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知青历史文化研的现状与展望座谈会”纪要 李彦姝、王童、陈永有、曹晓华（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生）录音整理
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校改
时间: 2011年3月26日9:00-11:30
地点:上海桂林路200号上海师范大学外宾楼101会议室
张刚（上海知青网）：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今天出席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知青历史文化研的现状与展望座谈会”的各位嘉宾。他们是浙江省社科联主席蓝蔚青，辽宁省知青文化研究会会长于立波，江苏省镇江市知青文化研究会会长石耘，北大荒国际旅行社集团总经理沈强，“北京知青网”站长兼总编姜成武，原新疆欧亚草原丝路研究所所长张志尧，中国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委员会宣传处负责人胡景南等。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候选人周鸿刚，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筹备组组长、上海市教卫纪工委书记阮显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会副会长候选人杨剑龙，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会副会长候选人朱政惠，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范伟达等。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候选人周鸿刚讲话。
周鸿刚（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同志们好！今天非常高兴，因为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了，承蒙各位远道而来向我们研究会祝贺。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事一直是由阮显忠书记在筹备，但因阮书记是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并认为研究会会长应当由科研机构或高校人员来做比较合适，所以我就临时被推到了会长的位置上。
首先，我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其次，作为东道主，请允许我非常简要地介绍一下我们上海师范大学的情况。上海师范大学是地方重点院校，成立于1954年，至今已有57年的历史。上海师大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和教委党委的领导下快速地发展，其发展速度在整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是比较快的。目前，我校有本科生两万三千多名，研究生五千多名，外国留学生每年两千名左右，成教学生有一万三千多名。目前，整个学校的师资比较雄厚，教师约有一千八百名，其中教授两百八十名左右。目前，作为地方院校，我们学校的文史哲都是一级学科博士点，二级博士点约有42个，硕士点76个，本科专业82个（数量位居上海市第二）。我们上海师大的专业设置目的是为上海的经济社会服务，所以我们的专业设置努力适应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目前，整个学校的定位是以教师教学为特色、文科见长、文理工协调发展的研究型综合性大学。作为师范院校，我们的师范生大概占到学校人数的25%，华师大的师范生大约占到40%。上师大有两个校区，徐汇校区是校本部，另外还有奉贤校区，那里同徐汇校区景色一样漂亮，欢迎大家到我们新校区去指导工作。
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挂靠在上师大，这对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是一种机遇。知青的历史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如果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能把这段历史更加认真地加以总结研究，这对我们学校的学科建设也是非常有利的。特别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和从事知青研究的同志们，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刚刚成立的研究会给予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在这里，我对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所有筹备人员的如此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感谢！特别是阮显忠书记，作为上海市教委党委的领导，一直全身心地投入在研究会的筹备工作中；包括我们这么多教授和同仁们，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最后，衷心祝愿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圆满成功！祝愿各位专家在上海师大的这段时间生活愉快！
张刚：下面请上海市教卫纪工委书记阮显忠致辞。
阮显忠（上海市教卫纪工委书记）：各位嘉宾、各位朋友，我想很简要地向大家介绍一下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的筹备情况。研究会是在上海市的老知青、老领导、人大副主任周禹鹏同志和市宣传部副部长、当时的社科联书记潘世伟，现任社科联党组书记沈国明的直接参与和领导下，在各方面的帮助关心下建立起来的。这项筹备工作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讨论定位，即讨论研究会到底做什么。首先，我们的学者和知青中的有识之士都认为现在很有必要对知青阶段做一个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但是这个研究不是由个别的专家来开展的（而是应当由一个组织来承担），只有这样才能把这段历史真正保存好、研究好，所以很有必要成立知青研究会。其次，我们的很多知青组织、知青群体在开展知青文化活动的时候，总觉得组织十分松散，他们迫切希望有一个组织能够很好地把知青文化做好，所以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成立是众望所归的。但是，我们在到底怎样定位研究会这一问题上还有反复，最后上海市社科联给出了科学的指导意见，认为知青研究会主要应当进行有关知青问题的学术研究，也可以开展一些相关的文化活动。这样，我们研究会的定位就确定了，相应的我们研究会的名称也就确定了，即“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这个名称既文气、目的也更明确。
第二阶段是确定研究会的人选阶段，要求研究会成员必须与研究会的性质相符合。对于会长、副会长的人选，开始市有关同志提出会长由市人大副主任周禹鹏同志担任，但是这很复杂不太好办。最后考虑到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是以学者为主，那么会长理应由学者来担当，所以我们的周鸿刚书记成为会长是合适的。还有大家看到，副会长的人选主要是学者专家以及具有一定研究成果的老知青，理事的人选也是由一些专家和方方面面关心支持知青研究的知青企业家以及一些知青活动的积极分子组成，比如今天到会的张持坚先生。会员也有一定的条件，目前已有一百多名会员，这里不做详细说明。
第三阶段是材料审批阶段，这其中有一系列的规范性操作和要求，也一定要符合社团管理局的要求。我们做了很多反反复复的筹备工作，从开始到现在耗费两年多的时间，最后我们得到了市社科联的批准以及市民政局社团管理局的批准，终于要在今天下午召开正式成立大会。
在整个筹备期间，研究会还开展了一系列其他的工作。其中有几个主要活动，我向大家汇报一下：第一，我们在上海美术馆组织、参与了知青油画展。这是一个具有首创性的、由各方面有知青背景的画家参加的、以知青为题材的油画展，这个油画展参展人员层次非常高，而且中国美术馆收藏了其中的很多画。它也开创了中国美术史的一个先例，就是一个题材由很多画家一起来参展，而过去都是一个画家或几个画家拿出不同题材的作品来参展。总之，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活动。
第二是知青学术研讨会。2008年12月，是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组织了知青学术研讨会。它是由上海社科院和复旦大学历史系等一起组织召开的，有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参加，另外还有一些国外研究者包括一些研究生也都参加了。在此研讨会的基础上，编了一本论文集，几乎把以前知青研究的主要成果都作了汇集。有些评论认为它带有某种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是我们在上海图书馆开展了一系列有关知青的讲座，效果也是很好的。
第四，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知青文化活动，比如在瑷珲，我们组织了广大人员积极参与和支持“知青博物馆”的建馆和开馆活动，上海有一千多名知青参加了开馆活动。因为这是目前中国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知青博物馆，是经过中宣部批准和审核的博物馆。同时，我们还组织了一些很高层次的知青文化考察团，到哈尔滨、黑河等进行一路考察，考察团员包括凤凰卫视原主持人曹景行等。我们组织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了解知青当年的情况，很多考察团员被当地老百姓对知青的感情所感动。
再有，我们组织参加了诸如“哈尔滨之夏”之类的很多知青艺术节和知青联欢活动，我们还参加了上海知青自发组织的一些活动，包括上海奉贤区知青广场的建设活动，等等。其中有一项特别需要向大家报告，这就是我们参加了黑龙江上海世博宣传活动周，这是省市馆中有八百多名知青参加而且有知青代表发言的活动周的开幕式，这是破天荒的，气氛非常热烈。正因如此，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特别给我们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颁发了一个“特别贡献奖”的奖牌，这是研究会得到的第一个由省委省政府颁发的奖牌。之所以向大家报告以上活动，是想向大家说明我们在筹备期间还组织了很多活动，其中也得到了大家的积极支持。我们希望今天下午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以后，能够得到大家更多更广泛的支持，大家一起联手把知青研究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张刚：现在我们请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金大陆教授，把我们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今后的研究规划简单地向大家汇报一下。
金大陆（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各位来宾，受领导委托，向各位汇报一下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筹备期间以及成立以后打算进行的学术研究。通过在筹备过程中的一些会议和联络，我们形成两方面的思考。
第一，我们认为从区域知青史着手进行知青研究是可行的、也是行得通的。我们知道，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知青输出地，新疆、黑龙江、云南、安徽、吉林、内蒙等等地区是接收上海知青的接受地，我们打算从区域的角度入手，对知青输出地上海与众多辐射出去的接受地之间知青往来的情况进行研究。因为这里面有地缘和人员关系，有很多地缘和人员的往来；这里面还有过去经历和经验的汇合。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构架和思考着手，那么在这个方面就可能做出比较扎实的东西。
第二，我们从理论上判断，就是现在各个省的、县的包括我们上海市的很多档案馆都存在着大量的知青档案。这些档案没有被很好地开发和研究，要知道，在很多年前去看这些档案还是很艰难的，比如当时上海档案馆的档案就要有两个局级单位的证明才可以看。现在上海档案馆一大半的知青档案已经处于开放状态，包括浙江省的知青档案也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开放状态。所以如果我们能把这部分开放的档案利用起来、进行研究，那么我们的知青研究可以在理论上上升一个很高的台阶。
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将着手进行以下几个项目的研究。第一个项目，是我们想编撰一个规模比较大的知青史料选，它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方志的辑录，这是因为我们发现“文革”以后、改革开放以来修志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而上海的方志馆大概是除国家方志馆以外收志最全的方志馆，它收录了全国各省市的方志，我们想借此编撰一个《中国新编方志、知识青年史料辑录》，把各省市、各兵团的方志当中有关知青的史料辑录下来。为此，我们打算整理成七大卷的规模，这是根据当时的行政区划来划分的，这七大卷分别是东北卷、华北卷、中南卷、华南卷、西南卷、华东卷以及直辖市卷。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工程完成并出版，将对全国的史料研究做出很大贡献。当然我们也为此做了一些前期工作，我们调查过整个黑龙江省的方志档案。有的方志编得非常全，里面知青资料很多，从下放的人数到政策的演变到管理到疾病到犯罪，都记得很全；但是有的方志一点都没有记载，比如兰考，虽然上海就有专门到兰考的知青，但是我们查了兰考的县志，上面没有一点知青史料。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如果把七大卷的知青史料辑录出来，将会对整个中国的知青研究做出巨大的推动。第二部分，我们想做上海档案馆馆藏知青史料和上海区县档案馆史料的汇总，这项工作个正在联系当中。以上两部分的研究主要是金光耀老师和我在运作负责。
第二个项目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朱政惠教授主持的“中国知青研究概论或知青研究概述”。朱教授是在学术史、史学史方面很著名的专家，他专门研究史学史理论、研究学术史理论。他想要通过“知青研究概论或知青研究概述”，把知青研究的脉络、线索梳理清楚，同时建立概念体系。这样我们在理论上就有了一部“知青研究概论或知青研究概述”的专著，它在学术史和概念史的意义上进行梳理。
第三个计划，是杨剑龙教授关于整个知青文化史和中国知青文学的研究。杨教授表示，短短这几年间就有四五十部知青小说被创作出来。杨剑龙教授是上海文学界和上海文艺评论界的高手，所以杨教授主要就从知青文学和知青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杨教授这里成为一个研究重镇。
然后还有一个项目就是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的黄洪基教授这里，关于知青口述史、关于知青文化与青年文化互动的研究，也成为一个研究基点。
另外，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要偏重从社会学角度去做研究，他们的研究者也很出色。
以上是我们大致将要开展的研究的总计划。实际上我们还有个体会，就是这些研究的工程量是很大的，它需要资金和能力，需要物理上的设备和资金，需要人力上的技术和智慧。这些物力人力当然很重要，但相比之下，我觉得责任心更重要。所以大家听到我们的计划时，都认为这是一个工程量很大的功德无量的工程，那么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数年的坚持和努力，争取把这些研究做好，从而对知青研究做出贡献。
我就汇报到这里，谢谢。
张刚：我们座谈会的上半段就把我们研究会的基本情况跟大家简要地介绍了一下。现在请大家先去合影，稍后我们继续发言。
阮显忠：下面我们开始进行上午座谈会的下半段，我们的题目是“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的现状与展望”，我们先请辽宁省知青文化研究会会长于立波来说一说。为什么要请于会长先说呢？因为辽宁知青文化研究会是目前全国以知青名义成立的经过批准的省一级研究会的第一家。为什么确定这样的题目呢？知青研究有很多话题，但是限于上午时间有限，我们希望在研究会即将成立之际，多听听大家关于研究现状和展望的分析，也希望大家为研究多提出一些建议，以便研究会成立以后能更好地展开工作，希望各位能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进行发言。下面就请辽宁省知青文化研究会会长于立波先生发言。
于立波（辽宁省知青文化研究会会长）：首先我代表辽宁省知青文化研究会、知青网对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的顺利诞生表示热烈的祝贺！辽宁知青研究会成立一年半以来，所走的模式与上海知青研究会是相同的，都是省级社科类的知青社团，都有一个社科类管理部门和挂靠管理部门。你们的挂靠管理部门是上海师范大学，我们挂靠的是辽宁经济干部管理学院。你们的社科类管理部门是上海市社科联，我们是辽宁省社科联。研究会成立的审批程序中，要拿到6个文件，你们已经完成了70%。目前你们拿到了上海市社科联关于筹备这个会议的批复，当会议开完，你们把文件报上去以后，再获得上海社科联正式批准登记注册的文件，然后到上海市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进行法人社团的登记。因为是知青组织，政府对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我们社团审批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到现在为止运行了一年零三个月。现在的省民政厅和社科联对知青组织学术研究范围予以放松，但社团活动有所限制，并且控制人数，限制大规模活动，对社团刊物和载体进行限制。
我们申请以辽宁省知青文化研究会的名义来创办一个刊物不予批准，这里面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所以就打了一个擦边球，我们直接与法国国际ISSN联系，国内刊号拿不到，先拿下国际刊号。那么为什么要创办一个我们共同的知青杂志呢？目的只有一个，把知青文化传承下去。我们这几年研究的方向，就是在追溯一代知青历史，挖掘一代知青文化，发展一代知青经济，弘扬一代知青精神。我们通过东北大学、辽宁大学、辽宁省社科院、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等机构来确定下一步的研究课题。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由社科院、社科联、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术团体构成，层次很高，刚才介绍的研究方向，也值得我们研究会学习和借鉴。根据议题，我们搭建研究框架。在我编著的《中国知青文化史研究》里，有我对知青认识的八大理念，知青是中国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是一个特殊群体，知青可分为广义知青和狭义知青，今后工作的突破点就在于把广义知青这个群体吸收过来。这部书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审了2个月，国家出版署审了2个月，再报到中央党史研究院审了4个月，前后一共审了8个月，现在刚刚被批准出版。东北大学邀请我去讲课，我是把知青文化、企业文化结合起来进行讲解的，把广义知青作为一个重要的题目来讲。再一个就是知青的定位，知青是一个忠诚度极高的品牌，所以在我这部书里，对知青的定位进行了着重的描述。研究知青文化，首先要确立它的核心价值观。
我是从1988年开始研究知青文化的，从近二十年来我们辽宁的一些专家学者一起交流和发表的作品来看，知青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是知青精神，知青精神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我们认为就是为国分忧的民族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无私奉献的主人翁精神和执着进取的时代精神。那么知青精神是怎样塑造和培养起来的呢？这就涉及到从初潮、高潮、落潮近四千万的下乡知青以及被遗忘和不被重视的近四千万回乡知青，加到一起的话接近八千万人。对于这些知青，他们付出了什么？他们付出了眼泪，付出了健康，付出了青春，甚至付出了生命！这是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国家一代青年人所无法比拟的一代队伍，这一代人创造了共和国知青的伟大精神！作为知青文化研究的省级社科类的社团组织，我们应该把知青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核心内容去研究，要想推动这个研究，我们应该树立一个推动这个核心价值观的理念，这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完成的，要靠一个知青学术团队的整合力量来完成。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这个团队的成员，我们应该努力去做一名知青文化的学者、知青文化的使者、知青文化的引领者、知青文化的传播者，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将共和国知青的伟大精神这一核心价值体系在后知青时代得到弘扬和发展。谢谢大家。
阮显忠：谢谢于会长介绍了辽宁知青文化研究会的情况，也对我们开展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想法。下面请浙江省社科联原副主席兰蔚青发言。
蓝蔚青（浙江省社科联前副主席、研究员）：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是一个学者，首先我对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社科联是搞学术活动，管学会的，深深感到学会成立的不易。现在对社团和学会的管理越来越规范，所以程序很多、要求很严，筹备工作的工作量非常大。另外，知青问题又很敏感，这样学会的成立要求更高。上海能够成立这样的研究会确实非常不容易。浙江省据我所知还没有酝酿这个事情，这件事情确实非常有意义。知青应该是包括回乡知青，这样整整一代人，在共和国历史上是无法被遗忘的，对今天还是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共十八大以后的中央政治局里，很多领导人可能都有知青经历。大多数知青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退休以后反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历史回忆与研究。
刚才于会长说的知青精神，确实很需要总结发掘，这对于建立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当然意义不仅仅如此，知青历史是我们国家历史尤其是文革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不能一言以概之，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否则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当然研究的难度也比较大，我们浙江有一个学者写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四卷本，一直到他死，写文革的第三卷还是没法出版。我也帮他做了很多努力，包括与中宣部沟通，但是谁也不签这个字，这本书就出不来。好在现在中央党史的二卷已经出来了，就可以以这个为依据来审稿，我们浙江党史的二卷今年也马上能出来了。这二卷中央党史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历史，有些话比较敏感，宁愿不讲不提，也不讲假话。这样研究这段历史就有一个很好的依据，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搞知青历史文化研究就具备了条件，到了一个很好的时候。当然也确实需要把握好政治导向，要按照中央定的党史基调来进行研究，有些问题在近期内还是宜粗不宜细。但是我们首先要把史料积累起来，现在有些问题还要暂时回避一下，使将来研究有材料，而且这一代人也到了抢救史料的时候了，我们的同龄人我们的同事、战友已经有些人去世了，有些东西再不抢救，将来要找就找不到了，所以现在做这个工作还是很有价值的。
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还是很丰富的，一开始大家是自发地回忆自己记忆最深的事，出了很多回忆录，下一步恐怕要有选择，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要收集哪些方面的史料？着重研究哪些方面？我们研究会应该着重讨论一下。刚才于会长提到的知青精神，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研究课题，而且这个课题肯定能得到各方面支持的。当然并不仅仅局限在这个方面，知青群体是折射整个社会的，牵涉到知青的家庭，知青下乡的地方及其影响，知青回城以后的种种问题以及知青的子女等，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研究课题，需要我们做好规划，组织力量一步步有计划的深入研究。搞学会也好，搞研究也罢，财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财力支持很多事情想做也做不成。好在我们学会一开始就考虑这个问题，也争取了一些热心研究知青的企业家的支持，很多企业家本身也是知青，下一步也可以申请国家的社会规划经费、省市的社会规划经费、社科联的科研经费，通过这些途径取得经费的支持，现在国家的社会规划经费额度是比较大的，几万甚至十几万，还是能够做点事情的。于会长提到的知青品牌也很能吸引人的眼球，怎么样把这个品牌做好，从中取得经济上的支持，也值得研究。另外，能不能以我们这个研究会为基础，从上海到周边省市，逐步扩大合作，至少可以把一批热心人集合起来，然后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值得探讨。我是上海人，我也愿意在浙江方面做些工作，希望把我们的研究会越办越好！谢谢大家。
阮显忠：谢谢我们兰主席的建议和介绍，希望以后能有很多很好的合作。下面我们请镇江的知青文化研究会会长石耘女士发言。
石耘（镇江知青文化研究会会长）：谢谢各位。我们镇江知青文化研究会这次一共来了3个人，常务副会长和秘书长也都来了。我们非常高兴并祝贺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成立，也祝愿大会能圆满成功。刚才听了各位的发言，我们非常振奋，我们大多是1968年年底到1969年下乡的，到农场的比较多，上山下乡40周年的时候各个农场都在办纪念活动，大家就提出一个问题，40周年以后还办不办？我们就提出成立一个知青活动的平台。当时由三个农场发起，由民政部门正式批准的时间是2009年11月16日，挂靠于社科联。我们的成立大会是在去年的4月11日，到现在将近一年。我们办会跟高层的办会有所不同，我们的方针是依法办会、勤俭持会。我们的群体性活动包括为知青服务、知青文化的研究，给知青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我们不是进行单纯知青文化的研究，因为纯知青文化研究对于我们镇江这样的小城市而言是办不到的。但是，既然是知青文化研究会，课题就显得特别重要。研究会一成立，我们首先确立研究课题，去年的课题是“知青文化元素的构成”。我们把课题报到社科联以后，作为社科联的研究课题，他们也给我们课题经费。我们今年的研究课题是“知青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知青文化如何融入当地文化以及对当地文化起到的作用。
研究会成立一年以来，我们的活动是比较频繁的，我们下面有分会，本地的知青基本上都可以来参加，当然我们也适度控制人数，现在有400多名会员。我们研究会下设三个分会，这三个分会以三个主要农场为主体，把其他的知青插在各分会里面，以便满足所有插队的知青。总会的副会长基本上就是分会的会长，我们有长期机构，有办公场所，实行坐班制，秘书长和常务副会长坐班，整个研究会运行比较正常。我们总会设立了几个部，分别是会刊部、办公室、活动部、网站管理部，为了给知青搭建一个可以倾诉心声的平台，我们创办了镇江知青会刊和网上论坛。每年的活动内容非常丰富，以分会为基础，总会和分会联办，有大型活动也有一般活动，去年的大型活动有成立大会、红歌会。今年是建党90周年，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比如我们网站开设了一个90周年的网上倾诉窗口，再比如受社科联委托由我们牵头的建党90周年论文征集活动，另外还有一些课题和座谈会等。
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我希望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以后，能够引领所有的知青，在知青中起一个示范作用，作为一个旗帜和标杆，来把知青的这一代精神、这一代文化、这一代历史传承下去。我们省辖市和省级市的研究会各有各的特点，我们期待由你们来牵头，我们会积极参与。这次来参加这个会议，让我们大开眼界，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学习的机会，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交流和研讨。谢谢各位。
阮显忠：
谢谢石会长给我们介绍了镇江的一些研究状况，也谢谢你为我们即将成立的上海知识青年文化研究会提出了建议和希望。下面请在这方面颇有研究的专家，原新疆欧亚草原丝路研究所所长张志尧先生发言。
张志尧（原新疆欧亚草原丝路研究所所长）：我谈三点想法。第一点，我认为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成立是中国知青研究史的一座里程碑。这个会的成立具有一定的官方背景，有官方背景的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有5年前成立的香港知青联，他是中联办支持的，而在上海要办这样一个知青研究会，难度很大，我觉得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的筹委会具有超大能量、超大智慧，能够走到这一步。我认为我们这个会要研究的对象，应该包括中国知青研究最强大的主力部队——中国边疆知青，上海知青有去新疆、黑龙江、内蒙古以及云南的，边疆知青研究在知青研究里面含金量是非常大的。我想在日后，中国的历史会把上海知青研究会的一些功绩留在史册的。
第二点，谈谈我的知青情结。我是研究欧亚草原、丝绸之路、古代游牧文化的，但是1997年的电视剧《年轮》的主题歌《天上没有北大荒》触动了我，使我想起自己是一名知青。我承办过国际会、主办过全国会，我想我有能力来搞知青研究方面的工作。去年，在张刚等同志的鼎力支持下，我们在新疆石河子成功举办了全国15个城市知青代表参加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名人的比例相当高。知青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要筹办这样一个会议非常困难，但是在最后，兵团的一个副司令、组织部长给我们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他说，在新疆兵团的红色经典中，知青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结束之后，我们整理了一本会议论文集《大时代的记忆》，这本书汇集了六七十篇文章。我和我爱人整整忙了2个多月，虽然很辛苦，但是其乐融融。这本书集中了中国5大边疆地区的论文，有北部边疆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南部边疆的云南和海南，学者、名家、大家、专家、教授、公众人物和代表人物的文章在整本书里占了70%。作者的知名度很高，可读性很强，有很多老照片，画面很有震撼力。
第三点，我谈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认真拜读过金光耀、金大陆两位老师关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论文集，也拜读过刘小萌老师写的《中国知青口述史》，我申请的课题是《中国边疆知青口述史——以新疆、内蒙古、黑龙江、云南、海南为例》，我打算把南部边疆、北部边疆分上下卷，每个边疆区采访20个人，最后筛选到12个人，口述的对象要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口述的内容要有相当的故事，两者缺一不可。以相关的专题来搞，利用2年左右的时间先把成果拿下来。现在我的课题组专家有刘小萌、郭小东、邓贤，我本人对新疆这方面很熟悉，2005-2007年我在兵团采访了9个师二、三十个团长，收集了2000多幅六、七十年代的老照片。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边疆，但是对中国边疆知青这个概念不是很了解，这是个新领域。我为什么说边疆知青研究的含金量最大呢？据专家分析，去边疆的知青，前后的心理落差反差特别大，他的人生选择磨难也最深，所以最有含金量。以我自己来说，我从上海同济中学毕业西行万里到新疆，主要是受到父亲的影响，我的父亲参加过淞沪抗战、九江战役。去新疆后，我当过伙夫、马车夫、矿工，最后没有失去自信、没有趴下，最后成为一名在中外学界比较有影响的研究员，在日本九州考古学杂志上连载长篇论文，这对我父辈早年在抗战中与日本人肉搏差点殉国是个最大的告慰。我想干知青研究这件事，因为我觉得这是个历史责任。我把成果拿下来以后，你们上海师大或者社科院觉得这个成果好，就可以纳入到你们的盘子里边。我真心诚意愿意参加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我觉得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能打大仗，能打恶仗，最后能打胜仗。我想这是我为研究会做的一个独到的贡献。最后有点希望，我想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成员应该是主流社会的精英成员，我只是希望在你们处庙堂之高之际，也适当把历史研究与现况调研有机结合起来，当然比重有大有小。希望你们多关注弱势群体，边疆知青中间有很多弱势群体，这是中央党校的精神，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新疆维稳的一个重要基础。谢谢各位。
阮显忠：谢谢张先生。张先生的事迹令我非常感动，到天山去，经受苦难，然后成长为一个很有名的专家，希望帮助我们这个研究会，非常谢谢。下面我们请中国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委员会宣传处负责人胡景南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胡景南（中国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委员会宣传处原负责人）：今天很高兴能接受邀请来参加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海是我们长江的龙头，也是我们全国知青的“大哥大”，我们对研究会经过很多努力即将宣布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南京方面，大家也知道有一首《南京知青之歌》，流传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在张刚等上海知青朋友的努力下，任毅新作《<知青之歌>事件始末》已经确定在上海社科院出版，并且很快就会在上海和南京两地举办首发式，这也是知青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南京知青文化研究会从去年5月开了第一次筹备会，也一直在筹办中。最近我也跟南京的社科联和民政厅在联系，把有关的材料都发给他们了。这次来呢，也学习了很多经验，不只是上海的，还有辽宁的、镇江的成功经验。回去以后我们还要就一些具体问题立即开会，进入实质性的阶段。关于知青精神，我是用16个字来总结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国分忧、为民解难。尽管有一些不同意见，但这完全是正常的，大家求同存异。我们希望借助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的东风，把南京知青文化研究会很快成立起来。当然我们南京的各方面条件比上海要差得多，但是我们要努力，要以我们知青长期的、一种永不退却的行动，来为知青的文化发展和理论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第一要合作，第二要办事，第三要办成事、办大事。谢谢大家。
范伟达（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我也是个知青，老三届。1968年我们到黄山茶林厂，1974年回上海，1977年入复旦，后来留校任教，现在正在讲授文化大革命的课题。我对今天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提出三点不成熟的看法。一，我们知青的历史文化研究应该放入共和国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中研究，因为知青运动是文革的高潮。尤其是研究知青运动在我国从文革到改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要总结知识青年历史文化这笔财富。二，我们要从各个视角，包括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角度对知青历史文化进行学术研究。上阶段我在复旦开了个“乱与治——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学分析”的课程，学生们很感兴趣，不仅在走道上坐着听，还有的站着听了两小时；北京的学术视频在我们复旦网站上看到有这个讲座，专程赶来录像。所以，我们从不同学术角度对历史文化进行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文化的发展。刚才金大陆教授已经做了很多的部署，包括从理论角度的、历史角度的、史料抢救角度的，我觉得都非常重要。我最近在写一本书叫做《中国调查史》，这本书是我们上海市市委宣传部文化基金会的立项。因为我是中国社会学会方法研究会的会长，我觉得要对我们中国调查的历史进行总结，以上是我的第二个想法。
第三个想法是，我觉得我们的知青研究要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进行。一个国家的发展关键在于人才，所以我们国家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教育部和我们教育界都在研究：为什么共和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的77、78级大学生现在都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为什么这两届大学生被培养得如此优秀，能够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我们都在总结这个历史经验，在我看来，77、78级之所以如此优秀的原因，还不是因为他们是从“文革”过来的，还不是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知青？所以，我们的知青研究要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进行，我们要总结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对我们中国人才的培养是最有效的。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我们可以认真研究的课题确实相当多。
记得当年，我和金光耀教授、朱政惠教授都是黄山茶林场的战友。现在，作为一个从事“文革”研究的老知青，我很高兴能在阮书记、黄秘书长和张刚董事长的组织下，在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这个平台上，为知青历史文化研究做一份小小的工作。谢谢大家。
沈 强（北大荒知青佳木斯联谊会负责人）：我带来的这本画册，是中国佳木斯市知青文化建设的巡礼，这次过来向大家征求意见。我们市委书记对知青的事非常重视。有几位同志上次去了知青文化节知道，市委书记下令全市放假，整个街道挂上标语，知青打着旗子在街上走。所有的宣传都是关于知青的。这些材料包括知青的建筑、设计，市委书记市长都亲自过目。我们非常高兴这次到上海来参加这个会。我是老知青，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究会的成立说明知青的地位在提高，历史在承认，这是我们的尊严、我们的骄傲。我们研究它、历史研究它，我们才会被承认，这是一。
第二，明确我们知青要干什么？知青怎么定义？希望研究会能把它定好。知青就是忠诚，对祖国人民忠诚，这句话就把什么都概括了。我在黑龙江北大荒，那个百万知青最艰苦的地方，上海知青到那边去给当地注入了许多活力，包括知青精神和对这种精神的传承、知青的激情等等，我代表黑土地感谢上海知青！
第三，我们作为知青该怎么做？我们应把知青精神传承下去，注重“后知青”效应。把传统纳入红色教育计划，我们佳木斯市准备把它作为一个红色教育基地，形成一种文化遗产。我现在在学习大城市怎么建立一些红色教育机构，我们佳木斯市委市政府准备做高层联谊会，请市委书记市长等亲自挂帅，综合协调，旅游局做具体工作。通过知青文化的宣传、知青经济的发展，拉动地方产业发展。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工作做好！
姜成武（北京知青代表，北京知青网站长）：首先，我代表北京知青网对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成立表示衷心的祝贺！继辽宁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后，在上海这个重要的城市又正式成立了这个研究会，意义很大。因为，从全国知青总体分布情况里来看，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四川、重庆、浙江、辽宁等省市是“知青大户”，都在百万人左右。上海、北京、天津还有浙江、四川等地的知青有个特点，那就是知青的分布是跨区域的；尤其是京津沪，知青分布涉及到黑龙江、吉林、内蒙、云南、山西、陕西、新疆、江西、安徽、贵州、江苏以及宁夏、甘肃、河北等全国十多个省区；而其他省区基本都是本省内安置知青。跨区域知青人数多、涉及面广，所以研究这段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对于知青历史文化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我国开展得有些晚了。
在继辽宁、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之后，北京的知青文化研究会也正在积极的筹备和申办当中。我们会积极的吸取辽宁、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申办成立的有益经验，尽快通过批准早日建成北京知青文化研究会。研究会成立后，对知青历史文化的研究，要充分利用历史档案的作用。目前，据我们所知，市区档案还很多，但有不少资料已大量流失，如果再不积极及时地去抢救挽救，知青的历史资料恐怕都不全了。另一方面，应当看到，整理这些历史资料任务相当繁重，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如何做好这项研究工作，落到实处，我的看法是，以现有的专家学者为核心，尽快扩充队伍。 另外，对于知青文化研究也应要有些明确定位。原来很多人谈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总是争论“对与错”的问题，以及“有悔、无悔”的问题，反而对这段历史所产生的知青文化知青精神认识梳理和研究得不够；有些人总是从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出发谈知青问题，因此未能从历史客观的角度来认识研究这个问题。怎样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历史审视者的我们，不应带着个人的情感情绪来评价这个问题。这个研究会，在我看来，就应是个单纯的社科学术课题研究项目，这样才能从个人情绪中摆脱出来，细致地划分和整理。按区域划分来进行整理和研究，这个思路是对的。1993年我在中国作协编辑部做编辑工作，我曾提出个建议设想，做中国知青史的研究编辑出版项目。当时中国作协的领导对我说，做历史研究不是写小说，需要有相当的时间和毅力，要有大量充分的历史资料和数据；那时我就意识到做这个工作的工作量会很大，同时需要一个很大的团队才能完成。不但要持之以恒，也要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和研究能力。 知青文化历史的研究是一门很深的学问，“50后”是我国建国以来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群体。返城初期，知青面临生存问题；改革中期，大部分知青下岗待业，这些都是关键时期。第一个阶段是上山下乡阶段，78年到88年是返城阶段，第三个阶段是88年到98年的“再奋斗”阶段。这三个阶段应当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时期。知青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怎么细分？内涵是什么，表现形式又有哪些？这些，都需要我们很好地去深入研究。因此，我希望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后，同全国各地多多交流沟通，共同把我们的知青历史文化研究工作做好！ 刘肖强（浙江知青联谊会、浙江东海知青网）：我是浙江知青工作站的。我们搞知青工作多年，与上海知青交往很多。我原是上海知青，后来到杭州工作，在杭州工作期间知青情结特别深。我想讲三点：
第一， 向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成立表示祝贺！
第二，简单讲下浙江知青工作几年来的进展，今天宁波知青网网站站长也在。原来有个浙江省知青联谊互助中心挂靠在省公益事业基金会下面，但由于原联谊会主任的逝世，联谊会也就不存在了。但是我们没有停止工作，继续在为知青的活动做一些基础工作。2004年杭州知青组织专列回访黑龙江，2005年组织浙江知青艺术团参加2006年的音乐会，2008年参加佳木斯市知青广场建成典礼，这个广场建设的发起者就是我们。在2004年去佳木斯市回访时，当时我找了他们办公室王主任，以浙江省知青联谊互助中心的名义给他们发函，要求在佳木斯建一个知青雕像纪念我们这代人，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功。我们把杭州知青捐的一万三千多元寄给了佳木斯市政府。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下了大力气，把沿江的轮船码头港务局都拆掉，盖了个两万多平方米的知青广场。这个广场的发起、筹备到建设完工，我们浙江知青做了许多工作。08年我们去佳木斯市时，他们对我们十个浙江知青代表特别优待，在这里我要表示感谢。知青工作多年搞下来，太累！我还为此得了糖尿病。但我有这个情结想把我们这一段人这段历史固定下来。今天上海成立了这个研究会，我由衷地高兴。我们建了三个知青网，浙江知青网、钱江知青网、东海知青网。
第三点，许多人出于个人目的搞知青工作，鉴于此，希望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能把研究会的精英、热心者组织起来，让知青文化历史研究工作健康地发展下去。还有知青群体进入“后知青”时代，许多情结、故事的延续是在“后知青”时代，今天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也就是继续“后知青”时代。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翟承妹（黑土地公益基金会代表）：首先代表黑土地公益基金会衷心祝贺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关于今后做什么我谈几点。一是要抢救、挖掘、搜集、积累知青文化的历史资料，积累起来供我们的孩子做研究。二是要研究知青文化精神。三是要弘扬知青精神的核心价值。四是要传承，我们作古后知青文化谁来做谁还有兴趣做？我们的精神值得传承下去。再有，楼伟华先生这些年一直在支持上海知青的历史研究工作，一直在支持《黑土地》杂志，在这里向他表示感谢！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阮显忠：楼先生本人不要任何名份，一直默默出资支持知青工作，我也代表上海知青感谢他！
朱政惠（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我补充一下，刚才大家都谈得很好，我本人也是知青，后来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现在在华师大工作。我所学的就是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我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当代史学史和当代史学发展。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对方方面面的史学动态都很关注，其中一个就是知青史，它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课题。以前我和金光耀教授两人合编了一本书，名为《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10000个上海人》。之所以编这本书，一是出于对当代史学研究和反思的角度，二是出于对当代历史探索和分析的角度，想把这个历史存下；但是后来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非常值得研究。
现在，对于知青史，我考虑有五个问题可以研究。第一个是知青史研究的形态问题。目前有关知青史的研究有以下一些研究形态：知青研究著作、博物馆的建设、档案的收集、各种各样的研讨会、知青团体、网站，等等。在我看来，这是个有价值的研究问题。
第二个是知青著作研究的发展史问题。刚才我已经收到于先生的书，实际上知青史的著作现在有很多，包括定宜庄的、刘小萌的，等等。实际上，这些著作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要研究这个过程是怎样过来的，要研究这些专家学者到底持有什么思想、什么观点、什么方法。这同样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第三个是知青研究的观点的问题、方法的问题和理论的问题。实际上，大家刚才已经提出很多问题了，包括怎么样看知青史的问题、知青的标兵、知青的核心价值等等，这些都是知青史研究当中所出现的种种观点、种种思想和种种理论，都值得我们反思和探讨。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值得重视，比如口述史的方法、区域史的方法、身体史医疗史研究方法，等等，种种方法都已经提出来了，这都是值得总结的。
第四个，就是大家担心的知青研究今后怎么发展的问题，实际上这是“知青学”的教育问题。我以前在研究知青问题时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到目前为止，在所有文学类和史学类的论文里面，文学研究方面博士、硕士论文都有不少，史学方面有关知青研究的只有硕士论文、没有博士论文。现在我得到了一个消息，就是金光耀教授今年招了一位博士，专门培养他做知青史学的博士论文。实际上，如果知青研究要长久地发展下去，就一定要建立一门“知青学”。我以前提出过建立“知青学”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现在还在考虑。“知青学”能不能存在，它怎样发展，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大家能够想通并且做起来的话，知青学就会像敦煌学、甲骨学、上海学等等学科一样，得到建设和发展。
第五个问题就是知青研究的走向问题，这正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我们只有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了，今后怎么走才能清楚。通过知青研究，我们不仅要发扬我们的文化，而且要把这个历史遗产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很好地总结和探索起来。我想简单地就谈这些，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阮显忠：各位来宾，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做出的精彩发言，既为我们的知青研究介绍了情况、提供了方向，也为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将来怎样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建议。
大家都知道，知青年代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它具有很长的时间跨度、涉及了很多人，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段特定的历史。这段历史有它的缘起，有它的发展过程，也有它的结束，但是实际上知青这一代人并没有结束，所以说我们还有后知青时代。正如大家所言，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不仅要研究知青历史的缘起和结束，可能更要研究它的过程；因为知青历史的过程是被称之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主体，它的内容更为丰富和复杂，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正因为知青历史有很多人参与、有很长的时间跨度，它才非常丰富和复杂，产生出很多内容和观点，值得我们很多人投入大量时间去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既需要我们这些热心于知青研究事业的专家朋友们的研究，更需要我们年轻的后代们的更深入的研究。也许我们这一代人所进行的知青研究存在一些欠缺，相比之下，后人的研究也许更为客观、准确和全面；但是，作为我们这些老知青、作为我们这些有志于知青研究的人，有一个责无旁贷的责任，那就是我们一定要保存好知青的历史，决不能让它散轶或流逝，要防止后世想要研究知青历史却没有资料可供他们研究的问题出现。
当然，作为我们这些有责任的知青、作为我们广大的知青群体，我们的知青精神更值得弘扬。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研究知青的现状，更需要研究知青的精神，它是需要传承的。此外，我们既要弘扬知青精神，也要关爱我们的知青群体；其实我们开展的很多活动就是对我们知青群体的一种关爱，我们满足了到了一定年龄阶段的知青群体们的精神需求。
还有一点，我们的研究也好、文化服务也好，都要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而非借此发泄我们的情绪，这一点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对于已经到了一定年龄阶段的知青来说，我们的活动可能会越来越少；这对于研究却是一件好事，我们有了时间，可以集中精力地进行研究。所以，从知青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因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档案会更加开放、头脑会更加冷静、思考会更加全面、研究会更加深入，后继研究者也会一批批地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相信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成立，会使我们知青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得更大的发展，所以非常感谢各位。我们希望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以后，能够成为沟通知青问题研究和知青文化活动的一个桥梁，能够为我们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以及相关活动构建一个平台，能够成为展示我们知青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和知青精神的窗口和舞台。我们希望能在各位的大力支持下把知青历史文化研究的事业做好，希望能为总结好我们共和国的这段特定历史出力，希望能帮助我们国家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到启示，希望能为国家的更好发展做出贡献。
今天我们“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的现状与展望”座谈会就开到这里，谢谢大家。
2011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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