，也是演出会。操场四周插着各色彩旗，闪眼，撩得人心里痒痒。树杈抱着高音喇叭，吆喝得树叶随之沙沙鼓掌。主席台设在二楼一个又长又宽的大阳台上，那是体育泰斗马约翰在开学典礼那天给我们训话的地方。他穿一袭运动短衫，双肩挎背带裤，踏一双皮跑鞋，在麦克风前原地跑步，“要动，要动呀”，他满口的福建客家话只有这两句我能听懂。咔咔的脚步声顺着扩音器张扬到空气中，把风吹皱，穿透耳膜鼓舞全身细胞，同学们的腿不由得跟着跃跃欲动。我小学六年级跳远还行，3.69米，得了年级第一。到了中学，同学里强手如林，只能当业余拉拉队员了。不过旁观者独享旁观的乐趣。高年级女生穿着紧身运动衣，膨起的前胸和短裤下露出的白皙皮肤，引人想象，令我眩晕。跳高项目最引人注目，我的邻居陈小悦几步轻盈的助跑，猛然起跳，悠忽忽地带着我的骄傲一起过杆，全场欢声雷动。短跑和跨栏最有看头，从各就各位到决出胜负，分秒钟就结束，紧张刺激。还有4X100米接力，手中的接力棒传递的是班集体荣誉。起跑枪声一响，人人都是拉拉队员，“加油”声浪此起彼伏，阵营分明。
铁生在体育比赛中发现自我、体验极限，对体育的爱好跟了他一辈子。年代久远，我从记忆里挖出来的是一个个同学跑步的姿态和表情。比如陈小悦代表预科64-1班跑接力第一棒，三级跳远的范儿，一步顶人家一步半，对手小步紧捣，各有各的高招。高63-1班郑光召，就是后来写《老井》拍成电影的郑义，铅球第一，人称“郑大块儿”，铁生形容他“小腿上的肌肉像是挂着两个灯笼”；跑百米接力最后一棒，呲牙咧嘴像一头野驴。冲刺的时候身上一坨坨铁疙瘩般的肌肉上下抖动，像是周身绑满嘶嘶冒烟的手榴弹，瞪着眼要跟谁同归于尽的架势。我们初64-4的班长王志平一边跑一边把脑袋往地下甩，像油田里的磕头机，直接跟地球过不去。史铁生代表初64-3班比赛80米跨栏。他跑步姿势奇特，外八字脚带着上身打晃，两个胳膊肘横着往外摆。跨栏决赛枪声响了，史铁生和王志平跑在最前面，不分伯仲。史铁生的跑姿有点像螃蟹。那意思是说，你们都离远着点儿，我来了，一股子横劲儿。每跨一个栏，头左右一摆。跨过最后一个横栏时已经领先，脑袋向前一挺，冲刺，齐活，第一名！我跳着脚嗷嗷叫，跟大家一起为史铁生叫好，心里说，史铁生你什么都行你太厉害啦。
在清华莫宗江教授家里，史铁生和我第一次见到了大量裸体画。
记得是初一结束放暑假的一天，我和史铁生在同学莫京家里玩儿。先是聊无线电，又闲扯别的事，说到班里同学唐若庭的父亲见过鲁迅，又聊到吴承露老师上美术课太逗了，像是说相声。莫京说我爸出去了，一时不回来，咱们去他屋里看看美术书吧。莫京知道铁生喜欢画画，在附中里已经颇有名声。莫京的父亲叫莫宗江，是清华建筑系教授，梁思成的主要助手。据说古建筑描图水平极高，天下无双。我们一进屋看见一个巨大的桌子，上面铺着一层层的建筑设计图纸，烟灰缸内堆满香烟头，屋里弥散着浓重的烟气，简直入木三分，家具似乎都被熏黄了。一面墙竖着几个大书架，莫京从一大排精装书中抽出来一本拿给铁生。是日文版的《世界美术全集》。莫京出去买东西，让我和铁生先慢慢翻着看。是外国油画。我不喜欢画画，看不懂艺术。他看得津津有味，说这个画叫《最后的晚餐》，那个叫《夜巡》。突然，我和铁生同时愣住了，一个美丽的西洋少女从书里站起来，一丝不挂，两只丰满的梨状乳房上点缀着两颗粉红色乳头，丰韵的臀部线条和下身细节毕现，栩栩如生。我顿时感觉脸上血管贲张，不知所措。偷眼看史铁生，他也是满脸涨得通红，直达耳根。缓过神来，他急急地把这页翻过去，停留在一个静物油画的页面上。文革前是性禁锢的年代，在十几岁的少年思想里，裸体女性是罪恶的影像一时，谁都不说话，是不知道说什么，房间里除了心跳没有其他响动，此地无声胜有声。过了一会儿，神经恢复镇定，接着向下看。裸体女性的画儿真多，有各种姿势和场面，有的还抱着长翅膀的小天使。我们都聚精会神地看，每隔几页就有裸体，铁生故意把这页快点翻过去。心照不宣，我们都暗地里盼着下一幅画又是女性裸体。最后带着犯罪感从莫教授家里出来。看色情图片是流氓罪，最低限度是劳动教养，街道办事处贴的公安局告示上写得明白。
黑帮入伙的首要条件是一起参与犯罪，比如共同杀人，之后才能死心塌地，同生共死。我和铁生也第一次共同“犯罪”了，至少是“思想罪”；自此，我们的关系突飞猛进。我们开始交流内心，敞开各自心中的“秘密”。
我向史铁生披露了不为人知的心曲，讲了开学第一天上语文课遭遇的难堪，这事一直压在内心深处，让我抬不起头来，是一处无法愈合的伤口：我小学语文不好，侥幸考上了清华附中。新人事新开端，是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拿到初中语文课本，当晚认真预习第一篇课文。对着镜子反复大声朗读，直到流利顺畅，把自己听得陶醉。第二天上课老师要求阅读这篇名为《春》的课文。一人读一段，请举手。真是正中下怀呀，我头一个举手。老师指着我说，你给大家开个头吧。我腾地站起来，大腿碰得桌椅一阵乱响，手一松，书跌落在地上。赶紧弯下腰捡书，耳朵里灌进来一阵笑声。站起来眼睛瞄准课本，突然听见空中鼓声大作，振聋发聩。环顾四周，同学都在静静地看着我，这才发现是自己的心脏撞击胸膛，咚咚的响。这鼓点让我方寸大乱。读了开头的两句，课文远远传来，绝不像是自己的声音。昨晚烂熟于心的板眼化成一团黏液糊在口中，把舌头死死地粘在口腔里，上下嘴唇失去控制开始打架，“只闻朱帘响，不见玉人来”一个字也读不出了！空气凝固。全体师生屏声静气，等了足有一分钟。没有一个人笑，毕竟是清华附中的素质。老师看出端倪来了，和蔼地对我说，先歇歇，下回再读吧。我汗如雨下，狼狈地坐下来，太阳穴怦怦地跳。我无地自容，恨不得变成一只鸟从窗子里飞走，飞得越远越好，再也不回来！自此以后，我上数学课时兴高采烈，上语文课时一言不发，总是害怕老师叫我站起来回答问题。
铁生问我，语文不好你是怎么考上清华附中的呢？我考上清华附中全凭运气。否则无缘相识铁生，我们必将一生陌路。是呀，要想长大，这语文是躲不开的。特别是小学毕业考初中，全市统考，老师集中判卷，要靠硬碰硬的真功夫。母亲知道我着迷算术，大概能考高分，语文底子薄，写字像“狗划拉”，和我一起忐忑不安。考试前给我减压说，考不好没关系，咱们上人大附中也行。打开作文卷子一看，题目是《我的家庭》，这不就是写身边的事吗，我心中暗喜，感谢老天爷长眼。先是家庭成员介绍，捡好的说呗。比如父亲用自己的故事教育我，留学美国后辞去通用电气公司的位置回国服务；母亲鼓励我做好事，小时候偷走家里的衣服给了街上的“叫花子”，回家没挨说。到了写我的哥哥，全是拿手好戏。比如他带着我探访清华园生物世界，养刺猬放鸽子一把好手；学习朱汉成把父亲的皮鞋底子割下来做化学试验，熬成胶水，粘蜻蜓粘知了跑不了。还写了1961年父母带我到101中学看望哥哥，他敢用小脸盆吃饭，不拍撑死，一会儿功夫洒了好几泡尿。他教我安装无线电，长本领建设伟大祖国。“狗划拉”笔走龙蛇，蒙倒判卷老师不上税，高分录进清华附中。没想到上了清华附中这语文要求越来越硬，我的朗诵、作文、汉语、古文的缺陷尽然暴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越急越退步，信心跌至谷底。
铁生告诉我别急，语文不难，先下功夫背书。作文也不难，可以先写日记，试着把观察的东西和想法记下来。朗诵的关键不是简单的读字，是先理解，读的时候把感情灌进去，不要想别的。你平常不紧张的时候说话不是可以不结巴吗？你得自信。我听了觉得铁生够意思，没有看不起我，真心帮我。现在看来，我天生过于敏感，初中已经出现焦虑症状。心理压抑无处宣泄，如果没人疏导，信心可能难以恢复。铁生和我谈到了他对学校一些现象的看法和批评，比如谈到大多学生只关注课本知识，不愿独立思考，学习不求甚解，还自以为是。铁生越说越恳切，面容越来越严肃。我也匆忙随声附和。铁生平时话少，相当随和。这时说话有板有眼，含着一种目空一切的内在骄傲感，看得出是个有理想的人，但这理想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不甚了了。我不再对铁生防备，给他讲小时候理想形成的过程，惹得他大笑。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数学家。
我家在清华新林院的住所，和华罗庚家是近邻，他那时是科学院数学所的所长，研究本部设在清华。中苏友好期间，苏联专家送给他一台红宝石牌电视机，放在客厅里，在我眼里这是世界级珍宝。清华全校还有一台黑白电视，放在工会活动室，每周六晚上开放三个小时，小孩谢绝入内。我那时刚上小学。听到华罗庚的儿子华光给自称“清华园四少”的几个哥们儿报告，今天晚上电视里演电影，打仗的片子。
华光比我大六岁，是“四少”中的老二，长得最像父亲，顽皮无比。老三叫吴文北，生在法国，会说外国话，比我大五岁。父亲吴新谋是留法的数学家，1951年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带着金发碧眼的法国夫人和孩子们回国组建科学院，全家入了中国籍。法裔母亲爱情至上，跟丈夫回国以后几乎不出门，出门怕被成群的小孩围观当活电影看，在家里一心相夫教子，一共生了五六个孩子。孩子名字中间一律是个“文”字，最后一个字分别为东、西、南、北、中……表示全球一家人，世界大团结。“四少”中跟班的老四是陈小悦，比我大四岁多。父亲陈樑生是哈佛博士，清华水利系教授，思维逻辑极其严谨，却一生看不懂故事片，因为时间、空间经常被“蒙太奇”，违反基本科学原理。母亲高恬惠是清华附中高中语文老师，曾是厦大中文系高材生。小悦听见晚上看电视的消息摩拳擦掌，说今儿个天黑得怎么比往常慢。我哥孙立博比我大7岁，翻墙上树身手敏捷，是公认的掌门老大。
我晚上无心吃饭，肚子里一只小兔子乱挠。晚饭后队伍集合，华光开路，小悦押后，四个人开正步跨过小路，去华罗庚家。我默默跟在小悦身后，胸中响着打仗电影里的冲锋号。华光的母亲开门，“四少”依次进门，押后的小悦用手一把把我搡开，回头压低嗓门瞪着我说，小孩不许进！大门随即关上。我听见屋里“华伯母好、华伯母好”一声声叫得亲切。我被关在门外，敢怒不敢发作，这“四少”我谁都惹不起。情急之下，我搬来几块砖头摞起，踩在上面，把头探在玻璃窗前。对面不远处正好是电视机屏幕；也行也行，今天晚上就看无声电影吧。没想到陈小悦看见我在窗子上露出的半个脑袋，顺手拉了窗帘，眼前顿时一片黑暗。我气得在外面跳脚，天不应地不应。无奈，我对着电视的方向，狠狠地洒了一泡尿，嘴里突突突响着机关枪，左右扫射，算作报仇解恨。独自回家路上，我心凄凉，仰头看着星空，下了决心。华伯伯不就是个数学家吗？我要当世界上最棒的数学家，家里也有电视，就我一个人看，谁也不让进，求也不行！我的人生理想由此确立。
史铁生的理想和我的“理想”绝不是一个定义，他考虑的问题复杂得多。这么说吧，他那时的理想更像是一团一团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给他引起的不安和烦恼。何以见得？初一结束时，史铁生成了全年级公认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顶尖学生之一。本应戒骄戒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却在1965年秋天干出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来，发生在64-3班语文课堂上，险些升级酿成大事，误了前程。起因是一篇作文，议论文。铁生一直思考的理想观问题与这个题目不谋而合，于是洋洋洒洒写了好几千字，自认为有文有论，是迄今最得意的一篇文章。初二的语文改由王潄瑱老师教授，王老师判作业给了他八十多分和一个不错的评语。语文课上，王老师给学生点评作文，解析文章主题，规范议论文思路。史铁生显然对王老师的观点不以为然，或许对老师给自己作文评语不满，静静的课堂上突然打断王老师，嘲讽地郎声说道：“难道你要把今日之课堂变成昔日秀才之朝吗？！”当场给王老师下不来台。六十年代的课堂文化，讲究师道尊严。平时，同学中心里嘀咕老师者有，私下议论老师者有，在大雅之课堂与老师四目对视、发出如此狂言者，绝无仅有。四十多年过去，同学们今天忆及此事，对当时情景印象深刻。清华附中校风严厉，对学生违纪坚决处分，毫不留情。在课堂上当着全班学生公然挑衅老师，扰乱课堂秩序，落个骄傲自满的名声不说，还有可能招致处分，后果不堪设想。同学们谁也想不到，平时谦逊、儒雅、寡言、腼腆的史铁生做出如此狂妄不羁之举！
堂堂正色之下，史铁生哪里知道王老师的一片苦心？王老师阅历丰富，人生经验老道，来清华附中教书前曾任社会学泰斗费孝通的助理。王老师看了史铁生的作文，有些观点与丈夫当年的右派言论简直同出一辙，心惊肉跳之余，心里着实喜欢史铁生，有出息。可这孩子年轻气盛，表达观点口无遮拦，早晚是要倒大霉的呀。王老师的丈夫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常迵教授，1940年清华毕业，1944年赴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和哈佛拿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国成了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志得意满。1957年3月，他在《新清华》报上表达自己的办学观点。在“关于培养目标问题”一节中，他批评了工程院系“将目标只是放在培养一个工程师的短浅眼光”。很快，“反右派”运动开始，他的办学建议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成了“向党进攻”的口实。一篇文章，几点直抒胸臆的意见，“右派”的帽子从天而降，端端正正地扣在脑袋上。常教授降薪降职，调离岗位，一夜之间，前途暗淡。从此一家人本本分分做人，纵有天大本事和抱负又如何呢？史铁生太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怎知世态炎凉，环境险恶，怎知王老师用苦难换来的人生智慧，暗中保护史铁生的一片护犊之心呢。
下课以后，王老师苦口婆心给史铁生解释。终于化干戈于无形，把事件压了下来，避免了一次轩然大波。事有凑巧，一学期以前发生了高干出身的学生熊刚打普通出身的学生娄琦的事件，熊刚是红色特工之首熊向晖之子。附中五楼大教室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席卷而来。这件事到底算作一般孩子打架，还是必须当做政治问题严肃处理呢？附中师生此时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冲突中，无暇他顾。
斗转星移。多年后，铁生和校友在看望王老师时，聊起他的那篇作文。王老师与铁生戏说那声不知轻重的拍案质疑，赞赏铁生那种善于独立思考，踌躇满志，不墨守规范，而敢与师长叫板的气势。王老师学着少年铁生的口吻说：“难道你要把今日之课堂变成昔日秀才之朝吗？”惟妙惟肖，大家都捧腹大笑。拿着学生送的新出版的小说集，老师骄傲地说：“你看你，还真成了今日之秀才啦！”
清华附中校庆日，史铁生和王漱瑱老师在校园里亲切交谈。
史铁生性格内敛，长于思考。批判性思维偶尔露出头角，以上实例可见一斑。他好奇心和求知欲都强，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是个好学生。与此同时，看似简单的世界张开暗道机关。教育活动和语言知识中所包含的对世界本质的假设、认识社会的框架、惯性思维的定式，无孔不入地渗透受教育者的思想，雕琢人生价值观。史铁生谈到他孩提时的感觉，“与世界最初的相见就是这样，简单，却印象深刻。复杂的世界尚在远方，或者，它就蹲在那安恬的时间四周窃笑，看一个幼稚的生命慢慢睁开眼睛，萌生着欲望……”
史铁生有时周日不回家，和我们几个走读生在清华园里“放浪形骸”。那时全国每星期上六整天课（班），只有周日休息。下了周六最后一堂课，我们在宿舍楼门口汇合，穿过排球场向左转，就上了去清华园的碎石子路。有时得溜边儿走，甚至得跳下土路，在农民的稻田埂子上扭起秧歌步，把正路让给飞车回家的人流。铁生喜欢边走边吹口哨，歌曲随性而来，音和调都准，功夫一绝。经常吹的曲调有电影铁道游击队主题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音调悠长。我们也跟着哼哼。落日的余晖就果真悠悠地照进心里，驱走功课紧张带来的恼人心绪，换成轻松心情。等口哨领着我们“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时，我们大约已经进了清华北门，急行军到老体育馆附近，离清华照澜院的合作社不远了。到了商店，我们照惯例先打点儿零食，喂喂肚子里的馋虫。一人先来一包方便面。不用泡水，直接用手掰着吃，又香又脆，解饿。腰包硬的时候，搭上六两粮票，再秤上一斤硬脆的江米条或者排叉。油足！一人一大把，眨眼间爪儿净毛儿干。吃完，腮帮子阵阵发麻，手指头上留着黏手的糖末。要是赶上大家凑出来的钱净是毛票和钢镚儿，说明“临时政府”眼看发生赤字，就只好咽咽吐沫，节约开支。一人凑合一包大米花，占嘴不占肚子。外带一大坨酸枣面儿，便宜，耐吃。酸枣面儿是野酸枣晾干，带着枣核一起磨成粉，加上糖精压成棕色块状物。进了嘴先是酸中带甜，到了嗓子眼变苦，咽进去慢慢品，苦涩中又有回甘。边走边啃，把嘴唇染成黑褐色。要是夏天，燥热难当，每人还得先来一瓶冰镇的“北冰洋”牌汽水，一毛五一瓶，另加退瓶押金一毛，喝进去打出来的嗝是热的。切好的西瓜一毛钱一芽，凉水里拔过，冰牙，解暑。馋虫喂饱，神清气爽。临走手里再拿根儿小豆冰棍，感觉离共产主义不远啦。
史铁生喜欢看电影。清华的电影票和粮票一样，没地方买，大学各个系里按教工人头配给。计划经济公平合理。母亲在建筑系替工会负责分配电影票，有些教工因病因事主动放弃，剩余的票就带回家给我们，不过常常是偏座或者站票。有一次带史铁生进清华大学礼堂，我指着门厅上方的牌匾说，你看这“新日文人”四个字，像是日本话，干脆换成“改过自新”，说完自顾自的笑起来。铁生眯缝着小眼睛，看着牌匾说，我看这行字好像应当从右向左念吧，“人文日新”好像更念得通。我说一定是写字的人故作玄虚，反念正念都行，让人猜。几十年之后，细看了清华历史，才知道这是清华1926级毕业生赠送母校的牌匾。“人文日新”中的“人文”二字源自《易经》，“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概指人类一切文化创造；“日新”一词典出《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为每天都要革故鼎新。清华大学的创新精神源远流长。
看完电影，铁生照例和我们一起去照澜院合作社买零食，从大礼堂向南走二百米左右，是一座白色的洋式牌楼，称为二校门。大礼堂与二校门之间有一个宽阔的椭圆形草坪，面积几乎与西大操场相当。毛茸茸的绿草在园丁的照顾下长得旺盛，唤起语文课文中朱自清散文《春》的意境，恨不得跳进去打几个滚。草地两侧各有一排展览橱窗。有一次，正赶上纪念校庆的展览，其中有两幅放大的彩色照片。那时科技还很落后，大幅彩色照片极其稀少，印象来得深刻。一幅照片中，几个穿着连衣裙的漂亮女生斜坐在大礼堂前的草坪里，背景中的礼堂圆顶和大理石门柱勾画出希腊建筑的典雅风格，姑娘们像一簇簇鲜艳的花朵，在幽绿的草地上开得烂漫；另一幅照片里，昂首阔步走着一排男女大学生，手里各自拿着一卷卷设计图纸和T型工程标尺，自豪的神情里张扬出对未来的憧憬，背景正上方是二校门匾额及上面《清华园》三个楷体字。浪漫与事业齐飞。铁生细细地在橱窗前来回端看了好一阵，我们半天没说话。遐思奔涌。
史铁生打赌输给我六根冰棍。一次，史铁生和我们几个清华子弟去大礼堂看电影。那时的电影战争片居多。《铁道游击队》、《渡江侦察记》、《上甘岭》、《东进序曲》、《英雄儿女》、《南征北战》，冲锋号吹响，我们和解放军一起跳出战壕，成为战斗英雄。敌人丢枪卸甲，落荒而逃，多么狼狈、多么解恨。可是，每次“正片”上映前必然会有“加片”，无非是些纪录片或者千篇一律的新闻简报：南方水稻丰收、亚洲某国领导人访华，和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干。这次进门早了，又是站票，我们站在礼堂过道上胡乱说着话，故意大声嬉笑。距开演还有十来分钟，时间过得真慢，期待的心情像一根被慢慢拉长了的橡皮筋。铁生突出奇想，眼睛里眨着坏笑对我说，你敢上舞台给咱们表演“万教授端碗”吗？模仿残疾人万家煌教授端着碗一瘸一拐走路是我的拿手戏（清华大学万教授有神经痉挛症，手指不会打弯像鹰爪，拿着碗到公寓食堂打饭，走路姿势与如今赵本山《卖拐》小品中范伟的走相类似），每每和铁生及同学们去合作社买吃食，心情好的时候，我冷不丁就走出几步，逗得大家拍手笑，路上的行人回头看。我受到关注，得意非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功课不如人，总得有点绝活，不然谁跟你玩？由此得了铁生赠与的外号：“人来疯”。
此时，礼堂里差不多坐满了人，教授、职工、家属，等着电影开演，人声嘈杂。铁生接着说，你要是敢一腿长一腿短瘸着在台上走一道，我给你买六根儿小豆冰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冰棍似乎在我燥热的口中融化。怎么不敢？豁出去了！我抬起腿从舞台侧面上台。全场突然寂静下来，观众想必是发现了鹅毛绒的紫色幕布前出现了一个抽搐着前行的“老者”。我右手像鹰爪一样，端着一只虚拟的碗，数百双目光射过来，令我兴奋莫名。我弓着身子，一探一探的脚步越发抽搐得夸张，台下有的孩子情不自禁鼓起了掌。不出两分钟，舞台上的即兴“表演”结束。我周身披挂着全场的目光，跑向同伴的方向，像是得胜回营的将军。没想到铁生和几个同来的发小看见我过来，拔腿就跑，好像我身上带着瘟疫。我在礼堂的入口门厅处追上朋友，大家笑成一团，铁生哆嗦着用手指着我说，我服了你了，你可真敢不要脸啊！这“不要脸的故事”成了铁生调侃我的口实，随后几十年经常拿出来“损”我，招惹得朋友们动不动就让我表演一回。
史铁生办事稳重，特别好脸面。1969年去延安下乡前，铁生参加了街道办的“红医工”培训班，学会针灸和诊治头疼脑热。到了村里带着我和曹博、子壮等一起访贫问苦，拿着《赤脚医生手册》给老乡看病。没想到一周后的一大早，生产队长张国祥推开我们住的窑洞门对铁生说，“我婆姨奶疼哩”，让他去给年轻媳妇看奶。铁生听了一阵发怔，鼻头泛出了紫色。不但“红医工”培训班不教如何看奶，而且那时十几岁的少年谁见过真人的乳房，想起这两个字都脸红心跳。想必是他突然记起来我的“不要脸”特长，连忙指着我对队长说，他行，他会看！把我派去出诊。晚上回到窑洞刚一进门，铁生忙问我看得怎么样。我一五一十说了一遍。队长媳妇生娃娃坐月子，一侧乳房发炎，越肿越大，比对侧的奶大一倍以上，皮肤涨得晶亮，用一条宽布带子吊起来，疼得咿呀呀妈妈呀的乱哼哼，一宿一宿睡不了觉。我把削铅笔用的旧刮胡子刀片放在锅里用水煮开消毒，在肿胀的乳房皮肤上猛地一划，开了一个大口子，接出来大半碗脓血。后来，队长咂着嘴，把院子里的狗唤进窑洞。狗跳上炕，打扫“战场”，把我不小心洒在炕席上的脓血哈赤哈赤舔净。现在婆姨的奶已经基本不疼啦。铁生被我讲的故事唬得半天没合上嘴，鼻头上渗起细汗在油灯下泛出光。连说你小子从来没治过就敢动刀子，胆子也太大了，治坏了怎么办，不懂装懂脸皮真厚。我回答说，要脸没用，脸又不值钱。接着，大言不惭放出一句狂言：今天咱就是外科主任。这件小事被铁生记在了心里，引用在他的文章《我的轮椅》中：“双腿瘫痪后，我才记起了立哲曾教我的‘不要脸精神’，大意是：想干事你就别太要面子，就算不懂装懂，哥们儿你也得往行家堆儿里凑。立哲说这话时，我们都还在陕北，十八九岁。”2009年，铁生又送给我一首打油诗，起手是“开始无早晚，坚定不要脸……”，骂得我亲切异常。
也许正是性格决定命运。铁生和我的性格相反。对自己的要求高，做事一丝不苟，写文章充分思考，反复掂量，是他一生成就的重要品质。柳青说他写作时搅动心血，不遗余力，用字力求准确恰切，惜字如金。铁生夫人陈希米告诉我，铁生对自己作品要求之严格几乎有完美主义倾向。就拿《我与地坛》这篇散文来说，改了许多遍，自己还不满意，在寄给杂志社的前夜还考虑干脆枪毙算了，一首百年绝唱险些被扔进了字纸篓。铁生能把灵活的文学语言和严密的哲学逻辑完美地结合起来，抽丝剥茧、追问生命本质，在思想上独树一帜，这都得益于他性格中对于品质近乎刻薄的追求。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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