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知青文化的发展需要各有关方面的合力
——兼论知青文史资料征集的重要意义
从一定意义上说，知青文化是对知青运动的一种科学总结。这就决定了这是一项结构复杂、头绪繁多的工程，也是一项无论我们怎样努力，也难以在自己手中圆满完成的工作。但我们必须为这项工作尽可能地打好基础，这就是将我们各自了解的知青运动资料收集起来，以为知青文化的长期研究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史料。 这是一项紧迫而又繁重的工作，随着广大知青的年龄渐高，必须以“抢救”的态势抓紧进行，否则必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但这又存在一个现实而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就广大知青中的多数人而言，还比较缺乏这种文化的自觉。而要将大家的积极性普通调动起来，又必然要有一个长时间的过程，而资料的收集工作却时不我待，这就迫使我们在发动广大原知青的同时，还必须寻求一个更为简捷有效的途径。
一
知青文化研究与其它文化研究一样，都有一个对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创作、发表的流程。而对知青文化研究而言，其中“收集”的环节，具有非同一般的紧迫性，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这是因为：（1）从年龄上说，原知青现已60——66岁不等。而这种年龄，从抢救文史资料的意义上说，已是时不我待。（2）知青了解和掌握的历史资料，有许多还未曾披露。而这些至今还秘藏在大家心中的资料，又可能是最真切、最感人、最鲜活、最独特，因而也最有知青文化价值的，不能随人去而湮。（3）如果不将这些珍贵的资料留存下来，知青文化必会失掉许多深入研究的依据，并会因此而影响到它的底蕴和丰采，甚至会降低它存在的价值和传承的可能性。 我们为在“抢救”知青文史资料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有必要参照或借鉴政协文史委在文史资料收集方面的成功经验。我们知道，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一九五九年在周总理倡导下开展起来的。而那时文史资料的提供者（包括前清遗老、民国政府要员和高级将领、著名社会活动家、民族工商业者及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的年龄，大致在40余岁到60余岁之间，平均年龄就是50岁左右，显然比我们现在年轻得多。即便这样，周总理当时已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因为这项工作不能一蹴而就，而需要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所以，即使我们现在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也绝不为早而略显为迟。更何况，那些政协老人们的文化功底和参与热情，远非我们这些知青所能匹比。。 在文史资料抢救的问题上，周总理的远见学识固然令人折服，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者的工作精神和工作业绩也十分令人敬佩。众所周知，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从1959年始到上世纪末的40年中，各级政协征集到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20多亿字，从中编辑出版了10多亿字的各类文史资料图书。另外，还有七八亿字的库存。李瑞环同志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期间，又决定把文史资料存稿的选编作为本届全国政协文史委的主要任务，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完成了26卷本近3500万字的选编。这就使将来编修民国史有了很好的参考资料，必会因此而产生许多传世的名著。 政协文史委当年面对的征集对象，单从文史资料征集的意义上说，与我们今天面对的广大原知青颇为类似。这就能使我们设想到，如果从现在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把知青们“三历”的事实和反思的理念完整地记录下来，一定能给当前和今后的知青文化研究提供很大的助力。
二
我还由此想到，我们有关知青文史资料收集的难度，远比当年政协文史委的工作难度为大。因为如今一无如周总理那样权威人士的倡导，二无如政协文史委那样的专门机构负责，三是知青没有当年统战对象那样易于号召，四是这一研究领域尚有未曾开放的禁区等。而这些现实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不但现在几无解决的可能，即便将来，也还是个难解的未知数，因此不能怀抱任何奢望。所以知青文化研究工作，只能立足于现实的条件和可能，紧紧地依靠已有这种文化自觉的知青、知情者、传媒和研究机构，先行一步地开展起来，才能使知青文化建设获得可持续发展。 延安北京知青文化是黄土知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黄土知青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就是延安北京知青和山西北京知青。当年这两支参与“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大军，采用的都是直接而分散的农村插队形式，这就构成了黄土知青文化的全部底色和主要特点。 黄土知青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北京知青无论在延安插队还是在山西插队，所享受的条件都比其它地区为好。至于延安地区对北京知青的照顾情形，因笔者在其它文章中已说过很多，故在此不再赘述。至于北京知青在山西插队情况，据曾在那里插过队的同学反映，其中许多地区的条件也还是可以的。山西，当时既是工业和资源大省，又是农业和人口小省。这就决定了对那里北京知青的照顾与安排，既具有现实的可能也是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那里的知青分配较早，且没有发生过大的动荡。 但延安插队知青与山西插队知青相比，却有着一个明显的政治优势，那就是延安革命历史文化得天独厚，处处焕发着举世闻名的延安精神。北京知青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锻炼成长，显然是经受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再教育”。 总的来说，延安与山西插队情况相仿佛，知青们的心态比较平和，与当地人民的感情比较深厚，对“青春无悔”的体验也比较深切。所以以他们的插队经历和心路历程为基础形成的黄土知青文化，与黑土知青文化和红土知青文化相较，显然更能反映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成果，更能体现与此有关的理论、政策，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研究意义。 延安知青文化作为黄土知青文化的一个夺目的亮点，其研究意义自不待言。所幸的是延安各有关方面对此关注得较早，且经过长期持久的努力，这才产生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并初步形成了知青文化研究的理想格局。
 三
目前，知青文化研究队伍主要由部分知青、部分知情者和有关媒体、有关研究基构四部分力量组成。其中知青和知情者，既是知青创作的主体队伍，又是知青文史资料的主要来源；而有关研究机构和媒体的作用，则是为之提供理论、宣传和深度研究的支持。因此，他们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必须形成一种合力。 事实求是地说，延安知青文化能够不间断的发展，主要还是依靠这些机构和人士的大力支撑；如果只片面地依靠少数知青，或许这项事业早就夭折，至多也不过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对此，我认为有必要展开说明一下这些积极因素的重要作用。比如，延安市政协文史委，就将知青运动资料纳入文史资料的收集范围，并较早地进行了整理研究和结集出版，为以后的知青文化研究提供了可信的范本。其近期出版的两卷本《回首青春》，在北京知青界产生了较大的轰动，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知青们回首再忆和动笔写作的热情。再如《华圣文化》期刊，自2006年开辟“知青文化研究专栏”以来，至今已发表了不少有关知青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近又拟从中选文结集出版，且已受到广大知青的热情期待。据我所知，许多原北京知青不仅喜欢这个专栏，而且爱读本刊的其它所有栏目。这是因为他们不仅关心自己的插队历史，而且关心延安整个的历史文化，更关心延安今日之发展。对知青文化投以同样热情的还《延安政协》、《社区文化》、《延安日报》、《延安电视台》等媒体。 另外，广大知情者对知青文化的热情关注与积极参与，也是促进这一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知情者，大多与北京知青年龄相仿，因此基本都还健在。他们与北京知青之间，或曾是插队时甘苦与共的伙伴，或曾是工作时朝夕相处的同事，或曾有过难忘的师生之谊或师徒之情，或曾有过难能可贵的上下级关系，如此等等，难以尽言。更为难得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本身就是知青，无论是插队知青或是返乡知青，都与北京知青有着天然的缘份和相似的命运，因此相慕相知甚深。 这些为数颇众的知情者，对与北京知青共同经历过的插队运动，可以说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既是局外人又是局中人，所以感受特别真切。我还发现，这些知情者在参与知青文化研究方面，有着许多北京原知青难以替代的优势：一是他们的文化素质普遍较高，且有程度不同的写作能力；二是他们一般都有较强的记忆力，回顾往事往往如数家珍；三是他们很重情感，至今还珍惜着与知青的那段友谊，并对昔日的时光保持着亲切的记忆。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会成为知青文化的积极支持者、热情关注者和认真参与者，必能以他们了解的故事和固有的真情为知青文化增光添彩。如《回首青春》和《华圣文化》中的许多回忆文章就是出于当地知情者之笔，从而充实了各书的内容与内涵，受到了北京知青诚挚的欢迎。 笔者在这里拟强调：在诸多知情者中，特别应该提及的是当时与知青工作有关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不但了解插队运动的始末，动态及相关政策，而且熟悉知青中的代表人物和他们典型事迹，同时对知青工作和知青群体有着一种很深的历史情结。从宏观的角度说，他们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真正知情者，是那段历史岁月最有权威的见证人，更为难得的是，他们在古稀之年，又对知青文化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并做出了可圈可点的贡献。如原延安地区革委会主任许效民同志、原延安市人大主任张志清同志，都在这方面产生过重要著述，从而为知青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政策和事实依据。 我们由此可知，如果没有知青、知情者，研究机构和媒体这种四位一体的格局，知青文化活动肯定是发展不起来的。单靠知青勉强开展起来，也是坚持不下去的，甚至会中途夭折。因为它缺乏一种广阔而坚实的群众基础。所以我坚定地认为，即便将来知青参与知青文化的积极性被广泛地调动起来，仍离不开这种“四位一体”的发展格局。因为只有各有关方面形成合力，才能使这种多元性文化的发展获得强劲的、永不衰竭的动力。
 四
当然，这样说，绝不是否定知青在这种文化发展结构中的主体作用。事实上，知青的这种主体作用，也是其它方面所无以代替的，因为离开了知青这个主体，便没有知青文化可言，更没有对这种文化研究的必要了。 我认为，知青在知青文化中的主体作用，表现在对知青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创作、传播等各个方面，但最重要的还在于对挖掘和整理这两个环节的把握。因为我们已馀年无多，其中可以勉力工作的时间更是有限。因此，再容不得四平八稳、从容不迫；而极需把我们亲历、亲见、亲闻的资料挖掘整理出来，才不致使这些资料随着我们生命的逝去而消散。若能如此，便是对知青文化尽到了自己起码的责任和义务。对此，每个人都不应无动于衷，而要有一种庄严的使命感。 然而现在，就知青总体而言，我认为，这种文化的积极性还是远远不够的，主要表现在：一是许多人对往事虽有深刻的记忆，却将它们视为个人的隐私，因而讳莫如深；二是对知青文化的意义理解不够，只看到这个运动的普遍意义，而看不到自己个人经历的特殊意义，因而底估了个体资料的独特价值；三是满足于知青间的一般性交流形式，如网聊、聚会、联谊、回访等，而缺乏对知青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深入研究的兴趣；四是一味期待国家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结论，而不知这种结论只能产生于知青文化研究的结果或归宿而不是在之前；五是有些人由于自己的身份地位和生活境遇的变化，已不太看重自己插队的那段经历甚至早已将它淡忘；六是个别人在插队中有过某种不幸的经历，并成为终身的隐痛，一直缺乏回首再望的勇气；七是不少人文化程度偏低，文字功底较差，虽有表达的欲望却能力不逮，又未得到相互间的帮助与鼓励。而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绝不是一般性的号召所能轻易改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思想甚至是心理的障碍，所以注定要有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而知青文化的发展又是时不我待，这就迫使我们在耐心期待中又必须别寻途径。 延安知青文化发展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几个较为有效的途径：一是坚持“四位一体“的发展格局，立足于现有的骨干力量，稳中有进地开创知青文化研究工作的新局面；二是依靠骨干人员的带动作用，使骨干队伍不断扩大，波次递进地向前发展；三是与北京知青研究机构扩大交流，保持呼应，强化对北京知青群体的引动作用。从以往的经验看，这三个途径不但是现实的而且是可能的。如《华圣文化》的北京知青作者，在数年间，由一两个发展到十来个就是一个明证。如这支创作队伍中的周福生、付和平、孙仲荷、刘二顺、拓随姓、杨军等，过去都没有创作的经历，但在必要的启发、鼓励和辅导下，都在该栏成功地发表了自己的作品。特别是孙仲荷，竟在数年间陆续发表作品11篇之多，不但引起北京知青网的关注，还成为延安炼油厂职工创作队伍的骨干。这种情况难道还不足以鼓起我们的信心吗？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使延安成为全国知青文化的首善之区。
2012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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